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形勢下，諸呂叛亂，已屬箭在弦上。經過呂後的精心安排，不僅中央軍政大權已落入諸呂之手；擁有部分軍權的劉澤與宗親劉章，又被呂後以媾姻紐帶捆住了手腳；呂後所立少帝及其他諸王，又非惠帝兒子；中央政權中其他官吏、宗親敢於反抗呂後者如王陵、趙王友等，或被處死，或被驅逐；複有審食其這樣的人專司監視反對者的活動。一旦諸呂發動叛亂，要奪取劉氏政權，幾乎已成定局。作為劉氏宗親的劉恒，平時遠處代地，毫不熟悉宮中內幕。因此，他隻有等待命運對他的裁判，更不會產生被迎立為皇的美夢。
然而，劉恒連作夢也沒有想到過的事終於發生了。這就是陳平、周勃等人以驚人的膽量與智慧迅速鏟平了諸呂勢力，並且決定迎立代王劉恒為皇帝。而且他們的這一決定，是經過以陳平、周勃為首的大臣和劉氏宗親仔細研究以後作出的。原因在於代王劉恒符合他們反複權衡的條件，是一個便於他們控製的理想的皇位繼承人。
我們知道，代王劉恒本為漢高祖劉邦八子中的第四子。在他的哥哥惠帝劉盈死後且無兒子作為合法繼承人的情況下，他自然具備入選為繼承人的血統關係。他被封於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消滅了陳豨之後，至呂後死時，已為代王十七年之久，也具備了為政的經驗，且在為代王期間表現出“仁孝寬厚”，這無疑又為他作為被迎立對象增添了砝碼。劉恒在當時的劉邦諸子中，又是“最長”者，自然更有被迎立的條件。然而，陳平、周勃等人並沒有立即決定迎立劉恒為帝。他們首先考慮的是不能在呂後所立“少帝”及梁王、淮陽王、常山王中挑選，因為這些人都非惠帝子，呂後之所以立之為少帝及封王，目的在於“以強呂氏”。當他們已經“夷滅諸呂”之後，如果在這些人中挑選皇帝，則“吾屬無類矣”。其次，他們也曾考慮立齊悼王之適子齊王，因為他係高祖長孫，在血統上符合條件，但其母家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複為呂氏”，意即立齊王不便於控製，且有再度出現諸呂之亂的可能，故不可。再次，也考慮過“立淮南王”為帝，但有人以其年少，“母家又惡”，也遭否定。最後才考慮到代王劉恒，除了上述諸條件符合外，還有“太後家薄氏謹良”，易於控製，加上劉氏宗親朱虛侯劉章與琅邪王劉澤都極力擁戴代王劉恒為帝，因而共同作出了決定：即迎立代王劉恒為帝。
正因為劉恒是在剛剛平定了諸呂之亂後登上帝位的，也是在獲得了諸大臣和劉氏宗族的全力擁戴下為帝的，加上他被迎立前後的既恐懼、又驚喜的複雜心態，就決定了他即位之後必須有深入清除諸呂殘餘勢力和重用與依靠劉邦時期的老臣、宿將及劉氏宗族的政治傾向性。前者在於清除隱患、穩定政局和安定民心；後者在於安撫和報償有功者，藉以重建劉氏宗親的優勢地位。
事實證明，漢文帝即位之後，果真迫不及待地著手清除諸呂殘餘勢力。他即位的當天，即派灌嬰與東牟侯劉興居清除宮殿；隨即殺死呂後所立少帝劉弘及呂後所封梁王、淮陽王與常山王；接著，文帝正式入居未央宮，以莊嚴的即位典禮昭告天下；當日夜，又拜原代國中尉“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拜原代國郎中令“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意在重用親信控製中央禁衛軍和嚴格宮內保衛。與此同時，文帝“還坐前殿，下詔曰：‘製詔丞相、太尉、禦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這等於向全國百姓正式宣布諸呂罪狀和新政權的建立，全國人民大慶五日。在當時《漢律》規定“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的情況下，大慶群飲五日是一個非常隆重的舉措。文帝前元元年冬十二月，又宣布凡諸呂所奪齊、楚諸王故地，一律收回，仍歸原主；隨即撤銷了呂後所幸審食其的左丞相職務，到前元三年四月，淮南王劉長殺之於其家。上述一係列措施，雖然沒持續很長時間，但其接連不斷的緊迫性，充分反映出文帝對於清除諸呂殘餘的急切心情。
至於文帝依靠重用老臣、宿將和優寵劉氏宗親的措施，較之前者更具有持續性與多樣性的特征，茲舉其要者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