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兩序，可知此本的底本是惠昕所改定的兩卷十一門的本子。惠昕自記改定此書的年月為“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鈴木先生推想此“丁卯’應是宋太祖乾德五年（西曆967），但他不能證實此說。按蕤賓為五月；二十三日辛亥，則此月朔為己醜。我檢查陳垣的《廿史朔閏表》，隻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有五月己醜朔，故可斷定惠昕改定二卷十一門是乾德丁卯的事（967年）。此本的祖本是11世紀的寫本，距離那敦煌寫本應該不很遠了。
晁子健序中所說“七世祖文元公”，即是晁公武（字子止）《郡齋讀書誌》自序中“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為業者七世”的文元公，即是晁迥，是北宋前期的大文學家，他死後諡“文元”，《宋史》（卷三〇五）有傳。《宋史》所記與晁子健所述略同（《耄智餘書》、《宋史》耄作耆）。《宋史》所記也有可供此本考證的。本傳說：
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
子宗愨為知製誥，侍從，同預宴。
據畢沅《續通鑒》卷三十八，晁宗愨知製誥是在天聖九年（1031）正月；太清樓賜宴在同年閏十月。據此可知他八十一歲正是天聖九年。此本的原寫本有晁迥自題“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的話，題字之年（1031）和惠昕改訂之年（967）相隔隻有六十四年，也可以說是10世紀的寫本。
我們現在可以稱此本的原刻本為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蘄州刻本；刻本所據的寫本為北宋天聖九年（1031）晁迥八十一歲時第十六次看過的10世紀寫本；而其祖本為北宋乾德五年（967）惠昕改訂為兩卷十一門的寫本。
這個惠昕改訂為兩卷十一門的本子，是晁迥看過又題過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紹興二十三年。最可注意的是，在此刻印的前兩年——紹興二十一年（1151）——晁迥的另一個七世孫，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寫成他的《郡齋讀書誌》的自序。在《郡齋讀書誌》的衢州本的卷十六，有這樣的記載：
《六祖壇經》三卷（王先謙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昕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複有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五十四，轉錄此條如下：
《六祖壇經》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眇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後有序。
《通考》之惠眇是惠昕之訛，周希後是周希複之訛。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十六門’兩項，可證衢州本《讀書誌》所記不誤。依此看來，在蘄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門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門的惠昕本在社會上流通了。《讀書誌》成於紹興二十一年以前，所以晁子止沒有看見他的從堂弟兄刻印的他的七世祖文元公句讀題記的兩卷十一門的惠昕真本。
晁公武的記載使我們知道一件重要事實，就是：在1031年到1151年，在這一百二十年之間，惠昕的二卷十一門《壇經》，已被人改換過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門了。
那部三卷十六門的惠昕本，我們沒有見過，不能下確定的推論。但我們可以推測那個本子也許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契嵩和尚的改本。契嵩的《鐔津文集》裏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寶記敘》，——此序當然是契嵩自己作的，——說契嵩得了一部“曹溪古本”，用來校改俗本《壇經》，勒成三卷。契嵩的“曹溪古本”我在前幾年已證明即是《曹溪大師別傳》。他所用的“俗本”也許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門本，他改定之後，仍用惠昕之名。幸有晁迥句讀本保存到12世紀中葉，被晁子健刻出來，流傳到日本，保留到如今，使我們知道惠昕的原本是隻有十一門分兩卷的。
《壇經》的普通傳本都是契嵩以後又經後人增改過的。現今隻有兩個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古本：
（1）敦煌的不分卷寫本。
（2）北宋初年惠昕改訂二卷十一門本。
這個惠昕真本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
我在《壇經考》裏，曾指出敦煌本慧能臨終的“懸記”被契嵩用《曹溪大師別傳》的懸記來改換了。今檢此惠昕本的臨終懸記，與敦煌本還相同。今抄此本的懸記，而校注敦煌本異文如下：
法海上座問曰：（敦煌本作“上座法海向前言：”）
“和尚（敦煌本作“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直至今日，抄錄流行，名《法寶壇經記》，汝等守護，度諸眾生，但依此說，是真正法。”（此段話，凡37字，敦煌本無）。師言：“法海向前（敦煌本無此6字；此外重提法海，可見添插的痕跡。敦煌本在下文懸記之前，有“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八字）。吾滅度後二十年間，邪法繚亂，惑我正宗（敦煌本“年間”作“餘年”，“正宗”作“宗旨”），有一人出來，不惜身命，定於佛法（敦煌本作“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此下敦煌本有“正”字）法弘予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以上12字，敦煌本無），衣不合傳。”
此條懸記，明指神會獨力攻擊北宗，豎立南宗宗旨的故事。此本添“弘於河洛，此教大行”，原意更明顯了。契嵩不知道此段重要曆史，妄依《曹溪大師別傳》，改作如下的懸記：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依明藏本，今本又都刪去此條懸記了。）
此惠昕本還保存那明指神會的懸記，可證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經契嵩妄改的古本。試再舉一個證據。敦煌本法海問：
此頓教法傳受，從上以來，至今幾代？
六祖答詞，列舉七佛以來四十代傳法世係。今將敦煌本，惠昕此本及明藏本的傳法世係表示如下：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諸祖與惠昕本全同，所不同者隻有兩點：
（1）敦煌本的舍那婆斯，（31）此本作婆舍斯多。
（2）敦煌本僧迦羅刹（33）與婆須蜜多，（34）此本兩人的次第互倒。證以宗密所記，敦煌本是誤倒的。此本不誤。此可證此本尚未經契嵩的改竄。契嵩作《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及《傳法正宗定祖圖》，於喜祐六年（1061）進上；次年，奉仁宗旨，收入藏經內。他的重要改定，是：
（1）改舊世係的第33人婆須蜜多為第七祖。
（2）刪去舊世係的第32人優波掘多，因為他知道優波掘多即是前麵的第12代優婆掬多。
（3）刪去舊世係的第34人僧伽羅刹，因為僧伽羅叉（即僧伽羅刹）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達摩。契嵩自稱根據僧祐的《出三藏記》所收的薩婆多部世係，而僧祐所記僧伽羅刹在第29，而弗若蜜多（契嵩的不若蜜多）在第49.所以他不能不刪去僧伽羅刹了（僧伽羅刹的年代，我曾考定為西曆紀元2世紀的人。
（4）他刪去了師子下麵的四個人，改定為三人：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昕本改的）、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記》的弗若密多）、般若多羅（此即《出三藏記》的不若多羅）。
（5）敦煌本與惠昕本皆無彌遮迦一人，而中唐宗密所傳世係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傳世係，或有末田地而無彌遮迦，或有彌遮迦而無末田地，不是契嵩添入的。
我從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幹的事。今見惠昕本已這樣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祐《出三藏記》的薩婆多部世係表裏，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優婆掬多之上，正當舊表之商那和修。故惠昕本已改為婆舍斯多。此名不見於唐人所傳各表中，亦不見於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昕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這更可證我上文說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門本。
惠昕本雖已改換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餘各祖都與敦煌本相同，這又可見此本之近古了。但用此本與敦煌本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惠昕已有很大的改動，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臨終的懸記，已可見惠昕增添了許多字句。惠昕自序說：
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
可見他不滿意於古本。但他不曾說明他如何改動。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話，好像他的改定是刪繁為簡。試比較敦煌本與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後來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還不很多，不過2000字罷了。今試表《壇經》各本的字數，作一個比較：
（1）敦煌本12000字
（2）惠昕本14000字
（3）明藏本21000字
這可見惠昕加了不過2000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9000字了。這個比較表雖是約略的計算，已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膽真可令人駭怪了。
我們試取一段，用這三本的文字作一個對勘表：
我們看這種對勘，可知惠昕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而契嵩以後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寶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們不見敦煌古本與惠昕本，這種後世增改的痕跡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昕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刪節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分的次第的地方。
惠昕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刪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偈，敦煌本有兩首，惠昕本刪並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臨終時，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頌”，自達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頌，又續作二頌，共八頌，都是很惡劣的偈頌。惠昕本隻存達摩一頌，惠能一頌，共刪去了六頌。這些地方，雖然都是改變古本麵目，在文字技術上卻是一進步。
他改變原本各部分的次第，是在惠能說法的部分。他論坐禪兩段之後的各部分，此本與敦煌本的次第不同，比較如下：
這種改動，大概是因為惠昕添入了“傳香”一大段，故移“懺悔”一段到前麵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傳香，次懺悔，次發願，次傳無相戒，次說自性三身佛。這個順序確是稍勝於原來的次第。後來各本都依惠昕改本。此又可證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昕的改本。最後，我們要指出惠昕與敦煌本的跋尾的異同。敦煌本跋尾雲：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山法，須德（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為衣（依）承，於今不絕。
惠昕本跋尾雲：
洎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經付囑誌道，誌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現也。
兩本的傳授如下表：
（敦煌本）法海——道際——悟真
（惠昕本）法海——誌道——彼岸——悟真——圓會
我們看了這兩個不同的跋尾，可以作怎麼樣的解釋呢？我想，我們可以得這樣的結論：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這個祖本大概成於神會和尚未死之前。神會在滑台大雲寺開始攻擊神秀門下的大師，宣傳慧能的“頓宗”教義，豎立“南宗”宗旨，是在慧能死（713年）後二十餘年內的事。此經內有此事的預言，故其製作至早當在開元（713-741年）晚年，或天寶（742-755年）初年。我們假定此經作於天寶年間神會在東京（洛陽）最活躍的時代（神會在東京當天寶四年至十二年，745-753年），約當西曆745年。此經大概是神會做的（詳考見《荷澤大師神會傳》），他自己不便出名，隻好假托於一個已死了的同學法海；又說此本由法海傳給同學道際，道際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這就是說，當此祖本傳寫時，悟真還活著。法海與道際為同學，為慧能下一代；悟真為第二代。慧能死在713年，神會死在760年。神會活了93歲，他盡可以和他的師侄悟真同時，——假定真有法海、道際、悟真三個和尚的話。敦煌本所記此本的傳授不過兩代三人，可見此本的祖本寫時還在神會的時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昕本所記傳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還有一個圓會；悟真之上兩個傳人與敦煌本不同。這一點應該如何解釋呢？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惠昕本的《壇經》傳授世係也是惠昕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維的碑銘，又提到“元和十一年（816）詔追諡曰大鑒禪師，事具劉禹錫碑”。這些事實都不是《壇經》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維作《能禪師碑銘》（《全唐文》卷327）是神會托他做的，碑文中有雲：
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餘知道，以頌見托。……
“猶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證此碑作在神會被禦史盧奕彈劾，或已被貶逐的時候（天寶十二年，753），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此碑作於《壇經》已寫成之後，所以敦煌本隻說“韶州刺史韋據立碑，至今供養”，——其實並無此碑——而不曾提到王維的碑文：這是一證。王維碑內提起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慧能和他辯論，而《壇經》敦煌本不提此事：這是二證。碑文中說“則天太後、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征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這是三證。但惠昕改本卻不但用了王維的碑文，並且提到劉禹錫的碑文了，元和追諡已在慧能死後一百零幾年，所以舊本裏的兩代三個《壇經》傳人是不夠的了。所以惠昕改了這個傳經世係，從兩代三人改為五代五人，可以夠一百零幾年了。我們可以推斷惠昕見的原本，其跋尾的傳經人也隻是法海、道際、悟真三個，悟真一名還可以保存他當時增改的痕跡。
總之，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為“去古未遠”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後的人增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