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1898—1981）教授是教我們曆史文選、經學史的老師。當年“五四運動”時，他是愛國學生的骨幹，參加了火燒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宅。他待人寬厚，簡直是位好好先生。他在當複旦大學教務長期間，常有外地大學的上海學生找到他家，用各種理由，請求轉學到複旦大學來。其實說穿了，他們的根本原因，是留戀大上海。予同先生心腸很軟，禁不住三說兩說，便同意他們轉學。與我同班的一位姓王的同學，便是裝出一副可憐相，說自己有胃病，不服山東水土，由予同先生批準，從山東大學轉學來的。他與我同一寢室，太了解他了：能吃能睡，身體好得很。
予同先生的隨和，也充分顯示在課堂教學中。他幽默風趣，談笑風生。一次，說起他當年拜錢玄同先生為師，真的跪在地上，向錢先生磕了頭。接著說：“現在多好，我教你們，是你們的老師，但都不要你們向我磕頭了！”他本人、我們全班同學，都忍俊不禁地笑起來。他曾幾次在課堂上笑著說：“中華民族的特點是什麼？我看是吃飯、養兒子。”大家聞之大笑。周先生說：“我不是隨便說的。中國儒家最講究‘民以食為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兩點對中國曆史影響太大了，確實成了中華民族的特點。”1961年冬，在上海史學會的年會上，予同先生發言時重申他的這一觀點後，還開玩笑說：“所以我勸在座的青年同誌，凡是有了朋友還沒有結婚的，趕快結婚。”周先生的這一觀點，“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猛烈批判，被扣上“歪曲曆史”、“汙蔑中華民族”的大帽子。其實，今天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周先生的話，就不難發現，他說的絕非戲言。看來，研究中國曆史的人，如果不懂得中國人自古以來最重視“民以食為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精神傳統，是很難透徹理解中國曆史的。
予同先生從不傷害別人。1958年，意識形態領域越來越左，到處搞什麼“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有一次，在複旦工會小禮堂批判蔡尚思教授。予同先生迫不得已，隻好上台講幾句，卻一如既往幽默地說：“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先生學術思想大傳》，第一頁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相片，上麵還有蔡元培先生的題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讓讀者知道，他跟蔡元培先生是本家吧？”引起哄堂大笑。我想，這樣的批判，絕不屬於“革命大批判”，傷害不了蔡先生的一根毫毛的。當時，除了予同先生，誰又能作這樣的發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