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做一團的商人和儒者們都楞住了，突然間，大夥覺得自己先前的舉止非常愚蠢。光顧著向彼此身上潑髒水，卻忘了眼下福建和兩廣實力最大的不是商家，不是儒林，而是文天祥極其領導下的軍人和地方官吏。
軍人們有擊敗蒙古人，恢複兩廣與福建的赫赫戰功。最初選舉出來的那批地方官吏們，亦有與破虜軍共患難，為了百姓不顧犧牲身家性命的義舉。這片殘破的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是他們守住的，論起功勞和民望來，誰也沒有他們大。
如果他們提出來，與國無功者無權參與約法，那麼，眼下嚷嚷得最歡的儒者們，將第一個被從約法大會中剔除出去。他們參政的理由甚至不能和商人比，商人們好歹還為國捐獻了一筆財物，頂著賑災的美名，而儒者們，除了給大都督府添亂外，什麼好事都沒有幹。
幾乎在一夜之間，報紙上的文章紛紛轉移了口風。互相攻擊的犀利文字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互相恭維。有幾篇不署名的文章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讚頌了商人們在抗擊瘟疫和賑濟災民過程發揮的作用，認為雖然有不法者哄抬物價，囤積居奇，但作為一個整體，商人們大多數還是好樣的。至於過去種種不肖行為，都已經是過去，如今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商人們重金雇傭的喉舌也投桃報李，認為儒林中雖然多有不肖人物，但古今大賢大聖，也多出自儒林。甚至連被儒者們不動聲色開除出列的大宋丞相文天祥，和福建安撫使陳龍複，也都被悄悄地貫上了當世大儒的名號，成了儒林公認的新領袖。
大儒們立刻撰寫文章，認為福建大都督府發展到今天這一步，士工農商，皆曾為其盡力。雖然有人的作用很顯赫，有些人的作用暫時看不出來，但畢竟大夥都曾為國出了力。治國之策，應該考慮到所有出力者的想法，而不能是單憑功勞顯赫者說得算。
文天祥不是曾經問過大夥打天下的人是否一定就得掌握治理天下的權柄的問題麼？儒者們迫不及待地引經據典給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政者，眾人之事也。故國以民為本，政以民稱便，而非武功之紅利也！”。他們認為，打天下主要靠武人，但治理天下與領兵打仗並不是同一門學問，打天下與治理天下，沒有必然的關係。為了把國家治理得更好，國家應該廣開門路，選賢與能，而不應該把天下權柄論功行賞。否則，那就和北元的強盜分贓般治國方法沒有了區別。
儒者們聲稱，縱觀古今，在治理國家，延續國運方麵做得最成功的，還是儒學。所以，約法大會應該訂立儒學的地位，以新興的理學為治國根本。同時，給商人一部分權力，讓他們為國斂財。保障武將的一部分利益，讓武將在儒者的指導下，收複故宋失地，把北元趕回漠北去。
“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皆本也。”商人們的代言者立刻寫了文章反駁這種論調，這次，文字寫得非常平和，不再挖掘對方隱私，而是引經據典地說明，自古以來，治理國家並非隻一種學問。儒家的《論語》誠然為經典，而《呂氏春秋》所表達的道理，也未必比儒學差，並且裏邊還有更多應用實例。
本著尋求最大同盟軍的原則，商人們在報紙上，肯定了兩年多來那批民選官員的政績。認為他們從百姓中來，想百姓所想，無論治理地方的能力和花費的心思，都比那些讀了幾天書，便自以為天下盡在掌握的書生們強得多。而武將們雖然不知道如何治國，但他們勞苦功高，為福建和兩廣流血流汗，所以，他們和曾經為國出錢出力的商人們一樣，理所當然在約法會上有發言權。否則，將來誰還肯為國出力，誰還肯為國出錢。畢竟這天下之間聖人少而庸人眾，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沒有半點私心。
商人們引用薑太公兵法上的古訓說，正因為人人都有私心，所以大夥才有同利。同利的情況下，眾人的力量才能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讓百姓都理解聖人之道需要幾百或上千年時間，但讓百姓明白自己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一致，隻要執政者稍稍做一些保護私產的行為，就足夠了。實現起來，比教化百姓理解儒家經典簡單得多，也貼近現實得多。
儒者不滿，寫文章反駁。認為商人見識短淺，並把陳龍複先前倡導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語搬了出來。
商人們的槍手寫文章反駁道：“若無百姓之利，所謂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興，則君者一人獲其利；天下亡，則君者一人罹其難，黎庶無與焉。所謂黎庶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非其力不食，非其利不得，與天下無爭之匹夫也。天下興，於匹夫何利？天下亡，於匹夫何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