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有不少人，都稱道予同先生是位具有“古道心腸”的忠厚長者。葉聖陶、周穀城、陳守實、趙景深等前輩學者，在困難的時候，都曾經得到過他的幫助。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趙景深先生在一度失業後，工作就是由予同先生介紹的。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從事農民運動的周穀城先生被迫亡命到上海，幾乎身無分文，找到予同先生家裏，他立即熱烈地向穀城先生伸出雙手，給他解決了吃、住問題。不久前，亡師陳守實教授的夫人王懿之先生，曾給我看她寫的回憶陳先生的文章初稿。其中，說到抗戰結束後，陳先生拖著一家人，回到上海，貧病交加，又正是多虧予同先生，為他奔走，找到教席，才使一家人的生活有了著落。
予同先生對同輩的學者、友人，始終懷著深厚、熱烈的感情。對於郭老，他說：“他當科學院長，我舉雙手讚成！”提到範老，他說：“範文瀾同誌對經學有很厚的根基。他的《文心雕龍注》，可與乾嘉學者的著作比美，是一部傳世之作，真叫人佩服。”鄭振鐸先生不幸因坐機失事遇難後，他悲痛地說：“老友中又少了一位。鄭先生研究中國俗文學史的成就，可以說舉世無雙。鄭先生遇難，中國學術界損失太大了！”更使人們難以忘懷的是，在文痞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發表後，全國掀起誣蔑吳晗先生的黑浪中，予同先生在《文彙報》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公開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正氣凜然地說：“吳晗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很了解他，是個清官，他不會反黨！”在“黑雲壓城城欲摧”之際，周先生的這番話，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死者如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周予同先生，作為“五四”時期青年學生火燒趙家樓的骨幹、解放戰爭中反蔣愛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簡稱“大教聯”）的主席；作為給文化出版事業立過汗馬功勞的開明書店的襄理、複旦大學的著名教授；作為給我們留下專著的經學史、教育史的專家，他是不會被曆史遺忘的。我們在深深地懷念他。
1982年2月5日夜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