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周予同先生與世長辭了。
從學術發展史的慣例來看，著名學者謝世後，除了他的好友、專家外，往往是由他的高足來寫回憶、紀念文章。而我，說來慚愧，既非予同先生的好友，也無“家”可歸，更不是他的高足；我隻是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受過他熏陶的很多學生中普普通通的一個。但是，自當年7月21日，我在收到複旦大學周予同先生治喪委員會寄來的訃告後，卻一直想拿起筆來，寫一點懷念他的文字。可是，每當想到在“史無前例”的日子裏，好漢們曾經硬是說我是周先生的“高足”，我不禁歎息著，把拿起的筆，又放下了。
15年前——啊，那是什麼樣的年代！上海《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點了周予同先生的名，他被誣為“反共老手”，其主要“罪狀”，隻是他在關於經學史的論文中，說到過曆史上的“批逆鱗”。“批逆鱗”這三個大字，竟與反黨畫上等號，這是善良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從此，已是古稀之年的予同先生，和在這篇社論中被點名的幾位著名學者，立即被打進“牛棚”，受盡迫害、淩辱……
這時，我還在上海某高校教書。十分不幸的是，餘生也晚，當幾乎是一夜之間便使神州空前騷動的狂飆“從天落”時，我還是30歲以下的青年人，除了書本知識外，人生的閱曆太少了，像無數青年一樣，還沒有來得及思索，便卷進了風暴。但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很快便有人將我和予同先生掛起鉤來：一張又一張的大字報、小字報中，無中生有地說我是“周予同的高足”，這一來，按照當時最風行的邏輯，我的罪名當然就頃刻構成了：“反共老手的走狗”、“反黨分子”、“黑幫分子”；我出身貧農家庭，既已成了壞人，當然又多了一頂帽子：“蛻化變質分子！”證據呢？就是在予同先生主編的《中國曆史文選》編注者名單中，也有我的名字。於是，這本書居然作為“鐵證”，高高地掛在大字報區，示眾數天。
今天，每當想起這個“冬天的童話”，我總是感到深深的悲哀。周予同先生是中國經學史的權威，我在讀大學、當研究生時，曾兩次聽過他開的這門專業課程。但是，我對這門在予同先生死後國內幾乎已成為絕學的專史，卻從未下過工夫，連一知半解的程度恐怕都沒有達到。捫心自問，實在愧對老師。
“回首往事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我不禁想起在十年浩劫中唯一一次見到予同先生的情景。那是1967年的春天。有一次，我在離複旦大學大門不遠的國權路上一家小飯鋪吃午飯，剛吃好，放下碗，突然發現在牆角的一張飯桌上，坐著予同先生。我便走了過去，在他的對麵坐下。他低著頭，看著快吃完的一素菜碟，大概是考慮到剩下的殘汁中，還有一點油水，便又向服務員討了半碗白開水，倒在碟子裏，當湯喝了。看著眼前周先生吃飯的這番情景，我不禁感到一陣心酸。他抬起頭來，也終於看見我，似乎愣了一下。該說什麼好呢？在那個年月！望著他那比風暴降臨中國大地前因消瘦太多、顯得十分蒼老的麵容，我低聲問他：“您身體還好嗎？”他淒然地搖了搖頭。我又問了一句你吃得這樣差，現在每月給您的生活費是……我的話還未說完，他便歎了口氣說：“很少。”接著，又搖了搖頭，走了。
真想不到，這竟是我此生中見到予同先生的最後一麵。此刻，他在小飯鋪低頭喝湯——不，應該說是水——的情景，在我的眼前浮動，與我記憶中留下的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初期的予同先生的印象，是多麼的不同啊！
予同先生是個坦率、真摯的人。在課堂上，他旁征博引，說古道今，談笑風生。人民藝術家趙丹在拍攝以先烈聞一多為素材的電影時，為了塑造好為民主而捐軀的老教授的形象，特地跑到複旦聽周先生的課，領略這位老教授的氣質與風度。在20世紀50年代，他擔任複旦大學教務長，行政事務相當繁忙。但是，他在上課時，從未遲到早退過。他很重視學習馬列、毛主席著作，堅持唯物史觀的重要性。但是，他公開承認：“我年紀大了，工作繁忙，很少有時間學習經典著作，雖然讀了幾本書，但學了不會用，沒有能跟自己的業務結合起來。”並以欽佩的口吻說：“我們係的陳守老（指陳守實教授），馬列的水平很高，真了不起！”在史學界，人們往往把周予同先生和周穀城先生，稱為上海的“東西周”。這兩位著名史學家，在60多年的風雲變幻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早在“五四”運動中，他們就曾經並肩作戰，一起參加了示威遊行，並參加了火燒趙家樓的鬥爭。有一次，予同先生在複旦工會禮堂，給曆史係師生作“五四”運動的回憶報告，一開頭，就笑著說：“今天很可惜，穀城先生因有事不能來，要不然我們兩個人可以一唱一和！”他在課堂上，有時也說起周穀城先生：“在我們中國當代史學家中，一個人寫出中、外兩部通史的，除了穀城先生外，還沒有第二個人。他是文、史、哲都精通。以後你們到了高年級，如果係裏開不出專門課，找穀城先生好了，他能開出好幾門。反正他是萬金油，可以隨便搽的。”說著，便哈哈大笑起來。然而，他絲毫沒有要我們去盲目崇拜周穀城先生的意思。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說：“成為曆史學家其實也不難，這要看你功夫花得怎麼樣，方法是否對頭。有時抄書也能抄出史學家。古人如南宋袁樞，發明紀事本末體，著《通鑒紀事本末》，就完全是抄書成‘家’的。今人如穀城先生，他的《中國通史》，主要就是抄趙翼的《廿二史剳記》。到你們畢業時，也會成為史學界的小專家的。”今天，就我而論，在史學研究方麵，並未作出像樣的成績。但在當時，聽了予同先生的話，確實是深受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