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友馬雍教授生前常跟我聊天。馬兄口才甚佳，嗓音洪亮。有次我恭維他的口才，他連忙說：“我的口才算什麼！我看當今史學家中，沒人能趕上譚其驤（1911—1992）先生。我聽過他的課，也聽過他的學術演講。條理分明，生動活潑。”1955年秋至1964年春，我在複旦大學曆史係攻讀，多次聽過譚先生的講話、報告、曆史地理課。“四人幫”粉碎後，更過往從密，我可以證實馬雍兄盛讚譚先生的口才極佳，絕非虛譽。1958年“大躍進”時，譚先生是曆史係係主任。當時很時髦的一件事是學生給老師、係領導提意見。我所在年級的兩位未免過於天真的學姐，給譚先生提了一條意見：“我們畢業後，有可能去當中學教師。但係裏從不開曆史教學法這門課程，將來我們上不了講台怎麼辦？”譚先生當眾答道：“你們放心好了。我雖然沒學過曆史教學法，但教了幾十年書，從來就沒有被學生轟下台過！”我們聽了都哈哈大笑，包括那兩位學姐。
1959年春，史學界因為郭沫若先生寫了《替曹操翻案》而掀起了討論曹操的熱潮。譚先生基本上對郭老的論點持異議，在複旦工會禮堂為全係師生作《論曹操》的學術演講。談到史料上記載曹操先後兩次攻打徐州，殺人太多時，譚先生說：“固然‘多所殘戮’、‘雞犬亦盡’之類的記載是形容詞，難免誇大。就拿‘雞犬亦盡’來說，總不會在一場大戰後，打掃戰場時，有人突然驚叫一聲：‘喲，這裏還有一隻雞呢！’”全場立刻哄堂大笑。譚先生說：“盡管如此，《吳書》、《魏誌》等史料記載曹操大量殺人還是可信的，郭老予以否定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用亡友謝天佑教授的話說，曆史地理學“是在典籍字縫裏做文章的大學問”，頗費考證工夫，相當枯燥。但譚先生講這門課時，從來不帶講稿，至多帶幾張卡片，各種地名的沿革了如指掌，娓娓道來，談笑風生。哪怕是炎夏，學生也沒有一個打瞌睡的。
譚先生對“左”深惡痛絕。我曾問他對三位故人的評價，他分別回答：“左”，“也左”，“更左”。對受業弟子，他一向關懷備至，以不才而論。“文化大革命”中我遭受嚴重政治迫害，喪妻。平反後，譚先生及譚師母曾為我介紹小名三妹者，秀麗端莊，後移民加拿大，此事才未成，他親筆寫信給社科院曆史所領導尹達先生，鼎力推薦我，我得以調入曆史所。1979年3月，譚先生進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住國務院二招。他給我來信，要我去看他和周穀城師，知我來京不久，路不熟，特地在信的背麵畫了一張地圖，告訴我怎麼走。這讓我感受到父愛一般的溫暖。此信我至今仍珍藏著。
譚師謝世12年了。望斷南天無覓處……唉！
2004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