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聞聽此言，笑道：
“好嘛!這樣更能提高我的牌藝。”
楊小燕意見通過，喜上眉梢，迅速換過座位，接著問鄧小平使用何種叫牌法。
“當然是精確叫牌法咯。”鄧小平回答。
當晚，大家牌興很濃，一直打到11點多。據鄧林介紹，鄧小平每周都要打兩三次橋牌，但時間都不超過11點。當晚激戰時，鄧楠坐在鄧小平身旁。看上去，她對橋牌也略知一二，不時向父親提出建議。然而，鄧小平卻很自信，根本不理會她的建議。在橋牌桌前，鄧小平展示出來的堅定、果斷、明智和自信心，給楊小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後，楊小燕非常讚賞鄧小平的打牌技術，她告訴記者說：鄧小平打牌思路清晰，牌風穩健，顯示出充沛的精力和過人的智慧，這在近八十歲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驚的。
鄧小平為結識楊小燕這樣的橋牌高手也感到非常高興。後來，楊小燕每次回國，鄧小平隻要有空，總願意同她搭檔來上一局。
楊小燕以牌會友，與中國最高層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美國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裏根總統訪華前，還特意把她請到白宮，聽她介紹中國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的個性。
亮“底牌”和解人急
楊小燕之所以能與鄧小平同桌打牌並成為鄧小平的牌友，這與美籍華人翁心梓夫婦的努力是分不開的。1981年，楊小燕第一次見到鄧小平即有翁心梓夫婦的功勞。提起此事，還有一件牌桌之外的鮮為人知的趣事。
事情是這樣的：
1981年，上海舉辦國際橋牌友好邀請賽，共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十三個城市二十餘個隊報名參加。翁心梓是國民黨元老翁文灝的侄子，在紐約萬源公司任董事長；翁夫人李道基是李鴻章的曾孫女。他們久居國外，很想回國探望。因此，他們鼎力協助美國的舊金山、紐約、休斯敦三個城市組成了四個隊，由楊小燕任隊長，前來中國參賽。在京期間，翁心梓和楊小燕共同向中國橋牌協會榮高棠提出了與鄧小平打上一局的請求。榮高棠當即把他們的請求向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欣然允諾，定於3月4日晚與他們打牌。
獲得這一喜訊，翁心梓夫婦和楊小燕都異常興奮。其中最為激動的要數翁夫人，她雖然牌技不如楊小燕，不能與鄧小平同桌切磋，但她卻另有高招。她花了整整半天的時間尋購《鄧小平文選》。可惜的是，當時《鄧小平文選》尚未出版問世，盡管她跑遍了北京的幾乎所有書店，仍未能如願以償，並為此抱憾不已，隻得買了《周恩來選集》上、下集。同行的人對她為何迫不及待地要得到《鄧小平文選》而結果買了《周恩來選集》大惑不解，翁夫人卻對此守口如瓶，誰也不肯告訴。
4日下午5時，榮高棠為美國橋牌隊舉行歡迎宴會，翁夫人便乘此機會打開《周恩來選集》下集，請大家在扉頁上簽名，穿梭往來，忙得不亦樂乎。這時，大家還未了解她的用意。宴會後，他們興衝衝地趕到了養蜂夾道體育俱樂部，等待鄧小平的到來。
鄧小平到來以後，由於牌局隻允許四人參戰，主方鄧小平，丁關根已經上場，客方楊小燕、翁心梓當仁不讓，翁夫人隻得一旁觀戰，這大概也早在她的意料之中。因此，她並不感到特別失意。她在旁一直看到牌局結束。
打完橋牌後，鄧小平起身向大家告別，早有準備的翁夫人這時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她急速從皮包中取出《周恩來選集》上集，雙手遞到鄧小平麵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敬請鄧小平在扉頁上簽名留念。鄧小平欣然命筆，寫下了遒勁有力的“鄧小平”三個字。直到這時，大家才真正了解了她的苦心。此時，楊小燕卻懊悔不迭，她的牌技雖然精湛，但這方麵卻沒有翁夫人老道，失了算計，未能像翁夫人那樣籌之事先，但這個難得的機會又萬萬不能失之交臂，於是，她手忙腳亂地在自己的手提包內尋找開來。突然，楊小燕眼睛一亮，原來她很快找出了她丈夫開辦的輪船公司的一份介紹書，但讓鄧小平這樣的中國高級領導人在這種不正規的書上簽名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但她還是遞了過去。好在鄧小平並不在意，很快就在介紹書的反麵為她簽了名字。楊小燕的“燃眉之急”解去了，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鄧小平不僅在橋牌桌上展示了他的智慧、韜略，當年其寬闊大度的風範更令海外遊子稱頌。後來，翁心梓夫婦、楊小燕逢人便說：“橋牌是一座橋，通過這座橋，把成千上萬的海外赤子之心與偉大祖國的命運連結在一起了。”
與外籍華人科技專家交談
1983年6月18日上午，人民大會堂北門東大廳內歡聲笑語，熱鬧非凡，鄧小平正在這裏同出席1983年北京科技政策討論會的二十位外籍華人科技專家愉快地交談。
這些科技專家，在海外都很有名望，但與中國領導人特別是與鄧小平一起座談，許多人還是第一次。因此，座談一開始，科技專家們有點拘束，不知道該說什麼，有些人認為，這隻不過是一種禮節性的會見，沒什麼好說的。但隨著話題的展開，大家的那種拘束感不久就無影無蹤了。
美國全國科學院院士、貝爾實驗室電子物理部主任田炳耕坐在鄧小平旁邊。他首先親切地問候鄧小平：“您身體好吧？”七十九歲的鄧小平說：“還可以，沒有大毛病。當然，自然規律不能違背。”他接著又說：“我的辦法是日常事情少管。”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大學工學院院長葛守仁教授說：“有些事你非管不可。”
接著大家開始談起人才的培養問題。
過去幾天，這些專家與中國的專家一起，圍繞科技政策、規劃、管理及一些專業領域的技術方向等宏觀的、戰略性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他們對我國在科技領域裏存在的一些問題，特別是人才培養問題，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鄧小平稱道這些建議“益處很大”。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物理教授聶華桐說：談到人才的培養，這次大家都感到，中國要培養一批有管理能力又有科技水平的人才。這樣科技政策執行才有效。
鄧小平說：我們是缺乏這方麵的人才。我們有人，但要經過訓練，大有希望的是四十歲左右的人，要學點東西，學會管理。所以，青年人、中年人的培養是我們目前最大的課題。各行各業都是這樣。當然，不是說老的沒有用。
鄧小平接著強調說：四十歲左右、五十歲以下的人要加以培養，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成千上萬。幾年後，他們要接班，這是我們改革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三、五年能解決好的，要花十年。
劉全生教授是美國通用原子能技術公司的能源專家。他問鄧小平：是不是將來也要開個教育政策討論會？
鄧小平肯定地回答：可以嘛!他還強調說：搞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知識問題。智力投資要加速，也不能太快，主要是沒有錢。但要作為投資的重點之一。從經濟建設講，能源、交通是重點，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開發。
專家們見鄧小平興致勃勃，更加無拘無束，爭取提問或發表意見，這場禮節性的會見變成了討論會。
一些專家談到了我國科技人員的區域性流動問題。他們建議，科技人員在科學院工作幾年後，可以到大學工作幾年，再到生產部門工作幾年，這會有很大好處。
鄧小平聽了說：這個意見很對，我們肯定要辦。這樣對各部門、對科學家本身都十分有利。不然學非所用，不能發揮專長，是知識的浪費。
他同時又指出：由於長期以來“各霸一方”，做起來就難了，要逐步地改。
葛守仁教授接著說，中國領導人的眼光深遠，我們很佩服。今年授予十八個博士學位，以後應該大大增加，因為大學培養人要靠這些專家。
美國柏克德電力工程公司首席工程師梁佩璐說：中國應該培養一批係統工程學方麵的科技人員。有幾門功課，在美國工程院校是必修的，像決策學、工程經濟學、企業管理學、係統工程學。鄧主席剛才談的都是係統工程學的觀點。
鄧小平擺了擺手，說：係統工程學，我們前幾年才看到。過去我們注意基礎理論，像物理學等，係統工程學方麵忽視了。前兩年才重視。
關心農村教育的美國馬裏蘭大學生物係教授問農村教育是不是也要改變一下。
鄧小平說，農村教育有希望。最近農村教育探討了新的路子。農民有錢了，小學可以民辦。小學由農民辦，國家集中精力搞中學、大學教育，這個路子才開始。
談到農村，鄧小平還饒有興味地介紹了他最近去江蘇等地考察的情況。
談話進行到這裏，話題已不再僅僅局限在科技、教育方麵了。專家們開始更大膽地提出了其他一些問題。
美國大陸海外石油公司副總裁廖子照（廖承誌的親戚，當年其婚禮係由何香凝老人主持）請鄧小平談談經濟體製改革問題。
鄧小平說：這個問題很複雜。經營管理，如何提高經濟效益，包括利改稅，都是改革中的問題。要逐步來，步子一定要十分穩妥。
有些專家索性大膽地問：中國的政策會不會變，中國對將來信心如何？
鄧小平說：不會變。路子走對了，人民高興，我們也有信心。路子走對了，為什麼要變？要變的話，隻會變得更好，對外開放政策隻會變得更加開放，路子不會越走越窄。路子走窄的苦頭，我們吃得太多了。如果走回頭路，就會回到落後、貧困的狀態。
座談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著，不知不覺到了該結束的時間，大家還有些戀戀不舍。鄧小平說：“討論會是個新的方式，這次會議開了個頭，以後可以繼續下去。”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是魯迅先生的名句。這一著名的詩句，意境優美，情味濃厚，激勵許多懷有敵意的人共棄前嫌，和好如初。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曆史上有過密切的合作，也發生過激烈的爭吵，甚至殘酷的戰爭。但是幾十年以後，事過境遷，兩岸的統一，成了人們普遍關注的大事，全國人民和廣大海外同胞都希望，國共再次合作，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1980年，鄧小平將自己親筆書寫的魯迅的上述詩句送給國民黨元老陳濟棠的兒子陳樹柏，表達了他在祖國統一問題上對台灣和所有在海外的國民黨人及其親屬的殷切期望。
陳樹柏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黨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號稱“南天王”的陳濟棠的第十個兒子，現僑居美國，任美國聖卡勒拿大學電機工程和電子計算機係教授，並曾任該係係主任達十五年之久。他是網絡和係統理論方麵的國際權威之一。由於在科研和教學方麵成就突出，曾獲1979年美國的“總統特別獎”。
陳樹柏雖然在海外成就和聲譽卓著，但卻心係故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很多美籍華裔學者應邀到中國講學，陳樹柏也名列其中。1979年，大陸有關部門兩次向他發出邀請，他卻顧慮重重。他想到自己的家庭背景、個人出身、尤其是他父親直至1949年還曾在海南島真槍實彈地同共產黨部隊打過仗的經曆，他不知道共產黨人是否會原諒這一切。於是，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進行試探。不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寫信告訴他說，鄧小平已經收到了他的信，並熱烈歡迎他回國講學，希望他解除顧慮，早日啟程。這樣，他才安下心來大膽地偕同夫人林若星女士，於1980年7月來到北京。
同鄧小平的會見是愉快而輕鬆的。
“我是稱呼你陳教授呢？還是陳博士？”鄧小平一開口就滿含親切。
“請叫我的名字陳樹柏好了。”
但鄧小平堅持說，這不是客氣，而是了解一下國際上的習慣。於是，陳樹柏說：“在美國，如果一個人既是博士又是教授，稱教授表示更敬重一些，因為博士太多。”
鄧小平笑道，“那我就稱你陳教授吧!”
接著，鄧小平說了一段令陳樹柏頗感意外的話：
“令尊治粵八年，建樹很多，至今老一輩的廣東人都非常懷念他。”
陳樹柏聽了非常驚奇，也極為感動。他這次來本想極力回避提過去的事情，誰知鄧小平竟首先提起，而且還稱讚他的父親。他知道，這出自共產黨人之口是前所未有的。他連忙表示，那時候自己還小，不知道什麼。
?搖鄧小平對陳濟棠的稱讚是言之有據的。1929年至1936年，陳濟棠主持粵政八年，其間廣東社會是相對穩定的。省會廣州的海珠橋、西村水泥廠、中山紀念堂、市政府大樓、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等著名建築就是在這八年裏建成的。更為重要的是，他同當時江西蘇區的中央紅軍還有過一段交往和默契，在1934年紅軍長征途中，他沒有在他的轄區進行堵截，為紅軍主力順利通過提供了有利條件。這是中國共產黨不會忘記的。
陳樹柏在談話中，還就他回國的所見所聞，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他希望大陸在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時，應該對科學教育的發展作出係統周詳的計劃，要在培養人才上多下功夫。
會談結束以後，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親筆寫下了“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詩句，並在陳樹柏離京前派人送給了他。這既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的廣闊胸懷，借以解除海外與陳樹柏有類似經曆的一些人的疑慮，同時也表達了實現祖國統一的願望。
祝賀愛潑斯坦七十壽辰
愛潑斯坦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生於波蘭，兩歲就隨父母遷居中國天津，十五歲開始新聞工作的生涯。他在中國工作了半個多世紀，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了很多工作。愛潑斯坦一生把國際主義與熱愛中國密切結合起來，他常說“中國就是我的家”。他加入了中國國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為祝賀愛潑斯坦七十壽辰和他在華工作半個世紀，1985年4月20日，宋慶齡基金會、外國專家局等單位在人民大會堂為他舉行了熱烈的招待會。招待會之前，鄧小平等領導同誌會見了他們一家三代人。
下午5點，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內喜氣洋洋。先到的康克清大姐為愛潑斯坦帶來了自己種的紫丁香，以示祝賀。
不一會，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陸續步入福建廳，他們都向愛潑斯坦熱烈祝賀。
愛潑斯坦坐在鄧小平身旁，親切交談。
鄧小平對愛潑斯坦說：“你都七十啦!”
愛潑斯坦風趣地說：“我還小呢!”接著他問候鄧小平：“你近來身體好嗎？”
鄧小平說：“還好!沒什麼大毛病。”
愛潑斯坦最近隨同一批40年代來過中國的美國老朋友、老記者重遊了延安、重慶等地，剛剛返回北京，他對鄧小平提起了此事。他說：“這次我和美國老朋友跑了許多地方，參觀訪問，看到不少變化，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