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老很重視師生情誼。即以我而論，不過是複旦曆史係一個普通的畢業生，而且從大學到研究生的八年多時間裏，與他並無私下往來。但1978年，我為了工作調動事，去求教對我非常關心的譚其驤先生。譚師考慮再三，說：“穀老的麵子最大。最好請他給胡喬木同誌寫一封信。”我說：我與穀老並不熟，而且1964年批判他時，我也寫了文章。譚師說：那是市委、黨委布置的，你敢拒絕嗎？穀老才不會計較這種事呢。譚師還特地給穀老寫了一封信，誇獎我一番，請他務必幫忙。
我持此信去泰安路穀老的家登門拜訪，受到他的熱情接待。說起陳守實先生，他歎息道守老很可憐，是被氣死的，沒有‘文化大革命’，他不會生食道癌，最後被活活餓死。對於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與他結下深誼的、被上海學術界與他共稱“東西周”的周予同先生，他更是不勝唏噓，說：“予老可憐啊！眼睛失明，把他拉到曲阜批鬥，嚇壞了。他頭發很長，指甲也很長，原先都不肯剪，怕有人害他，還是我與太太一起去，哄著替他剪了。他一聽到我的聲音，眼淚就掉下來了。”我說起他在報刊上發表的古詩。他笑著說那是打油詩。年輕時，我喜歡跳舞，現在老了，跳不動了，就寫詩。工作時要緊張，工作完了要放鬆。穀老是多麼坦誠。
雖然，穀老認為沒有必要專門給喬木寫信，並說進京開會見到喬木時，一定幫我說話。而事實上，在尹達同誌和北京、上海市委的領導劉導生、王一平同誌的關心下，不久我就辦好了調進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的手續。但是，穀老的談話，仍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穀老進京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後，暫住中組部招待所。我受《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編委會的委托，去請穀老題書名。他滿口答應：“要得，要得。”並深情地說吳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61年我進京開會，他特地請我吃飯。那個時候困難哪，要不是他請我吃飯，哪裏能吃到那樣好的飯菜？說著，當場就用毛筆寫了書名。後來，我受人之托，幾次寫信給他，為書籍、縣誌題簽，他都寫來寄我。值得一提的是，穀老給朋友、學生寫信，從來都是親自動手，而不用秘書代筆，包括賀年卡。他身居高位，平等待人。有次我代表《中國史研究》寫信向他約稿，他很快回信，寄來文章。他的信，外人看了，不會看出是老師寫給學生的，而會認為是寫給朋友的。為師不以師自居，這並不是每位老師都做得到的，何況是名重當世的穀老。他的信、賀卡，我一直保存著，如今成了珍貴的紀念品了。
1990年深秋，我應邀參加故宮的學術討論會，與穀老不期而遇。他是坐著輪椅來祝賀的。我去向他請安，交談中，他歎息道：“我現在跟康大姐一樣，腦子還清楚，就是不能走路，沒辦法。”看著他消瘦蒼老的容顏，我不禁黯然神傷。但沒有想到，此次見麵，竟成永別。
周穀老是史學家，也是哲學家。得知他逝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哲人不再。是的，像一片葉落，像大海退潮，像星辰隱去，像鍾聲漸遠，周穀老走了，走得那樣平靜。他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永遠也不會從這個世界消失。
1996年12月21日下午於方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