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複旦大學課堂秩序極好，上課前，班長要按花名冊一一點名。但盡管如此，仍有同學悄悄流動到別的年級，甚至別的係去聽課。我就曾經溜到髙年級去聽抗日救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1902—1971）教授的課。他教的是世界近代史。時正夏日，酷熱難當，不少同學神情倦怠，有的竟已打起瞌睡。王先生見狀，立刻說諸位，現在我開始講拿破侖與約瑟芬的戀愛故事！全體同學立刻眼睛一亮，豎起耳朵。王先生非常生動但很扼要地講完了這段舉世聞名、扣人心弦的故事後，馬上就轉入正題，繼續講課。情緒既然已經被鼓動起來，當然再沒有人打哈欠、睜不開眼皮了。從這種小事可以看出，王先生不愧是位著名政治家，他是深知如何在關鍵時刻去鼓動人們的情緒的。他曾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後來留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教授政治學，後來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成了政治活動家。
王先生的口才很好，嗓音洪亮。1955年，他在複旦大學禮堂作紀念抗日戰爭的報告，說到他曾去鼓動張學良抗日，語重心長地問少帥：“張先生，別說報國了，難道你連令尊大人的仇都不想報了嗎？”少帥默然無語。他的報告，不時激起一陣陣掌聲。
王先生對學生、對年輕人是很關心愛護的。他的助教結婚時，王先生買了一隻大衣櫃做賀禮。這在幾十年前，是相當可觀的禮品了。1957年後，他不幸被打入另冊，貶到資料室工作。我當研究生時，隨中國古代史教研組活動，特別是政治學習。王先生也參加這個組學習，這樣接觸就多起來。有時向他請教一些問題，他總是一邊吸著煙鬥，一邊耐心解答。“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王先生即被誣陷，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逮捕，關在提籃橋監獄，後含冤病死獄中。
幾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學請我去她家吃飯，她的丈夫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人幾乎家喻戶曉的楊仲池。在1967年夏天的上海柴油機廠事件中，他被“四人幫”逮捕，橫遭迫害，直到“四人幫”粉碎後，才被平反，調來北京工作。與老楊交談才得知，他在提籃橋監獄時，與王造時先生關在一個房間。雖然當時王先生已經年邁，並患上黃疸病，身上浮腫，仍然偷偷地教老楊英語，傳授給他很多知識。這樣的誨人不倦，真可謂“春蠶到死絲不斷，留贈他人禦風寒”。每當想到像王先生這樣對我們國家、民族曾經立有大功的政治家、大學者、好老師，最後竟慘死獄中，即感到悲憤難平。
1992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