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帝依靠、重用老臣、宿將和尊寵劉氏宗親的政策，主要帶來兩個方麵的消極政治後果：一是由於漢文帝依靠與重用老臣、宿將，忽視了對年輕官吏與將領的提拔和培養，從而造成高層統治集團成員的老齡化和喪失活力，使高級官吏與將領後繼無人。前述張蒼免相後文帝不敢起用竇廣國而勉強以申屠嘉為相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漢武帝時董仲舒曾指出這種隻用老臣、宿將的弊端說：在這樣情況下，為官者“累日以取貴，積久而致官”，即任用官吏隻看資曆。論資排輩的結果，造成了“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因循守舊和無人可用的局麵。他認為原因在於“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他的所謂“更化”，即“更張”和變革之意。由於不改變用人政策，官吏久任不變，以致形成了“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的長期僵化狀況，這給統治集團帶來了政治上的人才危機。二是尊寵與優待劉氏宗親政策的實行結果，使得諸侯坐大，日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嚴重影響中央集權國家政令的執行，甚至造成了地方割據勢力對中央政權的反叛。文帝時期已出現這種反叛的事實，如濟北王劉興居的反叛和淮南王劉長的謀反，就是明顯的例證。至於景帝時期爆發的大規模反叛——“七國之亂”，也是在文帝時期埋下的禍根。例如“七國之亂”的禍首吳王劉濞，早在文帝時期就已心懷不軌，文帝卻對他百般遷就、容忍，甚至隻賜以幾杖，囑其安心養病，毫不追究其不軌行為，反予優寵，以致他更加肆無忌憚地招兵買馬，積聚勢力，終於釀成大禍。
其次，漢文帝的一係列改革措施，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更為嚴重，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文帝的輕稅措施，適足以資豪強，主要獲利者並非勞動人民，以致加速了社會的貧富分化；二是文帝的弛山澤之禁、開關津之阻和任民冶鑄的政策，雖然促進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卻使大批冶鑄業者有了興風作浪的本錢，造成了商人富貴而農民貧賤的反常現象，加劇了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