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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說，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自古以來，雖然眾人皆知“知”與“行”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但一直都是將二者分開，各自論述。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時代，對“知”與“行”的論述已經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後行”說，認為必須首先認清萬物之理，然後才能去實踐，否則實踐就會變得毫無根據。朱熹的這一認識在當時被認為是常識，是絕對的真理。
在朱子學說一統天下的時代，王陽明卻提出了“知行合一”說。因此，眾人不能理解其本意，甚至驚愕，也是很自然的。被稱作“王門之顏回”的王陽明的高徒、妹婿徐愛，一開始聽到“知行合一”說時，也流露出驚訝的表情。
總的來說，長於理性的人會很難理解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本意，這和長於智慧的子貢無法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1)是一樣的道理。無怪乎孔子會對子貢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告誡子貢，“道”並不是用道理就能說得清楚的。後來，長於德行的曾子繼承了孔子的“一貫之道”。曾子比子貢“魯”，即我們所說的愚鈍。當孔子說出“吾道一以貫之”的時候，曾子的回答隻有一個字——“唯”。所以說，子貢的理智和智慧並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否則他應該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與此相反，雖然曾子被視作愚鈍之人，但他其實並不愚鈍，不然怎麼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諦呢？又怎麼能參透“一貫之道”呢？
總之，長於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會陷入偏見。無論從哪一方麵來看，朱子學都是“主知主義(2)”的學說。因此，在一個朱子學萬能的時代，人們必然會難以理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徐愛最初也難以理解老師的“知行合一”說，所以曾與自己的同門師弟黃綰和顧應祥(3)展開辯論，試圖去理解“知行合一”說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願，最終不得不直接向王陽明請教。（《傳習錄》上卷）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悌者，卻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複那本體，不是著你隻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隻是不曾知臭。
“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不成隻是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
“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隻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隻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王陽明從“知覺與好惡之意是一體”以及“知而不行，隻是未知”的立場出發，對“知行合一”說進行了闡釋。
毫無疑問，“好惡之意”其實就是“行”。明末大儒劉宗周也非常重視“好惡之意”，並且將“誠意”視作自己做學問的宗旨，認為“意”非“已發”，而是“未發”，並將“意”視作“心”之本體。
二、如何修行“知行合一”
王陽明雖然提出了“知行合一”說，但是對於如何修行“合一”的“知”與“行”，並沒有很好的辦法。徐愛曾向他建議將“知”與“行”分開來修行，這一建議其實又回到了朱熹的立場上。朱熹堅持“知行並進”論，換句話說，就是堅持“窮理”與“居敬”並進。王陽明對此又是如何回答的呢？（《傳習錄》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