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現在之良知，遂不足為準則乎？是又不然。恒人之良知，固未能造於其極，然亦皆足為隨時之用。如行路然。登峰造極之境，固必登峰造極而後知。然隨時所見，固亦足以定隨時之程途也。故曰：“我輩致知，隻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便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故曰：“昨以為是，今以為非；己以為是，因人而覺其非，皆良知自然如此。”有言童子不能格物，隻教以灑掃應對。曰：“灑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隻到這裏，教去灑掃應對，便是致他這一點良知。我這裏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真可謂簡易直截矣。
致知既以心為主，則必使此心無纖毫障翳而後可。隨時知是知非，隨時為善去惡，皆是零碎工夫，如何合得上本體？此則賢知者之所疑也。陽明亦有以釋之。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隻為私欲障蔽，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隻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蔽、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複，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麵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隻是昭昭之天。隻為許多牆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牆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隻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蓋零碎工夫，皆係用在本體上。零碎工夫，多用得一分，即本體之障蔽；多去得一分，及其去之淨盡，即達到如天如淵地位矣。此致良知之工夫，所以可在事上磨煉也。
五、概述
以上皆陽明所以釋致良知之疑者。統觀其說，精微簡捷，可謂兼而有之矣。梨淵曰：“先生閔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格物致知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龍溪曰：“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誠意正心為後行，故有遊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工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全經也。”蕺山曰：“朱子謂必於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過，以幾一旦豁然貫通。故一麵有存心，一麵有致知之說。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兩事遞相君臣，迄無把柄，既已失之支離矣。至於存心之中，分為兩條：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致知之中，又複分為兩途：曰生而知之者義理，禮樂名物，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是非之實。安往而不支離也？”此朱學與王學之異也。
良知之說，以一念之靈明為主。凡人種種皆可掩飾，惟此一念之靈明，決難自欺。故陽明之學，進德極其勇猛，勘察極其深切。陽明嚐謂“誌立而學半”。又謂“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卦帶，便非必為聖人之誌”。又曰：“凡一毫私欲之萌，隻責此誌不立，則私欲即退聽；一毫客氣之動，隻責此誌不立，則客氣便消除。責誌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罔兩潛消也。”此等勇猛精進之說，前此儒者，亦非無之。然無致良知之說，以會其歸，則其勘察，終不如陽明之真湊單微，鞭辟入裏；而其克治，亦終不如陽明之單刀直入，淩厲無前也。陽明之自道曰：“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已，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寄鄒謙之書》包藏禍機，誰則能免？苟非以良知為舵，亦何以自支於驚風巨浪之中乎？良知誠立身之大柄哉？
“心即理”一語，實為王學驪珠。惟其謂心即理，故節文度數，皆出於心，不待外求，心本明即知無不盡；亦惟其謂心即理，故是非善惡，皆驗諸心；隱微之地有虧，雖有驚天動地之功，猶不免於不仁之歸也。陽明曰：“世人分心與理為二，便有許多病痛。如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隻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為，要來外麵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幹。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義，便是王道之真。”陽明此說，即董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真詮。持功利之說者，往往謂無功無利，要道義何用？又安得謂之道義？殊不知功利當合多方麵觀之，亦當曆長時間而後定。持功利之說者之所謂功利，皆一時之功利，適足貽將來以禍患。自持道義之說者觀之，將來之禍患，皆其所自招；若早以道義為念，則此等禍害，皆消弭於無形矣。佛所以喻世俗之善為“如以少水，而沃冰山，暫得融解，還增其厚”也。功利之說，與良知之說，最不相容，故陽明辟之甚力。陽明之言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嚐瞀惑於佛老，卒未有以勝其功利之心；又嚐折衷於群儒，亦未有以破其功利之見。”可謂深中世人隱微深痼之病矣。今之世界，敦不知其罪惡之深？亦孰不知其禍害之烈？試問此罪惡禍害，何自來邪？從天降邪？從地出邪？非也。果不離因，仍不得不謂為人所自為。人何以造此罪惡？成此禍害？則皆計一時之功，而不計久遠之功；圖小己之利，而不顧大我之利為之也。此即所謂功利之見也。惟舉世滔滔，皆鶩於功利之徒，故隨功利而來之禍害，日積月累而不可振救。陽明之言，可謂深得世病之症結矣。
“學不至於聖人，終是自棄”，為學者誠皆當有此誌。然人之才力，天實限之。謂人人可以為聖人，驗諸事實，終是欺人之語。此所以雖有困知勉行，及其成功一也之說，仍不能使人自奮也。陽明謂聖人之所以為聖，在其性質而不在其分量。此說出，而後聖人真可學而至。實前古未發之論也。陽明之言曰：“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金，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故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以為聖人。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在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礙。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煉成色，無愧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理愈增，成色愈下。及其梢末，無複有金矣。”又曰：“後儒隻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自盡著自己力量精神，隻在此心純乎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了。”陽明此說，亦從心即理上來。蓋惟其謂心即理。故全乎其心，即更無欠缺。非如謂理在心外者，心僅有其靈明，必格盡天下之物，乃於理無不盡，而克當聖之目也。（陽明又曰：“良知人人皆有，聖人隻是保全，無些子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隻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眾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隻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隻憑他。隻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陽明與程、朱之異，乃時會為之，不必存入主出奴之見也。蓋自周子發明“以主靜立人極”，而人生之趨向始定。程子繼之，發明“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求靜之方始明。夫所謂靜者，即今所謂合理而已。人如何而能合理？第一，當求理無不明。第二，當求既明理，又不致與之相違。由前之說，所謂進學在致知；由後之說，則所謂涵養須用敬也。求合理之初步，自隻說得到如此。逮其行之既久，然後知事物當然之理，雖若在於外物，實則具於吾心。理有不明，實由心之受蔽。欲求明理，亦當於心上用功。正不必將進學涵養，分為兩事也。此非程朱之說，行之者眾，體驗益深，不能見到。故使陽明而生程朱之時，未必不持程朱之說；使程朱而生陽明之時，亦未必不持陽明之說。為學如行修途，後人之所行，固皆繼前人而進也。此理非陽明所不知。顧乃自撰《朱子晚年定論》，以治人口實。則以是時朱子之學方盛行，說與朱子相違，不易為人所信，故借此以警覺世人。且陽明理學家，非考據家；歲月先後，考核未精，固亦不足為陽明病也。（《朱子晚年定論》者，陽明龍場悟後之作。輯朱子文三十四篇，皆與己說相合者。謂朱子晚年之論如此；《四書集注》《或問》等，其中年未定之論也。當時羅整庵即詒書辯之，謂所取朱子《與何叔京書》四通，何實卒於淳熙乙未，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始成。後陳建撰《學蔀通辨》，取朱子之說，一一考核其歲月，而陽明之誤益見矣。然陽明《答整庵書》，亦已自承歲月先後，考之未精；謂意在委曲調停，不得已而為此也。羅整庵，名欽順，字允升，泰和人。陳建，字廷肇，號清瀾，東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