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舉果然奏效，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疇率軍在臨潼大敗農民軍，農民軍被圍困在叢山之中長達3個月。高迎祥率部從陝西漢中突圍，遭陝西巡撫孫傳庭埋伏，在盩厔(今陝西周至)被前來支援的盧象升部俘獲，高迎祥餘部逃往李自成處，農民軍推戴高迎祥的外甥李自成為新的“闖王”。當然，有關高迎祥的被俘，許多書上都是說為洪承疇部的孫傳庭所獲。我讀到的嘉慶二年《重刊宜興縣舊誌·忠義傳》則說，是為盧象升部的祖寬所獲。當時高迎祥被孫傳庭追得走投無路，在盩厔(今西安市西部)一個叫黑水峪的地方，乘夜色想掠些“夜食”，正巧被盧象升部偵察到，盧象升命祖寬迅速襲擊，一戰將其斬落馬下，盧象升考慮到洪承疇當時的處境，決定將此功讓與洪，以期崇禎可以寬待洪，所以沒有立即斬殺高迎祥。當時，盧象升和祖寬商量，祖寬還不大情願，盧象升下馬向祖寬司禮，祖寬“驚起聽命”，於是將高迎祥交與孫傳庭部，押解進京。此後，崇禎將尚方劍還給了洪承疇，官複原職。
此處，不得不說一下祖寬之人。《明史》載祖寬是遼東人，少有勇力，是寧遠參將，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一員猛將，由於農民起義軍肆虐，命其帶關外三千鐵騎參與“剿匪”，所戰大小數百次，屢建奇功，史說：“邊軍不通言語，逢賊即殺，故多勝。”盧象升總理河南等七省時，祖寬是其下主力，但所到之處燒殺淫掠，一副土匪行徑。史稱“邊軍強憨，性異他卒，不可以法繩”，簡直就是無法管理，盧象升“激勸再三，始聽命”。應該說在盧象升的督管下，祖寬還是能作些收斂，後來開赴漢中後，由洪承疇指揮，祖寬及其兵舊病複發。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祖寬在寧遠奉詔率師急援畿輔，在守濟南時出了差錯，洪承疇等借故竟將其斬首棄市。《明史》中也說：“（祖寬）受誅於力戰赴援之後，死非其罪，不能無遺憾焉”，一代悍將就這樣不明不白的給殺了，是不是洪承疇想毀滅當年盧象升“讓功”的活口，我們不得而知。從中，我們也可以知道盧象升的“將”將水平，與之相比，洪承疇是有不小差距的。
盧象升之所以這樣做，自有他自己深刻而獨到的想法。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也常發感慨和牢騷，“邊地風塵，消磨氣體，豈人而鐵石乎？”治軍在於治人，治人則將心比心、以心才能換心，熟讀“四書五經”的盧象升是深諳其道的。當然，在孤獨困苦時，盧象升隻能如做夢一樣，想想江南家鄉的美景，懷念遠方的父母妻兒，“塞北江南，夢思耿耿，故園鬆竹，相見何期？玉關人徒增悵耳。”他一直掛念那多病的老母，但“邊事大壞，某素奉教於長者，不敢不盡心為之。”從小接受最正統儒家教育的盧象升深深體會到“忠孝不能兩全”苦楚和無奈，心懷入世救國的夢想、肩負固邊禦敵的重任，隻能將那些煩惱的事拋在一邊，他知道，邊關需要他、皇帝也需要他，他隻能選擇繼續地剛強和勇猛。當時東北關外凝結著袁崇煥心血的大淩河已經失守，但鬆山、錦州仍在，山海關防線仍很牢固，原來形同虛設的宣、大兩鎮在盧象升的悉心治理下，實力大增，讓清軍不敢接近，大明朝一息尚存。
崇禎十年（1637年）春，盧象升聽聞宣府有清兵來犯的警報，連夜馳馬趕到天城。據諜報上所說，二百裏外乞炭的騎兵部隊踏平了四十多裏。盧象升曰：“這是準備要大戰的跡象。”又問是否入關，諜報沒有。又聽說清兵還在安營紮寨。盧象升說：“這大概是準備向雲、晉進軍，想讓我軍隊集結於宣府，想乘虛而入。”於是通告雲[山西雲中]、晉[山西]的部隊按兵不動，自己率部趕赴右衛，告戒邊關守將和官員不要輕易言戰。這樣相持一個來月，盧象升說：“敵人已經放鬆警惕，可以作戰了。”秘密通知雲中的部隊從西東進，宣府的部隊從東西進，自己率部隊由子午出羊房堡，準備與清兵展開大戰。乞炭聽說以後，慌忙逃走。盧象升駐紮在陽和時，乞炭一直不敢靠近邊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