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政治的決策製定比市場製度中的非政治的決策製定要複雜得多，盡管私人成本和收益之間的簡單對應這一市場選擇的基本特點在政治學中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在某一最終階段或層次上，個人在集體決策中總是不得不選擇他的資源如何被集體地使用，就像被私人地使用一樣。這樣並不意味著個人僅僅是或主要是作為選舉過程中的投票者做出集體選擇。他可以通過他所屬的專業組織、通過他支持的出版物，通過雇用他的公共的及私人的各層機構對公共選擇施加影響。這樣，集體決策就在許多個人以不同身份做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中形成。
如果我們把個人當成在做具體選擇，以此來考察個人的成本和收益的計算，那麼就可以把政治舞台看成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的交易場所，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麵著手分析。政治產品（公益）的需求者是廣大的選民或納稅人，供給方則是政治家、黨派。無論他們的活動多麼複雜，有多少差異，他們的行為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效用最大化規則。也就是說，一個選民在投票前總是要在候選人名單中選擇那個能紿他帶來最大預期利益的人，然後才投他的票；一個政治家或官員在決策時總是對那個最能滿足他自己利益的議案投以青睞。
人是理性的，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人即使在市場之外及進入投票站時，也在某種程度上經濟地行事。他麵對著種種可以按經濟計量標準加以歸類的備選方案，而且他在對這些備選方案進行選擇的行為，可以比照初等經濟學的簡單定理加以檢驗。
人是理性的，但這並不是說理性的個人是在對備選方案做出詳盡的分析後才做出選擇的。這是因為個人對備選方案可能一無所知，而且備選方案可能造成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要得到有關備選方案的信息則需要成本。例如。在選舉中，投票者充分了解候選人的信息成本很高，有時甚至不可能了解。另外，投票者的個人選擇結果可能與多數選民的選擇不一致而被否決，而且集體選擇結果的收益與損失具有“公共性”，因此是不確定的。
因此，精明的投票者可能對投票采取不重視態度，或沒有積極去表達自己的真正願望。這種做法仍然是效用最大化的，仍然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包括了對取得信息及進行必要計算的費用所做出的反應和調整。因此，在分析集體決策中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時，不僅應分析公共物品本身對個人所形成的成本和收益，而且還應分析個人進行選擇本身所要花費的成本。
由於個人參與集體決策是有成本的，所以個人不可能放棄這一參與。當集體決策按一致同意的規則來確定時，單個人在參與集體選擇時將認識到除非他自己的偏好進入政治集團的其他成員中的數量有限的偏好的可能組合內，否則，通過他在簡單的直接民主模型中的選票表達出來的偏好是沒有決定意義的。他自己的這一票可能是無關緊要的，這一可能性會導致個人放棄對選擇過程的參與。另外，如果投票本身的成本超過預期收益，則理性的個人也可能決定放棄。不過，個人的這種理性放棄並不是給出錯誤的信號或是沒有表明他的真實偏好，而是通過放棄投票充分地表達了他的偏好。
個人不僅不可能在充分了解備選方案的基礎上做出選擇，而且他由於許多原因還會犯錯誤。在個人參與集體決策時，由於受幻覺的影響，他對備選方案的概念會發生錯誤。不過幻覺下的行為並不就是非理性的，非理性行事的個人會做出不一致的選擇，而在幻覺下行事的個人的行為是一致的，從而可以對幻覺下的個人行為進行頂測。
由於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所以參與集體決策的個人往往會有不同的成本收益計算。例如，對某項公共支出提案或稅收提案，有些人讚成，有些人反對；一些人做出錯誤的選擇，另外些人甚至放棄投票。盡管如此，集體決策終歸是要作出的。因此，在考察了各種財政製度模式對作為公民—投票者—納稅人—受益人的個人的決策計算所產生的影響之後，就可以討論單獨的個人選擇如何得以結合以形成集體決策了。
集體決策的形成有賴於利益不同的個人之間的力量對比，中間選舉人（這種人具有中等收入的特征）對決策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不過，這是以財政製度已經選定及實行簡單多數表決規則作為前提的。一旦在個人的選擇中引入對於製度規則的考慮，分析就不是這樣簡單了，由此就引出了製度規則的重要性。
2.對財政製度的選擇
在民主政治秩序下，個人不僅僅是在市場中進行選擇及在給定的製度下參與集體選擇，在決策的某一立憲階段，他們最終也必須選擇為進行選擇本身而設置的組織結構，他們還必須選擇日常市場選擇及普通政治選擇借以實施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