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官城和車官城，兩城相望，一個寧靜，一個轟鳴，一個纖纖濯素手，一個蕭蕭聞馬聲，它們共同構成了當時成都一道別具象征色彩的景觀。這裏需要特別提到的是，車官城還是成都最早的軍事工業區，這裏除了製造運輸車輛，還製造出相當多的戰車。而今天的成都，已經可以生產戰機，著名的殲-20、殲-10、梟龍就是成都造。當然要說到車，你會發現車官城的繁盛從古到今都不曾落幕，成都的私家車擁有量已經排名全國城市第二。
商貿集散之都
說到經濟發展和商業財富，古蜀時期成都就已經出現了“市”和“肆”的概念。《蜀王本紀》記載，春秋時老子騎青牛過函穀關，為關令尹喜講《道德經》，講到一半，老子有事要走，就說了一句：“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肆，就是鋪子、商店集中的市場。可見當時，成都已經有商業區的概念。秦並蜀後，專門設置市官進行工商業管理，而且“修整裏闠，市張列肆”，劃出相對集中的商貿區，類似現在的春熙路、鹽市口、太古裏這種商業區。到了漢代，成都的商業發展更是突飛猛進。據揚雄《蜀都賦》的描述，當時成都一共有十八道城門，“四百餘閭（裏巷）”，“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這是何等的繁華！班固在他著名的文學作品《西都賦》裏，也明確講到，長安的“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意思是作為西都的長安，其郊外的經濟水平和富饒程度已經接近蜀地，可以見得成都商業之繁盛超過西都。
還有一個小故事，可以從側麵讓我們想象一下當時成都的繁華盛況。漢武帝時期，有個修路的蜀地地方官員在開鑿道路的過程中遭遇困難，費了很多人力物力也沒修成，漢武帝就下令要把他問斬。結果這個將死的地方官員說了句“忝官益土，憾不見成都市！”（雖然在益州做官，遺憾的是這輩子連成都都沒去過！）令行刑官員動了惻隱之心，考慮到千裏迢迢跑去成都，時間耽誤不起，就專門布置一個成都微縮景觀，讓他好好看看成都集市的熱鬧繁華，以了卻心願。這個故事聽起來似乎有點誇張，但是可見當時成都大集市對外的吸引力確實超強。而這種吸引力，直到今天依然非常強大，現在很多正在打拚的年輕人，選擇在成都安居樂業，開開心心地做了“蓉漂”。
漢代的成都，在通西域之後，北出金牛，就開始向北方絲綢之路提供適合長途販運、貨值比高的大宗商品——蜀錦；從金牛向西南，在南方絲綢之路上轉運蜀錦、蜀布、茶葉等特產。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牛是名副其實、當仁不讓的南北絲綢之路的交彙點。千百年來，以商貿浸潤的金牛形成了彙通天下的文化特質和與之一脈相承的創新、包容、誠信、友善的文化因子，也奠定了這個城市拚搏進取的基調。
近些年來，在金牛區出土的大量有連續性的文物古跡，如老官山漢墓的蜀錦織機、曾家包漢墓的東漢畫像磚、天回山東漢崖墓的說唱俑，以及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成員在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等，都反映出兩千年前成都作為一線城市的強大實力。時至今日，借著這些曆史文物，仍然能夠讓我們不斷發現成都昨日的輝煌。“煙火人間三千年，蓉城開處自九天。”成都因人而聚，因經濟而發展，也因文化而不斷豐富。作為成都的門戶，金牛區又以金牛道的開鑿，開啟了這座城市往後兩千年的榮光與驕傲。
傳統手工業的消失以及工匠失業，總讓人難免有些遺憾和歎息。但近幾年有一個“手工活兒”越來越不景氣，卻讓人非常慶幸。這個行當是“扒手”，成都人叫“摸哥”，現在“生意”越來越不好做，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人們出門大都不帶現金，不拿錢包了，習慣移動支付。支付方式的改變，是科技的改變，更是智慧的創造。從金沙遺址出土的海貝，到大宋年間獨在四川流通的鐵錢，成都一直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最活躍的城市，聰明的成都人曾經做了一件在中國乃至世界貨幣史上都具有重大影響的大事——創造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交子的出現，在曆史上絕不亞於今天移動支付帶給我們的震撼。這項革命性的創新，注定會在人類貨幣史和金融史上被銘記和不斷提起。
大宋蜀商彙集市
唐朝時，成都已經是當時數一數二的經濟文化中心城市。五代時期，雖然中原戰亂，但成都卻一直處於戰亂之外，因而維持著“揚一益二”的地位。到了宋代，無論是在人口數量，還是經濟發展上，成都依然發展勢頭強勁。作為西南地區蜀錦、絹帛、麻布、茶葉、藥材、紙張、書籍貿易的最大集散地和稅收重地，整個四川在北宋期間的稅賦貢獻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而成都府排名全國第五。華陽人範百祿在《成都古今集記》序中這樣寫道：“蜀之都會，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見謂天府。”經濟的發展讓人們的生活更加豐富，成都人每個月都有不同主題的集市可逛，這種集市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商品交易會。其實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經有了這種主題集市，隻是到了宋代，更有了“十二月市”的固定叫法，可見成都的會展經濟起步相當早。後蜀君王孟昶最愛的妃子花蕊夫人就曾經在她的一首《宮詞》中寫道：“明朝駕幸遊蠶市，暗使氈車就苑門。”想著第二天要去遊蠶市，這位娘娘竟然像個小孩子般興奮得睡不著覺，吩咐人早早準備好了馬車。女人愛逛街看來也是自古有之。據說過去成都的“十二月市”大概是這樣的順序：
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可見成都這個集市的主題很豐富，堪比現在的各種博覽會。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月令集市隻是一種習俗，比如九月藥市也不光是賣藥，隻是以藥材為主，仍然會有其他小商品售賣。
四川鐵錢
如此有趣有看頭的集市，逛的人自然不少。有來看稀奇、看熱鬧的普通民眾，也有前來采購交流的專業商戶。有成都本地的，也有四川其他地區和外地的，在集市上甚至還能看到外國商人的身影。可以說，主題集市彙集了南來北往的各路人等，足見成都經濟的發達和手工業商貿的繁盛。在琳琅滿目的集市上，按現在的話說，人們看到合心意的商品當然是想“買買買”了，可是想“剁手”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當時四川地區隻能用鐵錢。
這種鐵錢不僅麵值很小，而且相當笨重，買賣使用中很不方便。舉例來說：某個大戶人家的小姐，她要上街買一匹蜀錦，一匹蜀錦時價為二十貫，按每貫鐵錢重六斤半計算，二十貫鐵錢重達一百三十斤！試想，她除了要帶個丫鬟跟她走之外，還得雇一個壯漢，手搬肩挑一百三十斤的鐵錢，才能把那匹蜀錦給買回來，這樣的狀況遇上稍微大宗一點的生意簡直就無法進行。
既然鐵錢那麼重，帶起來，花起來都不方便，存儲又占地方，為什麼一定要用鐵錢呢？因為這是國家的規定。宋太祖趙匡胤滅後蜀後，把大量的金銀銅全部搜刮到開封，並對鐵錢采取限製政策，令其不得流通至江北，對蜀地卻又聽任其繼續使用鐵錢，《宋史·食貨誌》記載：“蜀平，聽仍用鐵錢。”同時，也防止四川的銅錢流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基於上述國家經濟戰略考慮，朝廷規定“禁銅錢入川”，所以四川地區隻能用鐵錢。但隨著成都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矛盾也日益凸顯：一方麵，外麵的商戶來成都進行貿易，用的貨幣不同，加上一些商人在其中攪渾水，導致鐵錢貶值，甚至出現十四個鐵錢才能換來一個銅錢的境況，鐵錢的購買力直線下降；另一方麵笨重、價值又低的鐵錢已經無法滿足市場對貨幣流通的需求。而此時，一種新事物正在商貿發達的成都悄然醞釀，呼之欲出。
大夢先覺“私交子”
在經濟發達的唐朝，為解決銅錢轉運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商人們創造了一種“飛錢”。當時各地方政府在京師設辦事處，名為“進奏院”，也就類似現在的駐京辦。進奏院商人在京師把貨物賣出後，將貨款交給進奏院。進奏院就會發一張文牒或收據作彙票，文牒和收據分成兩半，一半給彙款人，另一半寄回本道。然後商人回到本道，合券相符，就可領回彙款，這就省卻了商人從京師帶錢回家和地方政府送錢到京師的折騰和風險。這個憑證就叫作“飛錢”，也是“交子”的雛形。《宋史·食貨誌》中就記載：“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唐之飛錢。”證實交子的產生來源於唐代的飛錢。
北宋的成都，不但有唐代以來的彙兌業務，還出現了類似後來錢莊、銀行的交子鋪。這些交子鋪的主要業務一是彙兌，二是代客商保管現金，也就是那些沉重不堪、攜帶不便的鐵錢。客商把鐵錢存放在交子鋪裏，交子鋪就填寫一張票據交給客商，這個票據相當於現代的存款單。可別小看這張紙，這就是“交子”！它與今天我們到銀行存款不同的是，鋪戶不但不付給存款人的存款利息，存款人反而要向鋪戶繳納存款數額的百分之三作為保管費和手續費，這也就是鋪戶的盈利點所在。
這些鋪戶都是成都本地一些本來就有實體經營貿易的富商開的，所以他們不隻發行交子，也有自己本來的買賣。那些換取了交子的客商在交子鋪老板開設的商場裏買東西，就提出能不能直接用交子購買商品的要求。交子鋪老板也覺得這樣更加方便，況且有利可圖，便認同這樣的支付方式。慢慢地，從一個交子鋪發展到多個交子鋪，有生意往來的交子鋪之間相互認可對方的交子，朋友圈生意也就這樣開展起來，交子也逐漸從存款單過渡到替代貨幣，也就是紙幣。
結果，好景不長，交子鋪戶老板挪用客戶存放的現錢去做生意，買田產，產生兌付糾紛，造成交子整體信譽受到影響。而信譽又是交子重要的生命體征，失去了信譽，交子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宋真宗年間，益州知州張詠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選擇有信譽、可靠的十六戶富戶，隻允許他們發行交子，其他鋪戶不可私自發行。擁有這樣“特權”的鋪戶，除了信譽良好、財力雄厚的條件，還必須承擔成都縻棗堰每年歲修的費用。這種半官方性質發行的，紙質相同、形製統一、印製精美、質量上乘、難以複製，交子一出現，立刻受到商家和民眾的歡迎。這十六戶富商發行的交子，已經不僅僅是存款單，沒有真正的存款也可以填寫發行，交子實際上已從最早的替代紙幣，變成了信用紙幣，已經具有現代紙幣的功能與特點，後世稱之為“私交子”（相對於“官交子”而言）。
成都繁榮的經濟環境孕育了交子的誕生，大夢先覺的成都人憑借驚人的智慧和才智創造了這一金融發明，這比166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發行的第一張歐洲紙幣早了六百多年。這一發明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和世界金融業、商貿業的發展都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時昭示成都自古以來就是財富之城、成功之都。
追尋交子的足跡
2013年財富全球論壇落戶成都，在三天的論壇會議中，一幅《成都交子·彙通天下》的油畫為來自全球的政商領袖與金融精英們，展現了一千年前世界首張紙幣誕生的曆史畫卷。畫麵中的人們正在交子鋪裏用鐵錢等金屬貨幣兌換交子，大家爭先恐後，場麵非常繁忙，形象生動地展現了“交子彙聚財富，財富成就成都”的內涵。
當年的交子究竟是什麼樣子？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世界上第一張紙幣會產生在中國，又為什麼會是在成都呢？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中的造紙術和印刷術，直接或間接地為交子的產生提供了必要條件。作為發明印刷術和造紙術的國家，這注定了第一張紙幣會誕生在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度。而交子誕生於成都，與其異常繁盛的商業和在全國遙遙領先的造紙、雕版印刷水平等密切相關。
成都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造紙中心。唐宋時，造紙業更是達到高峰。當時，成都主要生產兩種紙，一種是用於生活的麻紙，另一種就是用來製作交子、書籍的楮紙。楮，就是構樹。楮紙就是以楮樹皮作為主要原料製造的，這種紙有明顯的特點：一是顏色潔白；二是很吸墨，印刷方便；三是耐磨、耐折，可以隨便折疊，且不易折壞。所以楮紙成為印刷紙幣交子的最佳用紙，後來交子也被稱為“楮幣”。元代有個成都籍史學家叫費著，他就撰有《楮幣譜》一書。
造紙業的發達促進了成都印刷業的發展。唐代中後期，成都已經成為全國主要的印刷中心。國內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印本《陀羅尼經咒》就出自成都。五代時期以及宋代，成都的雕版印刷業依然十分活躍。宋代文人葉夢德就曾說：“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也就是說，按照排名來說，成都的雕版印刷排名全國第二，僅次於杭州。也許正是因為成都的雕印技術有如此高的水平，淨眾寺才有機會獲得《開寶大藏經》的刻版資格。除刻印佛經巨著《開寶大藏經》外，宋代四大書中，就有《太平禦覽》《冊府元龜》兩部上千卷的大部頭著作在成都刻印，這使得成都有了“蜀刻甲天下”的美譽，並且有了“一頁值千金”的說法。可以說發達的雕印技術，是成都安定繁榮的寫照，也為交子的印製提供了可靠的技術保障。但凡是錢幣，就得考慮防偽因素。成都人發明了交子，還為交子發明了一套特有的防偽技術。早在私交子時期，人們就用各種技術使得交子難以仿製。
踏破鐵鞋，尋覓千年古刹；橫穿野史，勘察萬佛遺蹤。悠悠歲月，幾時誕生紙幣；浩浩蜀川，何處製造交子？
巴蜀鬼才魏明倫寫的這篇《交子賦》，就刻在中鐵二院的石碑上，文懷沙也在碑文上題字“世界第一張紙幣——交子製造地”。不過對於交子到底在成都哪裏誕生的問題，學術界一直在討論，至今還是個謎。作為研究交子的重要文獻《楮幣譜》，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隆興元年（1163），始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淨眾寺。”這是史籍資料中唯一提到與交子有關的一個地方。那麼能不能就此確定這個曾雕刻《開寶大藏經》的淨眾寺就是交子的印製地呢？不少學者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淨眾寺應當是北宋官交子的印製現場，因為淨眾寺在唐宋時期香火極盛，既是成都西郊名勝之地，又是唐宋成都繪畫名家的薈萃之地。中國第一部木雕板藏經選擇在這裏雕刻，說明當時淨眾寺已經掌握了相當高的印刷技術。同時，在寺廟印製交子，可以較大限度地控製閑雜人員。因為不是僧人的生麵孔，一旦出現在淨眾寺裏，就會很快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在管理方麵多了一層保障。最後一點，則是這裏的環境和交子的產生有密切的關係。由於紙漿加工過程中需要大量的進水和汙水排放，加之造出的紙又需要大麵積的場地晾曬，造紙作坊就必須選在有天然來水和寬敞的地方。而淨眾寺周圍林木蔥鬱，有溪水環繞，取水及排汙都很方便，恰好符合這些條件。因此，古人把交子製造地選在淨眾寺是合理的，也是科學的。當然，這隻是一種說法，交子與淨眾寺的關係到底如何，現今學界尚無定論。令人困惑的還不止於此，現在大家所熟知的交子圖案也引起了不少爭論。
交子圖樣
配圖所示的圖樣非常有名，很多書籍一提到“交子”就會用這張圖，它出自日本人奧平昌洪所著《東亞泉誌》一書，圖樣不是實物，上麵有字“除四川外許於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並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現在學界的疑問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四川的稱謂是北宋末年到南宋的時候才出現，而交子是在北宋初期出現的；第二，“除四川外”就明確地說明這是在四川以外的地方通行的貨幣，也就說明這不是四川的交子，跟成都沒關係，而且“七百七十陌”這個麵額也與交子的麵額不符。所以關於這個圖案，現在國內金融貨幣專家和貨幣收藏家都一致認為應該不是交子。真正的交子到底是什麼模樣，似乎已經很難還原，史料中說是“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但我們依然對交子的出現充滿期待。
交子如此強大，為什麼不繼續使用，而是退出了曆史舞台？其實，無論是官交子，還是私交子，信用價值都是它們存在的前提。宋王朝為應付財政和連年戰爭軍費的需要，常常超過每界（“界”是交子流通的期限）限額發行交子，以解決巨大的財政困難。這樣一來，交子不斷貶值，金融崩潰隨之而來。到了北宋末年的徽宗時期，朝廷詔令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改交子為錢引。但是，紙幣的發展並沒有終結，交子之後，有錢引、會子、關子，一直到元代的紙幣、大明的寶鈔、清代的紙錢。也就是說，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成都發明後，並沒有夭折，而是代代相傳，從未斷絕。
蕩氣回腸的交子故事雖然落下帷幕，但其誕生、發展的過程，折射出成都延續千年的繁華景象，奠定了成都人“敢為天下先”的金融創新基因和開放理念。如今的成都，正彙聚各方金融人才，以金融開放和金融科技作為兩個“風口”，不斷增強西部金融中心功能，提升成都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這個城市還將繼續創造金融奇跡，我們拭目以待。
現在許多公司或者企業的辦公區都會擺放一種植物，有的叫它發財樹，有的叫它搖錢樹，其實這些樹本身發不了財也搖不出錢，那隻是人們向往財富的一種心願而已。不過在中國古代民間傳說中，還真有這樣的神樹，就叫搖錢樹，上麵“長滿”各種金銀元寶、錢幣，隻要搖一搖，錢就會掉下來。這種搖錢樹在現實中真的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成都金牛區鳳凰山上就有一株真正的搖錢樹。
鳳凰山現搖錢樹
20世紀90年代，人們在成都北郊的鳳凰山上發現了一座東漢崖墓，在裏麵發現有一株搖錢樹，其實它是一係列陪葬品中的一個。搖錢樹這個稱呼也是幾經變化而得名。很早以前這種在漢代墓葬中發現的隨葬品沒有確切的名字，人們根據它的形狀與材質，叫它“樹狀青銅器”。20世紀40年代，著名考古學者馮漢驥先生結合文獻資料，根據這樹狀的形態和上麵綴滿的銅錢圖案，將其定名為搖“錢樹”。後來這一名稱基本得到學界認同，“搖錢樹”這個名字也就流傳了下來。
據粗略統計，目前國內共出土大概一百九十株搖錢樹，這個數量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有趣的是，這些搖錢樹都是在西南地區也就是四川、重慶、雲南、貴州等地發現的，最為集中的是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有這麼多搖錢樹，跟古代巴蜀地區“樹崇拜”的傳統有關。在上古傳說中，天地的中央生長著“建木”，即溝通天地人神的大樹，在“建木”的西邊生長的是“若木”，同樣是眾神通天地的天梯與日神的棲息之所。傳說“若木”的生長地，就在巴蜀地區。所以自夏、商、周以來，這片地區的人對於樹有種獨特的崇拜情結，死後都喜歡在陪葬品中放置青銅樹。加上在漢代，巴蜀地區經濟繁榮，冶銅、鑄造工藝發達，所以當時人們在陪葬品中加入樹狀青銅器就成為一種潮流。這裏必須破解一下人們對於搖錢樹的誤解，是一種與喪葬祭祀活動有關的器物，稱作“明器”，也可以寫作“冥器”。搖錢樹最初誕生時的寓意不完全指向財富，它是“神樹”，有四個主要功能：一是模擬天國仙界景象，引導墓主人升仙；二是保護墓主人死後旅途平安、保佑墓主人子孫繁榮昌盛；三是幫助墓主人在天國仙界謀取官職，保佑生者在人世間官位亨通；四是為墓主人和他的後人帶來財富。後來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人們對神樹的信仰逐漸被對金錢的崇拜所取代，於是原本代表神聖信仰的青銅樹，開始演變為能招財進寶的搖錢樹。
長林無樹不搖錢
鳳凰山這株搖錢樹高1.46米，結構上和其他已出土的搖錢樹差不多，都分為樹幹和樹座；樹幹為青銅，樹座為陶製。這棵樹是青銅鑄造，總共六層，每一層元素圖案構的成都一樣。樹幹最頂端是鳳鳥，鳥嘴下蔓草、人物與鳥身連成一片。主幹上伸出有方孔圓錢形樹枝，圓錢邊緣有芒刺。枝葉形態複雜，裝飾有西王母、樂舞百戲、鳳鳥、龍、虎、馬、猴、鹿等圖像。這些圖像都是經過精心遴選的，每個圖像都有故事和說法。比如西王母，唐代詩人李商隱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詩句。傳說嫦娥是後羿的妻子，因為偷吃了丈夫從西王母那裏求來的不死藥，就飛入了月宮。所以西王母一直被認為是長生不死仙藥的所有者，人們會采用祭祀的方式希望得到西王母的庇護。還有一種有趣的說法，當年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就是為了尋找西王母，目的之一便是取得能載人升仙的“天馬”。西王母的坐騎也很有意思，叫作龍虎座，一頭是龍，一頭是虎。龍和虎很早就被認為是助人升天的工具。屈原的《九歌》就有相關描述，“大司命乘龍兮轔轔，高馳兮衝天”，“湘君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