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還揭示了信息經濟學對現代經濟學的重大影響。首先，沒有必要把知識列為實現競爭的充分條件之一，因為既然信息不是“免費財貨”，則達到知識完全的境地必然是不經濟的；既然信息的收集和其他商品的生產服從同一些規模的支配，則隻要生產者人數眾多，信息生產也會是競爭性的。因此，“我們達到的不是完全競爭，而是設法最佳競爭程度。”其次，一些向來被歸入“不必要的市場不完全”現象，如價格剛性、同種商品價格差異、資本利用不足等，現在可以通過信息論得到說明，從而不再是需要政府出麵幹預的“壞事”。這種分析還可以推廣到宏觀經濟領域，如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
運用這一理論，可以分析同種商品、同質勞動力價格差異的原因和特點。由於搜尋信息不是無代價的，所以買賣雙方對有利價格的搜尋都是有限的，這樣同種商品、同質勞動力的價格差異必然存在；對搜尋能產生較高收益或隻需付出較低成本的商品或勞動力，搜尋的次數必多，則價格差異必小。例如，消費者必然對價格較高的商品做較多的搜尋，以便找到最低價格，因此這類商品的價格差異較小。又如，勞動者的年齡越大，預期工作時期越短，高工資給它們帶來的總收益的現值越低，因此他的搜尋次數必少，其工資差異必大。
6.寡占理論
一般來說，寡占廠商願意通過串謀來使共同利潤極大化。在串謀場合，每個廠商都希望其他廠商恪守串謀協議，而自己秘密地違背協議（如秘密削價）以擴大銷售額。如果人人都這麼做，串謀就會瓦解。因此，成功的串謀必須是以能夠容易地發現參與者的背叛行為為前提，這正是一個信息問題。
斯蒂格勒認為隻能從買方獲得這一信息——廠商的買主人數若異常增加，就必有秘密削價行為。而對什麼是“正常”的買主數量，什麼是“異常”的買主數量，是很難確切劃分的，隻能大致確定。因此，每個廠商都有這樣的機會：通過秘密削價增加的一定量銷售額會被認為是正常的增量。如果這種性質的銷售量增量較大，則秘密削價的動機強烈，串謀難以維持。也就是說，賣主越多，買主越少；新買主越多，買主的反複購買率越低（買主經常更換賣主），則串謀越難以維持。傳統的寡占理論僅僅強調或偏重於賣主數目，而斯蒂格勒強調買方情況。也就是說，即使在一個生產集中程度較高的市場，動態地看（如需求變化引起新買主湧入），串謀也難以維持。
7.政府管製
政府所宜布的管製目標不等同於管製的實際效果。管製的副作用可能和所期望的作用共生，甚至成為主要作用。通過對比受管製和不受管製的供電企業，就可以發現管製可能根本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降低電費）。其原因既可能是管製機構不能控製企業的日常運行，導致受管製企業仍能定高價，也可能是管製理由——供電企業是壟斷企業不能成立，因此這類企業也麵臨競爭壓力，它們即使不受管製，也不能索取壟斷高價。
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一項規定——發行股票的公司必須向投資者公布經營狀況——是否提高了投資者的收益？分析的結果是支持管製無用論的。判斷一個市場運轉是否有效率，其標準是看它是否使賣主和買主盡快相遇。而價格是否穩定不是市場是否有效率的標準。投機者在提高市場效率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供求條件不變，即均衡價格不變的條件下，各個成交價格仍有可能劇烈波動，這是因為買賣是隨機發生的。問題在於：買主出價等於或超過賣主最低要價時，交易是否發生；較高的出價是否在較低出價之前、較低的要價是否能在較高要價之前實現。若是，則市場是有效率的（賣主和買主相遇了），不管價格如何波動。當均衡價格變動時，更不應當要求價格穩定，因為這一要求等於要延緩達到均衡的時間。投機者在方便買賣雙方相遇、推動價格達到新的均衡點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既然管製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那麼為什麼還要進行管製呢？這就涉及管製產生的原因。由於管製是政治過程，所以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學研究的對象。經濟學家習慣於將政府管製看出外生變量。斯蒂格勒的“經濟管製論”一文首次嚐試用經濟學基本範疇和方法分析了管製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