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偽歸真，疑（同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
何謂“行入”？
行入，四行，萬行同攝。
初，報怨行者，修行苦至，當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懟。經雲，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
二，隨緣行者，眾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按，末二語不易解。據敦煌寫本《楞伽師資紀》引此文雲，“喜風不動，冥順於道”，可以參證。）
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
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
以上所述，似是有所依據。道宣說：“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傳於世。”據淨覺的《楞伽師資紀》（敦煌唐寫本，藏巴黎圖書館及倫敦大英博物院）說：
此四行是達摩禪師親說，餘則弟子曇林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摩論》也。
曇林的事跡無可考，疑即是《續高僧傳》附傳之“林法師”。據傳雲：林法師當“周滅法時（574），與可（慧可）同學，共護經像。”《續僧傳》記達摩的宗派傳授如下：
慧滿死時，已在貞觀十六年（642）以後，與道宣正同時，故道宣所記應該是最可信的。
達摩的教旨分“理”與“行”兩途。理入隻是信仰凡含生之倫同有真性；因為客塵障蔽，故須凝住壁觀。壁觀隻是向壁靜坐，要認得“凡聖等一，無自無他”。所謂少林麵壁的故事乃是後人誤把少林寺佛陀的故事混作達摩的故事了。
四行之中，第四行即性淨之理，即是“理入”一條所謂“含生同一真性”之理。其餘三行，報怨行認“苦”為宿業，隨緣行認榮譽為宿因所造，苦樂均不足動心，故能行無所求。無所求即無所貪著，“安心無為，形隨運轉”。
總括看來，達摩的教旨不出三端：一為眾生性淨，凡聖平等；二為凝住壁觀，以為安心之法；三為苦樂隨緣，心無所求，無所執著。《續僧傳》附《向居士傳》中說向居士寄書與慧可雲：
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者，喻默聲而尋響。
煩惱即是涅槃，故甘心受苦；凡聖平等，眾生即是佛，故不離眾生而別求佛也。此正是達摩的教旨。這一宗派主張苦樂隨緣，故多苦行之士。《續僧傳》記那禪師“唯服一衣，一缽，一坐，一食”。又慧滿也是“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642）滿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請宿齋者，告雲，‘天下無人，方受爾請’。”這都是達摩一派的遺風。
宋代的契嵩不明此義，妄說四行之說非“達摩道之極”（《傳法正宗記》卷五）。他生在宋時，聽慣了晚唐、五代的禪宗玄談，故羨慕後人的玄妙而輕視古人的淡薄。他不知道學說的演變總是漸進的，由淡薄而變為深奧，由樸素而變為繁縟；道宣所述，正因為是淡薄樸素，故更可信為達摩的學說。後來的記載，自《景德傳燈錄》以至《聯燈會要》，世愈後而學說愈荒誕繁雜，全是由於這種不甘淡薄的謬見，故不惜捏造“話頭”，偽作“機緣”，其實全沒有史料的價值。
今試舉達摩見梁武帝的傳說作一個例子，表示一個故事的演變的痕跡。七世紀中葉，道宣作《續高僧傳》，全無見梁武帝的事。八世紀時，淨覺作《楞伽師資紀》，也沒有達摩與梁武帝相見問答的話。
九世紀初年（804-805）日本僧最澄入唐，攜歸佛書多種；其後他作《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引《傳法記》雲：
謹案，《傳法記》雲：……達摩大師……渡來此土，初至梁國，武帝迎就殿內，問雲，“朕廣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達摩大師答雲，“無功德。”武帝問曰，“以何無功德？”達摩大師雲，“此是有為之事，不是實功德。”不稱帝情，遂發遣勞過。大師杖錫行至嵩山，逢見慧可，誌求勝法，遂乃付囑佛法矣。（《傳教大師全集》卷二，頁五一八）
《傳法記》現已失傳，其書當是八世紀的作品。此是記梁武帝與達摩的故事的最早的。
八世紀晚年，成都保唐寺無住一派作《曆代法寶記》，記此事雲：
大師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問曰：“和上從彼國將何教法來化眾生？”達摩大師答，“不將一字來。”帝問：“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大師答，“並無功德。此有為之善，非真功德。”武帝凡情不曉。乃出國，北望有大乘氣，大師來至魏朝，居嵩山，接引群品，六年，學人如雲奔雨驟，如稻麻竹筆（此據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
此與《傳法記》同一故事，然已添了不少枝葉了。柳宗元在元和十年（815）作《大鑒禪師碑》，其中有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