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為碑焉（宋鼎的《能大師碑》，當時刻石建立的不止一處，大概洛陽荷澤寺，韶州曹溪山，邢州開元寺，各立此碑。會昌毀法時，諸碑皆毀，獨中央政權達不到的邢州一碑尚存。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皆著錄此碑。可惜此碑文現已亡失了）。會序宗脈，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畫圖繢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
房琯的《六葉圖序），我們已看不見了。但房琯的《璨禪師碑》的全文保存在《寶林傳》裏，凡有一千二字，還可以顯示神會的見解用房琯的文字刻在石上。試引一段作例子：
如來以諸法付群龍，以一性付迦葉。［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性一體。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號為三祖焉。
這裏“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這十四字一句話，若不讀我近三十年中校印出來的神會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敦煌寫本，誰都讀不懂其中的意思。在《南宗定是非論》裏，有這一段問答：
遠法師問：唐國菩提達摩既稱其始，菩提達摩複承誰後？又經幾代？
［神會］和尚答：菩提達摩西國承僧伽羅叉，僧伽羅叉承須婆蜜（當作“婆須密”，下同），須婆密承優婆崛，優婆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難，阿難承迦葉。迦葉承如來付。唐國以菩提達摩而為首。西國以菩提達摩為第八代。……自如來付西國與唐國，總經有一十三代。
遠法師問：據何得知菩提達摩在西國為第八代？
和尚答：據《禪經序》中具明西國代數。又惠可禪師親於嵩山少林寺問菩提達摩西國相承者，菩提達摩答一如《禪經序》所說。（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胡適的新校完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頁八四九。參看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卷三，頁一七八——一七九。又參看胡適的“荷澤大師神會傳”，第三章“菩提達摩以前的傳法世係”。）
神會誤認了東晉晚年廬山譯出的《達摩多羅禪經》的首段（序）裏的“達摩多羅”就是“菩提達摩”，這是一個根本錯誤。這個根本錯誤，經過了一千幾百年，中國、韓國、日本的禪宗信徒到今天都不曾覺悟。廬山譯的《禪經序》裏略舉了大迦葉以下“諸持法者”，隻舉了九個人，其中第八位是達摩多羅。神會誤認了這個名單就是菩提達摩在印度的傳法世係，這是第二大錯誤。他沒有印度佛教史的知識，就沒有想從釋迦如來到菩提達摩，這一千多年，怎麼止有八代！所以八代之說，不久就被駁倒了，推翻了。天寶以後，佛教各派係紛爭法統，紛紛提出“菩提達摩以前在西國共有幾代”的問題，有提出二十四代的，有提出二十五代的，有提出五十一代的。八代太少了，五十一代又嫌太多了，故後來漸漸歸到“西天二十八祖”的說法。
但《寶林傳》裏的房琯碑文居然有“自迦葉至［璨］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的文字，恰與敦煌出土的兩本神會《南宗定是非論》相印證。這一點就夠證明此碑確是神會托房琯作的，也夠證明此碑文是一件重要的史料。
試再引此碑的銘詞雲：
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續一身。
我們若不知道神會《南宗定是非論》的西國傳法自迦葉至達摩止有八人之說，也就不懂“聖者十人”的話了。
房碑是何時撰刻的呢？碑文中說：
洎皇唐天寶五載，有趙郡、李常，士林精爽，朝端向望，自河南少尹左遷同安郡別駕。愴經行之丘墟，慨塋壟之蕪沒。興言改舉，遐邇一辭。於是啟墳開棺，積薪發火，灰燼之內，其老耿然。脛骨牙齒，全為舍利，堅潤玉色，鑒鐺金振，細圓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勝數。四眾爭趨，歎末曾有……寶塔肇興，莊嚴雲備。……非別駕李公，孰能權輿建立光若此者乎？
此卷在碑文之後，有敘事一長段，可與碑文參證：
天寶五載，乙酉之歲，（適按五載是丙戌，乙酉是四載。）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澤寺問神會和尚：“三祖師墓在何所？弟子往往聞說入羅浮而不還，虛［耶？］實耶？”和尚答曰，“夫但取文佳合韻，讚大道而無遺。若據實由，墓在舒州山穀寺北。”
是時李尹雖知所止，心上（尚）懷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玄宗敕貶李尹為舒州（即同安郡）別駕。至任三日，僧道等參李尹，李尹問曰，此州有山穀寺不？三綱答，有。李尹問曰，寺後有三祖大師墓虛實？上座僧惠觀答，實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與長史鄭公及州縣官僚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發棺而看，果有靈骨，便以闍維，光現數道。（闍維是火葬，即碑文說的“積薪發火”。）收得舍利三百餘粒。李尹既見此瑞，遂舍俸祿，墓所起塔供養，一百餘粒現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與東都荷澤寺神會和尚。和尚於浴堂院前起塔供養。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請供養。
這兩段記述是很有趣味的。看李常問的“入羅浮而不還”，明明是所謂薛道衡碑的文字。神會答“文佳合韻”，也明明是指薛碑不可靠。此傳說李常與神會問答在先，而李常貶舒州在後。但我們讀《舊唐書》《玄宗本紀》及房琯、韋堅、李林甫諸傳，可以明白房琯與李常都是天寶五載（746）七月為了韋堅李適之兩案被李林甫貶謫的。房琯從給事中貶為宜春太守，李常從河南少尹貶為舒州別駕。宜春在今江西宜春縣，與舒州相去不很遠。大概在李常離開洛陽之前，神會就授意給他，要他發掘所謂“三祖墓”了。把兩百年的“靈骨”掘出來火葬，得著舍利三百餘粒，這都是預定的計劃。所以我們猜想房琯作塔碑，可能是他在宜春太守任內的事，約在天寶五六年之間，刻碑可能也在那時候。
《寶林傳》記房琯的官銜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河郡開國公”。房琯作宰相是天寶十五年（756）七月的事，封清河郡公是至德二年（757）十二月的事。這都不是碑文上的官銜。獨孤及在大曆七年（772）作“三祖鏡智禪師碑”，提到“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房公琯”，那是房琯死後追贈的官了。
1959年11月尾寫成（收入《胡適手稿》第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