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澤大師神會傳(1 / 3)

《後漢書》reference_book_ids\":[6867020903100713992]}],\"20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0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76,\"start_container_index\":20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71},\"quote_content\":\"《新唐書》reference_book_ids\":[6883424423005654029]}],\"11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1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00,\"start_container_index\":11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96},\"quote_content\":\"《泥洹》reference_book_ids\":[714167072324374019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參考書

《神會語錄》敦煌本

《六祖壇經》敦煌本又明藏本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敦煌本

《曆代法寶記》敦煌本

宗密的慧能、神會略傳《圓覺大疏抄》卷三下(省稱《圭傳》),文多錯誤,用宗密《圓覺經略疏抄》(省稱《略抄》)及清遠《圓覺經疏抄隨文要解》(省稱《隨解》)兩本參校。

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省稱《圭圖》)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省稱《禪源序》)

讚寧《宋高僧傳》卷八(省稱《宋僧傳》)

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五(省稱《燈錄》)

《全唐文》

《唐文拾遺》

《曹溪大師別傳》《續藏經》二編乙,十九套,五冊。

一、神會與慧能

神會,襄陽人,姓高氏(《圭傳》作姓萬,又作姓嵩,皆字之誤。各書皆作高)。《宋高僧傳》說他:

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顥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群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駿奔,乃效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千裏為跬步之間耳。……

居曹溪數載,後遍尋名跡。

《宋僧傳》所據,似是碑版文字,其言最近情理。王維受神會之托,作慧能碑文,末段雲:

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

《圭傳》與《燈錄》都說神會初見慧能時,年十四,則不得為“中年”。慧能死於先天二年(713),年七十六。《宋僧傳》說神會死於上元元年(760),年九十三歲。(我近來頗主張神會死在肅宗廢除年號的“元年”(762),《宋僧傳》說他死在“建午月十三日”,最可作我此說的有力證據。[看我跋《宋僧傳》的神會傳]適之——1958,8,8)(編者注:此段按語據“遠流本”補入。)據此,慧能死時,神會(生於總章元年[668])(編者注:“生於總章元年(668)”一語據“遠流本”補入。)年已四十六歲,正是所謂“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圭傳》說神會死於乾元元年(758),年七十五,則慧能死時他隻有三十歲;《燈錄》說他死於上元元年(760),年七十五,則慧能死時他隻有二十八歲,都不能說是“中年”。以此推之,《宋僧傳》似最可信,王維碑文作於神會生時,最可以為證。

《圭傳》又說神會先事北宗神秀三年,神秀被召入京(在700年),他才南遊,依曹溪慧能,其時年十四。宗密又於慧能略傳下說:

有襄陽神會,年十四,往謁。因答“無住(本作位,依《燈錄》改)為本,見即是主”(主字本作性,依《燈錄》改),杖(本作校,《略抄》作杖,《隨解》雲,以杖試為正)試諸難,夜喚審問,兩心既契,師資道合。

神會北遊,廣其聞見,於西京受戒。景龍年中(西曆707-709),卻歸曹溪。大師知其純熟,遂默授密語。緣達摩懸記,六代後命如懸絲,遂不將法衣出山。(《圓覺大疏抄》卷三下)

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裏引《祖宗傳記》雲:

年十四來謁和尚。和尚問:“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答,“將來”。“若有本,即合識主。”答,“神會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大師雲,“遮沙彌爭敢取次語!”便以杖亂打。師於杖下思惟,“大善知識,曆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編者注:據“手校本”,此處上有批語“《祖宗傳論》似即是韋處厚說的‘壇經傳宗’(下75)之‘傳宗’。亦即是獨孤沛所說的‘師資血脈傳’。適之”)

《傳燈錄》全采此文,幾乎不改一字。宗密自言是根據於《祖宗傳記》,可見此種傳說起於宗密之前。宗密死於會昌元年(841),已近九世紀中葉了。其時神會久已立為第七祖,此項傳說之起來,當在八世紀下期至九世紀之間。《宋僧傳》多采碑傳,便無此說,故知其起於神會死後,是碑記所不載的神話。

大概神會見慧能時,已是中年的人;不久慧能便死了。敦煌本《壇經》說:先天二年,慧能將死,與眾僧告別,法海等眾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

六祖言:“神會小僧,卻得善等(明藏本作“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

最可注意的是慧能臨終時的預言——所謂“懸記”: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轉。”

此一段今本皆無,僅見於敦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其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故此一段暗指神會在開元、天寶之間“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一段故事。

更可注意的是明藏本的《壇經》(《縮刷藏經》本)也有一段慧能臨終的懸記,與此絕不相同,其文雲:

又雲: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這三十七個字,後來諸本也都沒有。明藏本《壇經》的原本出於契嵩的改本。契嵩自稱得著“曹溪古本”,其實他的底本有兩種,一是古本《壇經》,與敦煌本相同;一是《曹溪大師別傳》,有日本傳本。依我的考證,《曹溪大師別傳》作於建中二年(781),正當慧能死後六十八年,故作者捏造這段懸記。契嵩當十一世紀中葉,已不明了神會當日“豎立宗旨”的故事了,故改用了這一段七十年後的懸記(參看我的《跋曹溪大師別傳》)。

二十餘年後建立宗旨的預言是神會一派造出來的,此說有宗密為證。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裏說:

傳末又雲:和尚(慧能)將入涅槃,默受密語於神會,語雲:“從上已來,相承準的,隻付一人。內傳法印,以印自心,外傳袈裟,標定宗旨。然我為此衣,幾失身命。達摩大師懸記雲:至六代之後,命如懸絲。即汝是也。是以此衣宜留鎮山。汝機緣在北,即須過嶺。二十年外,當弘此法,廣度眾生。”

這是一證。宗密又引此傳雲:

和尚臨終,門人行滔,超俗,法海等問和尚法何所付。和尚雲,“所付囑者,二十年外,於北地弘揚”。又問誰人。答雲,“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原注:相傳雲,嶺上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耳。)

這是二證。凡此皆可證《壇經》是出於神會或神會一派的手筆。敦煌寫本《壇經》留此一段二十年懸記,使我們因此可以考知《壇經》的來曆,真是中國佛教史的絕重要史料。關於《壇經》問題,後文有詳論。

二、滑台大雲寺定宗旨

《宋僧傳》說神會:

居曹溪數載,後遍尋名跡。開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

開元八年,神會已五十三歲,始住南陽龍興寺。《神會語錄》第一卷中記南陽太守王弼及內鄉縣令張萬頃問法的事,又記神會在(編者注:“亞東本”作“又記神會‘問人□債’到南陽”,現據“手校本”改。)南陽見侍禦史王維,王維稱“南陽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議”。(編者注:此語後“亞東本”有“這都可見神會曾在南陽;因為他久住南陽,故有債可討”一語,現據“手校本”刪。)

《圭傳》說:

又因南陽答王趙公三車義,名漸聞於名賢。

王趙公即王琚,是玄宗為太子時同謀除太平公主一黨的大功臣,封趙國公。開元、天寶之間,他做過十五州的刺史,兩郡的太守。十五州之中有鄧州,他見神會當是他做鄧州刺史的時代,約在開元晚年(他死在天寶五年)。三車問答全文見《神會語錄》第一卷。

據《南宗定是非論》(《神會語錄》第二卷),神會於開元二十年(編者注:“亞東本”作“開元二十二年(734)”,現據“手校本”改。)(732)正月十五日在滑台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建立南宗宗旨,並且攻擊當日最有勢力的神秀門下普寂大師。這正是慧能死後的二十年。(編者注:“亞東本”作“二十一年”,現據“手校本”改。)《圭傳》說:

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普寂禪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門師,朝臣歸崇,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衝?嶺南宗途甘從毀滅。

此時確是神秀一派最得意之時。神秀死於神龍二年(706),張說作《大通禪師碑》,稱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三帝謂則天帝,中宗,睿宗)。神秀死後,他的兩個大弟子,普寂和義福,繼續受朝廷和民眾的熱烈的尊崇。義福死於開元二十四年,諡為大智禪師;普寂死於二十七年,諡為大照禪師。神秀死後,中宗為他在嵩山嶽寺起塔,此寺遂成為此宗的大本營,故宗密說“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張說作神秀的碑,始詳述此宗的傳法世係如下:

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全唐文》二三一)

這是第一次記載此宗的傳法世係。李邕作《嵩嶽寺碑》,也說:

達摩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璨,璨受(授)於信,信恣(資)於忍,忍遺於秀,秀(據《文苑英華》八五八補。此處脫了四字,故無神秀,當校之)(編者注:現據“手校本”補入“遺於秀,秀”扣括號內一段。)鍾於今和尚寂。(《全唐文》二六三)

這就是宗密所記普寂“謬稱七祖”的事。《神會語錄》(第三卷)也說:

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和尚(神秀)為第六代。

李邕作《大照禪師碑》,也說普寂臨終時:

誨門人曰:吾受托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薩導於可,可進於璨,璨鍾於信,信傳於忍,忍授於大通,大通貽於吾,今七葉矣。(《全唐文》二六二)

嚴挺之作義福的碑,也有同樣的世係:

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於茲矣。《全唐文》二八〇)

這個世係本身是否可信,那是另一問題,我在此且不討論。當時神秀一門三國師,他們的權威遂使這世係成為無人敢疑的法統。這時候,當普寂和義福生存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和尚出來指斥這法統是偽造的,指斥弘忍不曾傳法給神秀,指出達摩一宗的正統法嗣是慧能而不是神秀,指出北方的漸門是旁支而南方的頓教是真傳——這個和尚便是神會。

《圭傳》又說:

法信衣服,數被潛謀。傳授碑文,兩遇磨換。

《圭圖》也說:

能和尚滅度後,北宗漸教大行,因成頓門弘傳之障。曹溪傳授碑文,已被磨換。故二十年中,宗教沉隱。

磨換碑文之說,大概全是捏造的話。慧能死後未必有碑誌,許多年之後,(編者注:“亞東本”為“慧能死後未有碑誌,有二證”。現據“手校本”改。)王維受神會之托作慧能的碑文,其文尚存(《全唐文》三二六),文中不提及舊有碑文,更沒有磨換的話。(編者注:據“手校本”,此語後刪去“此是一證。《圭傳》又說,‘據碑文中所敘,荷澤親承付屬’。據此則所謂‘曹溪傳授碑文’已記有神會傳法之事。然則慧能臨終時又何必隱瞞不說,而僅說二十年外的懸記呢?此是二證”一段。)

《曆代法寶記》(《大正大藏經》五十一卷,頁一八二)說慧能死後,“太常寺丞韋據造碑文,至開元七年,被人磨改,別造碑文。近代報修,侍郎宋鼎撰碑文”(適按,宋鼎撰碑文,也是神會居洛陽荷澤寺時的事,見《宋僧傳》)。(編者注:此段按語據“遠流本”補入。)這也是虛造故實,全不可信(趙明誠《金石錄》七有“第一千二百九十八,唐曹溪能大師碑”,注宋泉撰,史惟則八分書,天寶十一載二月。據此則,“宋鼎”撰碑,不是虛造!適之——四三,十二,十六)。(編者注:此段按語據“遠流本”補入。“手校本”將“這也是虛造故實,全不可信”一語刪去,改為“宋鼎撰碑,也是神會爭法統時期的事。《宋僧傳》的《慧能傳》記‘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影堂,兵部侍郎宋鼎為碑焉’。趙明誠《金石錄》七,第一千二百九十八件是‘唐曹溪能大師碑’,注雲‘宋泉(鼎)撰,史惟則八分書,天寶十一載二月’。(碑在邢州)《集古錄》目作天寶七載”。)

今據巴黎所藏敦煌寫本之《南宗定是非論》及《神會語錄》第三殘卷所記滑台大雲寺定南宗宗旨的事,大致如下。

唐開元二十(編者注:“亞東本”作“唐開元二十二年”,現據“手校本”改。)年正月十五日,神會在滑台大雲寺演說“菩提達摩南宗”的曆史,他大膽地提出一個修改的傳法世係,說:

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與惠可,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

他說:

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

他說:

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為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和尚為第六代,所以不許。

他又說,久視年中,則天召秀和尚入內,臨發之時,秀和尚對諸道俗說:

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屬,佛法盡在彼處。

這都是很大膽的挑戰。其時慧能與神秀都久已死了,死人無可對證,故神會之說無人可否證。但他又更進一步,說傳法袈裟在慧能處,普寂的同學廣濟曾於景龍三年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此時普寂尚生存,但此等事也無人可以否證,隻好聽神會自由捏造了。

當時座下有崇遠法師,人稱為“山東遠”,起來質問道:

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眾口共傳,不可思議。如此苦(編者注:此處據“手校本”補入“苦”字。)相非斥,豈不與身命有仇?

神會侃侃地答道:

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謂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眾生知聞,豈惜身命?

這種氣概,這種搏獅子的手段,都可以震動一時人的心魄,故滑台定宗旨的大會確有“先聲奪人”的大勝利。先聲奪人者,隻是先取攻勢,叫人不得不取守勢。神會此時已是六十七歲的老師。我們想象一個眉發皓然的老和尚,在這莊嚴道場上,登師子座,大聲疾呼,攻擊當時“勢力連天”的普寂大師,直指神秀門下“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宗密《承襲圖》中語),這種大膽的挑戰當然能使滿座的人震驚生信。即使有少數懷疑的人,他們對於神秀一門的正統地位的信心也遂不能不動搖了。所以滑台之會是北宗消滅的先聲,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圭傳》說他“龍鱗虎尾,殉命忘軀”,神會這一回真可說是“批龍鱗,履虎尾”的南宗急先鋒了。

三、菩提達摩以前的傳法世係

在滑台會上,崇遠法師問:

唐國菩提達摩既稱其始,菩提達摩西國複承誰後?又經幾代?(《語錄》第三卷)

這一問可糟了!自神秀以來,隻有達摩以下的世係,卻沒有人提起達摩以前的世係問題。神會此時提出一個極大膽而又大謬誤的答案,他說:

菩提達摩為第八代。……自如來付西國與唐國,總經有一十三代。

這八代是:

如來:

(1)迦葉、(2)阿難、(3)末田地、(4)舍那婆斯、(5)優婆崛、(6)須婆蜜(當是“婆須蜜”之誤)、(7)僧伽羅叉、(8)菩提達摩。

崇遠又問:

據何得知菩提達摩西國為第八代?

神會答道:

據《禪經序》中,具明西國代數。又惠可禪師親於嵩山少林寺問菩提達摩,答一如《禪經序》中說。

在這一段話裏,神會未免大露出馬腳來了!《禪經》即是東晉佛陀跋陀羅在廬山譯出的達摩多羅與佛大先二人的《修行方便論》,俗稱為《禪經》。其首段有雲:

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優婆崛,尊者婆須密,尊者僧伽羅叉,尊者達摩多羅,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如其所聞而說是義。

神會不懂梵文,又不考曆史,直把達摩多羅(Dharmatrata)認作了菩提達摩(Bodhidharma)。達摩多羅生在“晉中興之世”(見《出三藏記》十,焦鏡法師之《後出雜阿毗曇心序》),《禪經》在晉義熙時已譯出,其人遠在菩提達摩之先。神會這個錯誤是最不可恕的。他怕人懷疑,故又造出惠可親問菩提達摩的神話。前者還可說是錯誤,後者竟是有心作偽了。

但當日的和尚,尤其是禪宗的和尚,大都是不通梵文又不知曆史的人。當時沒有印板書,書籍的傳播很難,故考證校勘之學無從發生。所以神會認達摩多羅和菩提達摩為一個人,不但當時無人斥駁,曆千餘年之久也無人懷疑。敦煌寫本中往往有寫作“菩提達摩多羅”的!

但自如來到達摩,一千餘年之中,豈止八代?故神會的八代說不久便有修正的必要了。北宗不承認此說,於是有東都淨覺的七代說,隻認譯出《楞伽經》的求那跋陀羅為第一祖,菩提達摩為第二祖(見敦煌寫本《楞伽師資記》,倫敦與巴黎各有一本)。多數北宗和尚似固守六代說,不問達摩以上的世係,如杜娩之《傳法寶記》(敦煌寫本,巴黎有殘卷)雖引《禪經序》,而仍以達摩為初祖。南宗則紛紛造達摩以上的世係,以為本宗光寵,大率多引據《付法藏傳》,有二十三世說,有二十四世說,有二十五世說,又有二十八九世說。唐人所作碑傳中,各說皆有,不可勝舉。又有依據僧祐《出三藏記》中之薩婆多部世係而立五十一世說的,如馬祖門下的惟寬即以達摩為五十一世,慧能為五十六世(見白居易《傳法堂碑》)。但八代太少,五十一世又太多,故後來漸漸歸到二十八代說。二十八代說是用《付法藏傳》為根據,以師子比丘為第二十三代;師子以下,又偽造四代,而達摩為第二十八代。此偽造的四代,紛爭最多,久無定論。宗密所記,及日本所傳,如下表:

(23)師子比丘、(24)舍那婆斯、(25)優婆崛、(26)婆須密、(27)僧伽羅叉、(28)達摩多羅直到北宋契嵩始明白此說太可笑,故升婆須密為第七代,師子改為第二十四代,而另偽造三代如下:

(25)婆舍斯多、(26)不如密多、(27)般若多羅、(28)菩提達摩。

今本之《景德傳燈錄》之二十八祖,乃是依契嵩此說追改的,不是景德原本了。

二十八代之說,大概也是神會所倡,起於神會的晚年,用來替代他在滑台所倡的八代說。我所以信此說也倡於神會,有兩層證據。第一,敦煌寫本的《六祖壇經》出於神會一係,上文我已說過了。其中末段已有四十世說,前有七佛,如來為第七代,師子為第三十代,達摩為第三十五代,慧能為四十代。自如來到達摩共二十九代,除去旁出的末田地,便是二十八代。這一個證據使我相信此說出於神會一係之手。但何以知此說起於神會晚年呢?第二,李華作天台宗《左溪大師碑》(《全唐文》三二〇)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