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即仗義，義氣。是做人做事的一種境界和水準，是人的優秀品質之一。成大事者都具備這種境界和水準。
利，即利益，是人努力奮鬥後應得的報酬，是人們把事業做大的驅動器。
成大事者善於義利結合，義、利是成大事的兩個支點，義支撐著做人的公平，利為人把事業做大提供驅動。謀利與取義失去哪一點，也成不了大事。
1、以義顧利，巧妙圓融好做事
每一個成大事者都知道，做某件事之前要做好各方麵的鋪墊，尤其要誠心足，誠心足能鼓起戰勝對手的信心，才能使想要做的事順風順水。
李嘉誠退出九龍倉角逐，將目標瞄準另一家英資洋行——和記黃埔。
和黃集團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和記洋行，二是黃埔船塢。和黃是當時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財閥所控製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記洋行成立於1860年，主要從事印度棉花、英產棉毛織品、中國茶葉等進出口貿易和香港零售業。初時規模名氣不大，遠不可與怡和、置地、鄧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戰前，和記有下屬公司20家，初具規模。
黃埔船塢有限公司的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長在銅鑼灣怡和碼頭造木船。船塢幾經遷址，不斷充資合並易手，成為一家公眾公司。到20世紀初，黃埔船塢與太古船塢、海軍船塢並稱為香港三大船塢。
二戰之後，幾經改組的和記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該家族與怡和凱瑟克家族、太古施懷雅家族、會德豐馬登家族，並列為香港英資四大家族。60年代後期，祈德尊雄心勃發，一心想成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牛氣衝天，展開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收購，把黃埔船塢、均益倉、屈臣氏大公司和許多未上市小公司收歸旗下，風頭之勁，一時無二。
祈德尊掐準了香港人多地少、地產必旺的產業大趨勢，關閉九龍半島東側的碼頭船塢，將修船業務與太古船塢合並，遷往青衣島，並將其他倉場碼頭，統統轉移到葵湧去發展，騰出的地皮，用來發展黃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廈等。祈德尊滿天開花大興土木獲利頗豐，因此地產成為集團的支柱產業。
他一味地吞並企業，鼎盛期所控公司高達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祈德尊雖長有“鋼牙銳齒”，“腸胃功能”卻太差，“腹瀉不止”——不少公司狀況不良，效益負增長，使他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從事股票投機生意，以獲取利益回來彌補財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災，接著是世界性石油危機，接著又是香港地產大滑坡。投資過速、戰線過長、包袱過沉的和記集團掉入財政泥潭，接連兩個財政年度虧損近2億港元。
1975年8月，彙豐銀行注資1.5億港元解救，條件是和記出讓33.65％的股權。彙豐成為和記集團的最大股東，黃埔公司也由此而脫離和記集團。
彙豐控得和記洋行，標誌著祈德尊時代的結束，和記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團公司。由韋理主政。後來，和記再次與黃埔合並，改組為“和記黃埔（集團）有限公司。韋理有“公司醫生”之稱，但他一貫是做智囊高參輔政，而從未在一家巨型企業主政。又因為祈德尊主政時，集團虧空太大，“公司醫生”韋理上任，也未能妙手回春——和黃的起色不如人們預想的好。
趁虛而入，是戰場常見並且有效的戰術。李嘉誠在覬覦九龍倉的同時，也垂青和記黃埔。他放棄九龍倉，必然要把矛頭對準和黃。
收購淪為公眾公司的和記黃埔，至少不會像收購九龍倉那樣出現來自家族勢力的頑抗反擊。身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黃集團，各公司歸順的曆史不長，控股結構一時還未理順，各股東間利益意見不合，他們正企盼著出現“明主”，力挽頹勢，使和黃徹底擺脫危機。隻要能照顧並為股東帶來利益，股東不會反感華人大班入主和黃洋行。避實擊虛，去瘦留肥，這便是李嘉誠舍棄九龍倉而收購和黃的出發點。
和黃擁有大批地皮物業，還有收益穩定的連銷零售業，是一家極有潛質的集團公司。香港的華商洋商垂涎這塊大肥肉者大有人在，隻因為和黃在香港首席財主彙豐的控製下，均暫且按兵不動。
李嘉誠很清楚，彙豐控製和黃不會太久。根據公司法、銀行法，銀行不能從事非金融性業務。債權銀行，可接管喪失償債能力的工商企業，一旦該企業經營走上正常，必將其出售給原產權所有人或其他企業，而不是長期控有該企業。
在李嘉誠吸納九龍倉股之時，他獲悉彙豐大班沈弼暗放風聲：待和記黃埔財政好轉之後，彙豐銀行會選擇適當的時機、適當的對象，將所控的和黃股份的大部分轉讓出去。這對李嘉誠來說，是個福音。
李嘉誠權衡實力，長江實業的資產才6.93億港元，而和黃集團市值高達62億港元。長實財力不足，蛇吞大象，難以下咽。若借助彙豐之力，收購算成功了一半。
李嘉誠夢寐以求成為彙豐轉讓和黃股份的合適人選，他停止收購九龍倉股的行動，獲彙豐的好感就是為了得到彙豐回報。這份回報是不是和黃股票，李嘉誠尚無把握。
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誠拉上包玉剛，以出讓1000多萬的九龍倉股為條件，換取包氏促成彙豐轉讓9000萬和黃股的回報。李嘉誠一石三鳥，既獲利5900萬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購的九龍倉讓給包氏去收購，還獲得包氏的感恩相報。
在與彙豐的關係上，李嘉誠深知不如包玉剛深厚。包氏的船王稱號，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彙豐的支持。包氏與彙豐的交往史長達20餘年，他身任彙豐銀行董事（1980年還任彙豐銀行副主席），與彙豐的兩任大班桑達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誠頻頻與沈弼接觸，他吃準彙豐的意圖：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後的和黃經營良好。另一方麵，包氏出馬敲邊鼓，自然馬到成功。
於是，1979年9月25日夜，在華人行21樓長江總部會議室，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誠舉行長實上市以來最振奮人心的記者招待會，一貫沉穩的李嘉誠以激動的語氣宣布：
“在不影響長江實業原有業務基礎上，本公司已經有了更大的突破——長江實業以每股7.1元的價格，購買彙豐銀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萬普通股的老牌英資財團和記黃埔有限公司股權。”
在場的大部分記者禁不住鼓起掌來。有記者發問：“為什麼長江實業隻購入彙豐銀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購入其優先股？”
李嘉誠答道：“以資產的角度看，和黃的確是一家極具發展潛力的公司，其地產部分和本公司的業務完全一致。我們認為和黃的遠景非常好，由於優先股隻享有利息，而公司盈虧與其無關，又沒有投票權，因此我們沒有考慮。”
李嘉誠被和記黃埔董事局吸收為執行董事，主席兼總經理仍是韋理。
記者招待會後的一天，和黃股票一時成為大熱門。小市帶動大市，當日恒指急升25.69點，成交額4億多港元，可見股民對李嘉誠的信任。李嘉誠繼續在市場吸納，到1980年11月，長江實業及李嘉誠個人共擁的和黃股權增加到39.6％，控股權已十分牢固。其間，未遇到和黃大班韋理組織的反收購。
1981年1月1日，李嘉誠被選為和記黃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資洋行的華人大班（注：包玉剛入主的怡和係九龍倉不屬獨立洋行），和黃集團也正式成為長實集團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誠以小博大，以弱製強。長江實業實際資產僅6.93億港元，卻成功地控製了市價62億港元的巨型集團和記黃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難以令人相信，難怪和黃前大班韋理，會以一種無可奈何，又頗不服氣的語氣對記者說：
“李嘉誠此舉等於用2400萬美金做訂金，購得價值10多億美元的資產。”
和黃一役，與九龍倉一役有很大不同，李嘉誠靠“以和為貴”、“以退為進”、“以讓為盈”的策略，贏得這場香港開埠以來特大戰役的勝利。
此役使李嘉誠博得了“超人”雅號，但他並不以為他有什麼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談他的謀略，而對彙豐厚情念念不忘，“沒有彙豐銀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購和記黃埔。”
事實確如李嘉誠所說的那樣，但也可以看出他為人的厚道。
沈弼是彙豐發展史上最傑出的大班，他的傑出之處，就是以銀行的切身利益為重，而不在乎對方是英人還是華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說：“銀行不是慈善團體，不是政治機構，也不是英人俱樂部，銀行就是銀行，銀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沈弼在決定此事時，完全沒有給其他人有角逐的機會而是一錘定音。
消息傳出，香港傳媒大為轟動，爭相報道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報》稱長江實業收購和記黃埔，“有如投下炸彈”，“股市今晨狂升”。
《信報》在評論中指出：“長江實業以如此低價（暫時隻付20％即1.28億港元）便可控製如此龐大的公司，擁有如此龐大的資產，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誠先生的一次重大勝利……
“購得這9000萬股和記黃埔股票是長江實業上市後最成功的一次收購，較當年收購九龍倉計劃更出色（動用較少的金錢，控製更多的資產）。李嘉誠先生不但是地產界強人，亦為股市炙手可熱的人物。”
李嘉誠、包玉剛雙雙入主英資大企業，還引起國際傳媒界的關注。
美國《新聞周刊》在一篇新聞述評中說：“上星期，億萬身家的地產發展商李嘉誠成為和記黃埔主席，這是華人出任香港一家大貿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資者所說，他不會是惟一的一個。”
英國《泰晤士報》分析道：“近一年來，以航運業巨子包玉剛和地產巨子李嘉誠為代表的華人財團，在香港商界重大兼並改組中，連連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資公司感到緊張。”
“眾所周知，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仍是華人，掌握香港政權和經濟命脈的英國人卻是少數民族。二戰以來，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後，華人的經濟實力增長很快。”
“有強大的中國做靠山，這些華商新貴們，如虎添翼，他們才敢公然在商場與英商較量，以獲取原屬英商的更大的經濟利益，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連世界聞名的怡和財團的大班大股東，都有一種踏進雷區的感覺。英商莫不感歎世道的變化，同時，也不能不承認包玉剛、李嘉誠等華商，能與英國商界的優秀分子相提並論。”
這篇文章，試圖以時代背景探討華商得勢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頗，並含有“大英帝國”的口氣，但總的來說對李氏、包氏的評價也還中肯。
從商戰謀略方麵說，李嘉誠在入主和黃的過程中引人注目的是：
第一，他在實際收購和黃之前，早已做好了人事方麵的鋪墊，其收購九龍倉就是收購和黃的序曲，而收購和黃不過是在此基礎上的“樹上開花”而已。
第二，李嘉誠夢寐以求成為彙豐轉讓和黃股份的合適人選，他停止收購九龍倉股的行動，獲彙豐的好感就是為了得到彙豐在和黃一役中給予回報。
第三，由於事先做好了人事方麵的鋪墊，整個收購過程沒有劍拔弩張，沒有重錘出擊，沒有硝煙彌漫，而是和風細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購術，堪稱商戰一絕。”
2、一石二鳥，既得人情又賺錢
做事能做到既賺得了利，又不損害義。可謂是真正的成大事者，但怎樣做到義利兼顧，是值得人深思的，需要自己去慢慢地學習，體驗。
20世紀80年代中期，李嘉誠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寶座。可當時，李嘉誠論實力和聲譽，都還比不上包爵士。
據1977年吉普遜船舶經紀公司的記錄，世界十大船主排座次，包玉剛穩坐第一把交椅，船運載重總計1347萬噸；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雲排名第7位，總載重452萬噸；在世界傳媒界名氣最大的希臘船王奧納西斯竟屈居第8位；香港還有一位老船王趙從衍則榜上無名。
其時，香港報刊還沒有進行富豪榜編製工作之前，根據海外傳媒統計，包爵士是香港第一富豪。他擁有50艘油輪，一艘油輪的價值就相當於一座大廈。
在包爵士集團總部辦公室，掛滿了他與世界各國王室成員、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香港商界與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此時，李嘉誠還未單獨會見過哪一國的元首和首腦。
包玉剛起念登陸，並非一時衝動。1973年的石油危機，促使英國開發北海油田，企圖重新開發本土油田，同時，亞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繼投入開采。這樣，世界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將減少，到7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油輪閑置。油輪是包氏船隊的主力，包氏從油輪閑置，聯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熱，預示一場空前的航運低潮將會來臨。
“先知先覺”的包氏決定減船登陸，套取現金投資新產業，他瞄準的產業，是香港百業中前景最誘人的房地產。
李嘉誠雖不明白包玉剛吸納九龍倉是做一般性的長期投資，還是有意控得九龍倉？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剛會對九龍倉感興趣。九龍倉碼頭雖遷址，新建的碼頭氣勢更宏偉、設備更現代化。執世界航運業牛耳的船王包玉剛，何嚐不願擁有與其航運相配套的港務業？
在華人商界，論實力，論與銀行業的關係，能與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屬。
李嘉誠權衡得失，已胸有成竹，決定把球踢給包玉剛，預料包玉剛得球後會奮力射門——直搗九龍倉。
於是，就演繹出在港九流傳甚廣的瀟灑故事。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兩位華商俊傑，在中環的文華酒店一間幽靜的雅閣會麵；一位是具有學者風範的未來地王李嘉誠；另一位是洋溢著海派作風的登陸船王包玉剛。
五星級文華酒店是怡和集團的一項重要產業，文華以其高貴豪華、優質服務而數次被列為全球十佳酒店榜首。現在，兩位華商俊傑，坐在怡和的酒店，決定怡和台柱——九龍倉的前途命運。
李嘉誠秘密約見，包玉剛猜想有重要事情——他們那時的私交並不密切。包玉剛欲減船登陸，苦於無門，當他將目標瞄準九龍倉，發現李嘉誠已捷足先登。九龍倉對包氏來說，簡直太重要了，它的碼頭、貨倉，更有利於他發展海上航運；它的地盤物業，可供他在陸地大展拳腳。
冷夏、曉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剛傳》中記敘道：
“沒有過多的客套話，李嘉誠即開門見山地表達了想把手中擁有的九龍倉1000萬股股票，轉讓給包玉剛的意思。”
“轉讓？包玉剛想，天上沒有掉下來的好事。包玉剛低頭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誠的精明之處。李嘉誠很清楚包玉剛的情況，知道他需要什麼，於是，用包玉剛所需要的來換取自己所需要的，這一‘轉讓’，可真是一家便宜兩家的好事。”
從包玉剛這方麵來說，他一下子從李嘉誠手中接受了九龍倉的1000萬股股票，再加上他原來所擁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經可以與怡和洋行進行公開競購，如果收購成功，他就可以穩穩地控製資產雄厚的九龍倉。而從李嘉誠這一方麵來說，他以10～30港元的市價買了九龍倉股票而以30多港元脫手給包玉剛，一下子就獲利數千萬港元。更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過包玉剛搭橋，從彙豐銀行那裏承接和記黃埔的股票9000萬股，一旦達到目的，和記黃埔的董事會主席則非李嘉誠莫屬。
這真是隻有李嘉誠這樣的腦袋才想得出來的“絕橋”（主意）！包玉剛在心裏不禁暗暗佩服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過人的地產界新貴。
沒有太多的解釋，沒有冗長的說明，更沒有喋喋不休的討價還價，兩個同樣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訂下了一個同樣精明的協議：
李嘉誠把手中的1000萬股九龍倉股票以3億多港元的價錢，轉讓給包玉剛。包玉剛協助李嘉誠從彙豐銀行承接和記黃埔的9000萬股股票。
一個決定兩家英資企業命運的曆史性協議，在華商兩強低聲密語中順利達成。最終結果，他們都如願以償地坐上英資洋行大班的寶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剛正式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購入20％左右九龍倉股票。怡和與九龍倉現任大班紐璧堅，不得不吸收包玉剛及其女婿吳光正加入九龍倉董事局。
包玉剛初戰告捷，李嘉誠功不可沒。
這之後，李嘉誠又繼續將手頭剩餘的九龍倉股票轉讓給包氏，據估計，李嘉誠在一進一出間，獲純利5900多萬港元。
九龍倉董事局主席紐璧堅，視包氏翁婿這兩位新任董事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之間多次發生摩擦。
包玉剛不斷到市麵或通過幕後吸納九龍倉股，使其控有的股權增至30％，大大超過九龍倉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紐璧堅大為驚惶：包玉剛吞並九龍倉之意“昭然若揭”。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剛赴巴黎參加會議之機，紐璧堅突發襲擊，正式挑起九龍倉大戰。置地采取換股之法，欲將其持股權增至49％。具體做法是將價值100港元的置地股，換取市價77港元的九龍倉股。
條件十分誘人，股民喜笑顏開。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權，包氏是無論如何也購不滿51％的絕對股權——置地隻需再踏半步，便可擊碎包氏的“吞並美夢”。
包玉剛聞訊，急忙乘機返回香港反擊。他隻有兩天時間，必須首先獲得彙豐銀行的22億港元貸款保證，緊接著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每股105港元的現金，吸收市麵九龍倉股，目標也是49％。
105港元的現金，比被九龍倉股抬高的價值100港元的置地股更誘人。星期一開市不到2小時，包玉剛一下子付出21億港元現金，購足2000萬股，使控股權達到49％，取得這場戰役的決勝權。
紐璧堅見大勢已去；將置地控有的九龍倉股1000多萬股轉讓給包玉剛，置地獲純利7億多港元。包氏在九龍倉的控股量已超越絕對多數。
包玉剛奪得九龍倉，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故有人稱“船王負創取勝，置地含笑斷腕”。決戰雙方，皆有勝有負。
包氏的遠見卓識，兩年後便充分顯示出來。包氏購得九龍倉，實現了減船登陸，從而避免了航運業空前船災。香港另兩位船王——董浩雲與趙從衍，因行動遲緩，陷入瀕臨破產的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