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漢書》卷64《賈捐之傳》論文帝時，“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把丁男每年應服的一月“更役”，減少為每三年服一月更役。《漢書》卷51《賈山傳》在其《至言》中，用漢文帝的改革措施同秦的****作對比時說：“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發，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除賈山所反對的“除鑄錢令”等措施外，他幾乎對文帝的改革措施作了一個總結。
文帝時，社會經濟的恢複與發展，表現在農業方麵，除了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相結合的個體小農經濟獲得了發展之外，還出現了專門種植經濟作物而致富的單一經濟經營戶，正如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說：在武帝之前，早已出現了許多擁有“千樹棗”、“千樹栗”、“千樹楸”、“千畝漆”、“千畝巵茜”和“千畦薑韮”的單一經濟作物經營者，其中無疑包括文帝時期。隨著單一經濟作物經營者的出現，全國各地的農副產品也形成了地區分布的特征，如齊地“膏壤千裏，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魯地“頗有桑麻之業”；越、楚之地，也“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蠶”；渤海與碣石這些地區，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巴蜀地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這些不同地區產品特色的形成，必萌始於文帝時期。由於各地區桑麻種植與養蠶業的盛行，就為紡織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僅以1972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西漢前期的紡織品來說，就有絹、紗、綺、錦、刺繡與麻布等多種絲麻織品；在這些絲麻織品之上，還飾以各種動物、雲紋、卷草及人物等花紋，其色彩之鮮豔，織、繡之精美，達到了巧奪天工的程度，這難道不說明包括文帝時期在內的西漢前期的紡織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狀況嗎？
至於“千畝漆”的經營者的興起，無疑是漆器製造業興起後的產物。反過來，它又會推動漆器製造的發展。上述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五百餘件包括食器、沐器、酒器和裝飾性器皿的漆器，就是以反映出包括文帝時期在內的西漢前期漆器製造業的發達水平。
西漢前期新產生的大冶鐵業主，則更是文帝實行弛山澤之禁、除關津檢查製度和允許自由冶鑄政策的直接產物。如吳王劉濞，就是在文帝時期“即山鑄錢，富埒天子”的人物；大夫鄧通，亦於文帝時“鑄錢財過王者”，出現了“吳、鄧氏錢布天下”狀況。故文帝的改革措施，直接導致了西漢前期冶鐵與鑄幣業的發展，從而出現了“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工商業興盛發達的局麵。三決定漢文帝的所作所為和政治傾向的因素，還有諸呂之亂給他帶來的巨大影響，這是更貼近漢文帝的曆史條件。
我們知道，呂後稱製期間，對於扶植諸呂勢力作出了一係列精心安排。早在劉邦時期，因為“呂後為人剛毅”，又曾“佐高祖定天下”，故得幹預朝政，劉邦“所誅大臣多呂後力”，且得用其二兄“皆為將”。其長兄周呂侯呂澤死後，又“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可見早在劉邦時期呂後就已開始扶植呂氏勢力。及惠帝在位時期，一切受製於呂後，諸呂勢力得以進一步鞏固。公元前188年，惠帝死，呂後哭而不哀，因憂諸呂勢力還不足以控製朝政。於是通過陳平之請而立即“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呂後始安，原因在於呂氏家族控製了整個中央禁衛軍的兵權。呂後稱製後，扶植諸呂勢力的步伐更加快了。
呂後元年（公元前187年），呂後追封其父呂公為宣王、兄呂澤為悼武王，為封呂台、呂產等封王造輿論；與此同時，又重用其所幸者審食其為左丞相，“令監宮中，如郎中令”，用以監視劉氏宗親；同年四月，又封齊悼惠王之子劉章為朱虛侯，並“以呂祿之女妻之”，並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其所以以呂祿女妻劉章，是企圖以姻親關係分化劉氏宗親。與此同時，又立所謂惠帝之子劉強為淮陽王、劉不疑為常山王、劉弘為襄城侯、劉朝為軹侯和劉武為壺關侯，藉以削弱真正的劉氏宗親勢力。不久，就正式立呂台等人為王（注：關於立諸呂為王一事，《史記》卷9《呂太後本記》隻載呂台一人，《漢書》卷3《高後紀》卻謂同時封王者除呂台外，還有呂產、呂祿及呂台之子呂通共四人，與《史記》異；又《漢書·外戚·高祖呂皇後傳》載此事作“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公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與《史記》亦不同，注之以存疑。）。
呂後二年十一月，呂台死，隨而立其子呂嘉為王。呂後四年，又封其妹呂媭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呂忿為呂城侯。呂後六年十月，以呂嘉“居處驕恣，廢之”，另立呂台之弟兄產為呂王。呂後七年二月，呂後以呂產為梁王，又以其妹呂媭之女妻營陵侯劉澤，因為劉澤當時為大將軍，呂後恐其死後“劉將軍為害，乃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呂媭要以女妻之，更有拉籠劉氏宗親之意。《漢書·高後紀》謂高後七年正月後，“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注：《史記》卷9《呂太後本紀》作呂後八年七月，“呂後病危，乃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呂產居南軍。”與《漢書》不同。），可見，此時諸呂勢力已由控製兵權進入了控製政權。及呂後八年七月病危之時，因自知違背了劉邦“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的原則，心知“大臣弗平”，因而告誡呂產、呂祿二人曰：“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喪，毋為人所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