蔡先生治學，從不迷信權威，從事實出發，不斷挑戰權威。他對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花了很大力氣批判，解放初就出版了《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補編》，還著文批評梁啟超對袁枚的不公，著《王船山思想體係》一書，糾正章太炎、梁啟超、熊十力、錢穆、侯外廬等人對王船山的片麵誇大之詞。1963年秋，我在複旦曆史係完成了研究生畢業論文《論1657年後的顧炎武》（按：正式發表時定名《顧炎武北上抗清說考辨》），通過大量史實考證，推翻了梁啟超、章太炎以及當代某些史家的顧炎武北上抗清說。從係裏把論文提綱打印出來，征求各大學曆史係以及學部曆史所的意見，到1964年4月我的論文答辯會上（按：我的導師是陳守實先生，畢業論文由他指導，當時中國古代史教研組的負責人朱永嘉也參與了指導。朱在“文革”中栽了，被判重刑，那是後話了），都存在著明顯的分歧。黃雲眉先生、吳澤先生、李旭先生等是支持我的觀點的，但也有一些先生持反對意見，李學勤、張豈之二位聯名的意見，對我的論文完全否定。在答辯委員會主席周予同先生主持下，經過答辯、投票，我的畢業論文通過了。但這場爭論，引起了蔡先生的注意。他向係裏要了一份我的論文打印稿，看後，約我到他家長談。他熱情地鼓勵我說：“你的論文引起爭議，這是好事，就怕文章寫得不痛不癢，我讀完文章了，你敢於糾正前賢及時賢的論點，很有說服力！我支持你，文章由《複旦學報》發表。”我聽了很感動，這時《複旦學報》的主編正是蔡先生。雖然此後不久，“四清”來了，“文革”來了，左風猖獗，文章未能在《複旦學報》刊出，直到1979年冬，才在《中國史研究》刊出。但蔡先生當年對我挑戰學界權威的支持、鼓勵，我是一直銘記在胸的。
20世紀90年代，國學大師“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我與蔡先生聊起這些人，他正色道：他們一個也不合格！中國的國學大師隻有三個：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一定要說有四個，隻能勉強加上胡適。現在陳寅恪被大大聖化，其實他也不是國學大師；雖然懂不少門外語，看了不少外國書，但中國史書、文獻，仍讀得不算很多。他在一篇文章中說：世界文明無出佛教其右者，這是什麼話？他後來不但向記者發表談話，還寫了文章，公開闡明他的這些看法。我舉雙手讚同蔡先生的觀點。時下的國學大師，不過是學界某些老人——甚至是老朽的紙糊高帽，不值幾文錢。
顧炎武有詩謂：“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蔡尚思老師就是這樣的“蒼龍”、“老樹”。他的雨露滋潤著學生、讀者的心田，他的大量學術文章，是開不敗的花朵。
2008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