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當時巴結汪直的大臣又何止“二鉞”。據說汪直巡邊時，負責邊疆防務的巡撫都禦史們往往出城二三百裏迎接，“望塵跪伏”。汪直住下來後，官員們則“小帽曳衫，唯走唯諾，叩頭半跪，一似仆隸”。有一次，尚書尹旻請王越將他介紹給汪直，私下問王越說：“見到汪直後，要跪嗎？”王越說：“哪裏有六部尚書還朝別人下跪的？”尹旻不放心，派人偵察王越見汪直的情景，發現王越竟是跪在汪直的床下說事的。後來，尹旻與王越去見汪直，一見到就立即跪下參見。出來時，王越怪尹旻不聽他的話。尹旻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話：“我見別人是跪的，我不才，隻不過是學別人罷了。”此一事，足見汪直之氣勢，亦可以看出當日士大夫之無恥。
成化十四年（1478），竟還有一個名叫楊福的江西人偽稱汪直，糾集一班無賴扮演校尉，從蕪湖一路招搖撞騙至福州，嚇得沿途官吏屏息聽命。汪直本人，後來也逃過了懲罰，壽終正寢。在明代專權的宦官中，他可能算是最幸運的一個。
梁芳在成化一朝，雖然不如汪直那般有權勢，但卻在另一個方麵破壞了朝廷的正常秩序。汪直的權勢，是籠罩於成化一朝政治、軍事領域，而梁芳的惡劣，則主要是在經濟上的揮霍與靡費錢財及任用佞幸小人。也許可以這樣說，汪直愛權，而梁芳愛錢。梁芳知道，要得寵於憲宗，最好能得到萬貴妃的信任。所以，梁芳與其親信韋興，不斷地將珍珠、奇貨、寶物貢獻給萬貴妃。然後，又利用為皇宮采辦宮中奢侈品的借口出京，在地方大肆搜刮。據說，在梁芳的揮霍下，內庫中前幾朝累年積蓄下來的七窖金子都花光了。
所以，從成化一朝的曆史來看，其揮霍程度也是很驚人的。之所以沒有出現像明代後期那樣的赤字，正如學者孟森說，隻不過是“前數代之遺澤，一朝不易枯竭耳”！梁芳為了弄到更多的錢，甚至開始賣官鬻爵起來。像李孜省、僧繼曉這樣的佞幸之徒，都是梁芳薦進的。李孜省最初是江西布政司的吏員，由於貪贓被削職為民，卻因為學習過五雷法這樣的方術，而受憲宗寵幸。僧繼曉據說知道“秘術”。他靠著梁芳的引薦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僧繼曉的母親是一個娼妓，繼曉竟然請求皇帝旌表他的母親，而皇帝也下令不需要審核，直接就為他的母親立起了牌坊。甚至，皇帝還經常將宮中的宮女賜給繼曉，供其淫樂。終成化一朝，梁芳始終得寵於憲宗。隻是孝宗即位以後，梁芳才被謫居於南京，不久下獄。
三樁弊政：西廠、皇莊、傳奉官成化一朝中，弊政甚多，其中為害較大而且對明代後來的曆史發生重大影響的，莫過於西廠、皇莊和傳奉官三事。西廠作為典型的特務機構，人們多少有些了解。但是，皇莊與傳奉官，人們也許還比較陌生。但是，從一個王朝的整體看來，西廠充其量不過是東廠的克隆罷了，而皇莊與傳奉官，卻在經濟基礎和政治製度兩個層麵開了惡劣的先例。
孟森說，東、西廠“為明代獨有之弊政”。與東廠一樣，西廠也是一個特務組織，始立於成化十三年（1477）。設立的地點就在西城靈濟宮前麵的一家灰廠內。憲宗為什麼要在東廠之外再設立西廠呢？據說是憲宗覺得要知道外麵的事情，單有一個東廠遠遠不夠。
事情還得從成化十二年（1476）說起。這一年的七月，京師捕獲“妖人”。有的說法說妖人名叫“李子龍”，借助宮內太監鮑石、鄭忠的幫助進入內府，登萬歲山觀望，圖謀不軌。總之，妖人抓住後，皇帝派太監汪直在灰廠審訊此事，隨後就幹脆在灰廠新立了一個特務機關即西廠，由汪直提督廠事。汪直是很有點特務才能的，據說他能夠化裝成平民百姓往來於京城之間，“布衣小帽，時乘驢或騾，往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疑”。京城內外，大政小事、方言巷語，他都能一一向皇帝彙報。西廠正式成立後，汪直借用錦衣衛中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他的特務網絡，據說“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西廠的特務人數，在當時比東廠要多出一倍。東廠的太監尚銘，也不得不俯首聽命於汪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