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帝的輕稅政策適足以資豪強地主的問題，是這樣引起和加劇的。文帝所實行的“十五稅一”和曾經三度試行的“三十稅一”的田租率，不過是一個征收田租的比率，而不是定額田租。在實際納稅的過程中，是按納稅者擁有土地的多少和每畝土地產量高低相結合的方式計算的。換言之，一家一戶繳納田租的多少，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土地的數量，二是畝產量的高低。前者是個相對穩定的不變量，後者是因施肥多少和耕作勤惰等因素的不同而變化的可變量。基於前者，土地愈多者，納稅量也愈多，反之亦然；基於後者，勞動者施肥愈多和愈勤勞，畝產量也會隨之增加，納稅量也會愈多，反過來也是一樣。對於一般的個體農戶來說，擁有土地的量是十分有限，他們隻有靠多施肥和勤用力去提高單產。這樣一來，按率田租法去繳納田租，土地數量少所帶來的好處是有限的，而由於多施肥、勤用力導致的產量增加所付出的田租量，會大大超過因土地少而獲得的好處。反之，豪強地主土地多，自然通過低田租率所獲得的好處也多；他們一般不直接從事生產，故通過畝產量的提高而多付的田租量落不到他們頭上。於是，總的結果是：通過文帝減輕田租率的政策，主要獲利者是豪強地主而不是農民。因此，當時人荀悅在其《漢紀》中說：“今漢人田租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荀悅對輕稅政策適足以資豪強的分析，可謂切中時弊。在這樣的情況，必然使富者日富，而貧者日貧。豪強地主愈富之後，往往“役財驕溢，或至兼並”。土地兼並的結果，是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無立錐之地的農民，就隻有借高利貸過日子，進而隻有出賣十分有限養命田以及自己的子女以償債，最後隻有逃亡。晁錯在給文帝的上書中所說的“五口之家”的“農夫”，在一年四季的辛勤勞作之後，還不得不“取倍稱之息”過日子，最後隻能“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的情況，就正是文帝時的情景。
關於弛山澤之禁、開關梁之阻和縱民冶鑄等政策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危機，也是在封建剝削製度的溫床上滋生出來的。以弛山澤之禁來說，給農民固然帶來了樵采之便，但最大的獲利者是戰國時期遺留下的大批使用奴隸勞動的冶鐵、采礦、鑄錢和煮鹽的大工商業主。他們進入山澤地區，占山澤以為己有，大肆采礦、冶鐵、鑄造，以致富甲天下，還利用其資財交通王侯，結集勢力，圖謀不軌。有的還操縱市場，屯積居奇，哄抬物價，牟取暴利；甚至還不佐國家之急，任意興風作浪。
再以縱民鑄造貨幣來說，雖然增加了貨幣的流通量，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但能鑄造錢幣的人，隻能是大冶鑄業主和諸侯王，以致在文帝時期出現了專門以鑄造錢幣致富的不法之徒，正如《鹽鐵論·錯幣篇》所雲：“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使得“吳王（劉濞）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鹹聚吳國，秦、……[上亠下維]、漢、蜀，吳、鄧錢布天下。”《史記·平準書》也指出，因為文帝時令民得自鑄錢，以致吳之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可見諸侯之坐大乃至叛亂，也與縱民得冶鑄的政策有密切關係。
文帝的開山澤之禁、通關梁之阻和縱民冶鑄等一係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政策，不僅帶來了如上述的不良後果，而且還使當時社會形成了重視商人和輕視農民的風氣。連司馬遷也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思潮，雖然到武帝時期才特別突出，但文帝時期實已開其端。故文帝之時，農民棄本求末之事，經常發生；文帝三番五次下重農之詔，也未能改變這種狀況。商人致富之後，不僅在生活上揮霍浪費，而且利用資財，交通王侯，或用錢買爵，或納粟免役，還大放高利貸盤剝農民，商人兼並農民之事與日俱增。法律上雖然重農抑商，但實際上商人的地位遠在農民之上。正如晁錯在給文帝的上書中所指出的：“今法律賤商人，而商人已富貴矣；（法律）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出現了“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的“上下相反，好惡乖迕”的反常現象。以致表麵上的“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實質上卻是危機四伏的火藥桶。
對於因此而造成的社會危機，當時的政治家不是沒有察覺到。年輕有為的賈誼與晁錯，就曾不斷地針對這些問題大聲疾呼，並提出了解決矛盾、緩解危機的各種建議。例如賈誼的《治安策》，就指出當時的形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且各有所指。他還在《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中，指出縱民自由鑄造錢幣的政策，造成了劣幣泛濫、錢文混亂、農民背本趨末和商人陷罪等弊端，因此，他力主廢除縱民冶鑄的政策。晁錯也在看到了上述弊端之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文帝麵對他們的建議，雖心知其正確，但因為老臣、宿將的反對而不能用。所以文帝的悲劇，既在於他未能預見其改革措施所帶來的消極後果，也未能聽取賈誼、晁錯等人的正確建議。五上述因為改革和基於維護劉邦確立的政治原則與報恩思想作怪而導致的一係列社會問題，都不是文帝所願意看到的，更不是他的主觀意願造成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並無大損於“文景之治”的金字招牌。但是，隨著地下材料的出土，多少為我們提供了重新認識其主觀意願的某些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