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澈的詩名很大，故這部偽史要假托靈澈的名字（《唐詩記事》七十二輯有劉禹錫、柳宗元、權德輿、劉長卿、張祜、呂溫諸人與靈澈有關的詩，可見他詩名之大）。
卷八第二章題為：
第二十九祖可大師章，斷臂求法品第四十。
此章記惠可死於“非理損害”，在隋開皇十三年癸醜之歲（593）“春秋一百七歲”。《傳燈錄》全采此說，隻加上“三月十六日”的日子。
此章又有法琳的可大師碑文，雖是偽作，但碑文中不言傳衣事，與此章傳記中達摩說的“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衣不傳”的話不相符合。碑文又說達摩“思寶珠已明，智燈將曜，法化有人，西歸示滅”，也與前章所說達摩死於中毒，不相符合。我們可以推測是神秀、普寂一派的作偽，故與後來“南宗”的偽史不完全相符合。
卷八第三章題為：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卻歸示化品第四十一。
此章記僧璨於“後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歲遇可大師”。《傳燈錄》改作“北齊天平二年”。其實高齊沒有天平紀元，宇文周也沒有天平紀元。天平是東魏孝靜帝的年號，天平二年乙卯，三年丙辰，等於梁武帝的大同元年二年（535-536），天平沒有己卯。於是有人校正《傳燈錄》雲：
當作天保二年，乃辛未歲（551）也。（宋刊《傳燈錄》有不知名的校記甚多，此其一條。校記中常提到嵩禪師的《正宗記》，又提到“廣燈”，即《天聖廣燈錄》，可見校記在宋仁宗後期，或在其後。）
相差十五六年，有什麼關係？偽造的人隻信口開河，校正的人也不須有根據。
此章又記“隋開皇十二年（592）壬子之歲”，“有沙彌年始十四，名曰道信”來禮僧璨。又記僧璨死在大葉二年丙寅（606）。《傳燈錄》也都照抄。
道宣的《續高僧傳》裏隻在法仲傳敘《欏伽經》的師承，有“可禪師後，粲禪師、慧禪師……那老師……”等八人，注雲，“已上並口說玄理，不出文記”。《續僧傳》卷十三（大正藏本卷十一）的《辯義傳》裏，說：
仁壽四年（604）春末，［辯義］奉敕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地……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粲亡後，泉涸積年。乃將擬置［塔寺］，一夜之間，枯泉還湧。
這已可見僧粲之死遠在仁壽四年（604）之前，可知《寶林傳》說他死在大業二年（606）是信口編造的了。
八世紀前期東都沙門淨覺作《楞伽師資記》，其中有“第四，隋朝舒州思空山粲禪師”的小傳，也沒有多少材料，隻能記他：
罔知姓位，不測所生。按《續高僧傳》曰，可後粲禪師。隱思空山，蕭然淨坐，不出文記，秘不傳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為器傳燈，一一成就。粲印道信了了見性處，語信曰，“《法華經》雲，‘唯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故知聖道幽通，言詮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見聞之所不及，即文字語言徒勞虛設也。”
大師雲，餘人皆貴坐終……餘今立化，生死自由。言訖，遂以手攀樹枝，奄然氣盡。終於皖公山，寺中見有廟影。
這裏還沒有說起皖公山有薛通衡撰的《粲禪師碑）。《師資記》引“《續高僧傳》曰”以下，止有“可後粲禪師”“不出文記”九字是出於《法衝傳》。道信奉事十二年，終於皖公山，幾句似是根據《續僧傳》的《道信傳》。不過《道信傳》隻說：
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信］聞而往赴，便蒙授法，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雲］於後住，必大弘益。
此傳不曾說那“二僧”（可能原作一僧）之中有僧粲，也沒有說他從羅浮回到皖公山。但看《辯義傳》，可知廬州獨山有粲禪師的神話，在那傳說裏，他似是死在舒州的。思空山（司空山）與皖公山是緊相連的，獨山在皖公山之東。僧粲往來於那幾座山之間，是可能的。後來就讓舒州皖公山的山穀寺獨占“三祖粲禪師”的傳說了。
皖公山山穀寺建立所謂隋薛道衡的《粲禪師碑》，大概是在楞伽宗的神秀門下普寂義福等人的勢力最盛的時候，大概和上文提到的法琳的《可禪師碑》是同一個時期製造出來的假史料。
薛碑似已不可見了。獨孤及的“舒州山穀寺隋故鏡智禪師碑銘”（《毗陵集》九）明明提到：
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撰之。
《毗陵集》此碑之後有兩件附錄：
一是大曆七年（772）4月22日中書門下牒準南觀察史張延賞“奉敕宜賜諡號鏡智禪師……”的牒文（碑陰正文）。
一是獨孤及碑的碑陰題記（無作者姓名）。
這兩件碑陰都是可信的，因為那都是大曆七年（772）立碑後的石刻。（《唐文粹》六十三也載獨孤及此碑文，其後附有鹹通二年［861］張延賞的曾孫張彥遠的“碑陰記”，那是會昌毀法“塔與碑皆毀”之後鹹通二年重刊碑文的題記，已在九十年後了。）碑陰題記中引了薛碑一段，房碑一段，參合討論。其時三碑並存，故所引房碑一段六十二字可與《寶林傳》載的房碑互相參校。碑陰文說：
薛碑曰，大師與同學定公南隱羅浮山，自後竟不知所終。其銘曰，留法眼兮長在，入羅浮兮不複還。據此，南遊終不複此地也。
這可見薛道衡碑之作是很早的，其時楞伽宗（北宗）極盛，似有學者細細研究了道宣《續僧傳》裏關於達摩以下諸師的資料，請文人用薛道衡、法琳等人的名字作慧可、僧粲諸師的碑誌，並且刻石建碑。如薛碑所記，即是用《道信傳》的底子，其中無名的“二僧”，一個坐實了是僧粲，一個也有了名字，稱為“定公”。但此碑還謹守《道信傳》的結論，隻說他們“南隱羅浮山，不知所終”。
此碑是楞伽宗的正統派建立的，故“南宗”的《寶林傳》裏不提他。《寶林傳》此卷收有房琯做的《璨禪師碑文》。神會是房琯的朋友，故房琯此碑完全是用神會的見解——神會的“菩提達摩南宗”的法統史的看法——來發揮的。《宋高僧傳》的《慧能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