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封曆史上著名的信，後來導致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關於這封信，魯迅當天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上午啟孟（周作人）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照魯迅這條日記來看，他多半有些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大概他不明白周作人說的是什麼事，即便知道，也沒料到會引起如此後果，所以“邀欲問之”。
然而，周作人反應是“不至”，既然“不至”，那就意味著事情沒有挽回的餘地，這其中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周作人不想談那件“過去的事”；第二，“以後請不要到後邊院子裏來”這一條也沒有商量的餘地。
周作人這種前所未有的態度大概刺激了魯迅。一周後的7月26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晴。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此前一周的時間裏，魯迅或許是在等待，等待一周仍“不至”，他恐怕再也無法忍耐，便絕然開始行動：看房子，收拾書籍，準備搬出八道灣！
魯迅要搬出八道灣，這一點大概出乎周作人意料。四十年後，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致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寫道：“……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隻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裏就是了。”
周作人意願如此，但魯迅沒有遵循他的意願，而是在一周之後準備搬出八道灣，這大概是對周作人“不至”的激烈反應，也可見內心受傷害之深。又過了幾天，8月2日下午，魯迅攜夫人朱安離開八道灣，遷居至磚塔胡同61號。兄弟失和的“肚皮官司”終於演成公開戲。
然而這出戲並未就此結束。從7月14日突然不再一道吃飯，到8月2日魯迅搬出八道灣，短短不到二十天。在此之間，對兄弟失和一事，雙方除了行動，就是沉默。及至魯迅搬出之後，雙方除了沉默，還是沉默。但是兄弟失和一幕本身仍未結束，相反還在醞釀更可怕的衝突。這種情況，恐怕用魯迅自己的話來概括最恰當：沉默嗬，沉默。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
爆發終於在十個月之後來臨了。1924年6月11日，魯迅與周作人之間的“冷戰”白熱化，爆發為一場駭為聽聞的爭吵與傷害。關於這件事，當天的魯迅日記這樣記載：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過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第二天，魯迅親口向友人許壽裳講述了昨天事件的經過，按許壽裳的轉述，魯迅回八道灣取書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會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裏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隻好退了。”
魯迅和許壽裳如是說，其他目擊者或知情人所描述的情況又怎樣呢？據魯迅與周作人共同的友人章川島說，他當時正好住在八道灣宅前院魯迅曾住過的房子裏，那天午後，他正要去上班的當兒，看見魯迅來了，走進他家小院的廚房，拿起洋鐵水杓從水缸中舀涼水喝。章川島說，他請魯迅進屋喝茶，魯迅卻說：“勿要惹禍，管自己！”如果章川島所述準確的話，看來魯迅此次回來心中有火，這火針對誰呢？章川島沒有說。他隻說，魯迅喝完水，即徑自進周作人住的後院去了。過了一會，從後院傳出周作人的一聲罵，章川島趕忙走進後院，在後院西廂房看見可怕的一幕：周作人從木架上抓起一個尺把高的銅香爐正要砸下去，章川島搶下香爐，把周作人勸回住房，然後回到前院自己的住處，路過客廳時，聽見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正在給張鳳舉、徐耀辰打電話，至於請他們來是增援還是評理，他就不知道了。
當時，三弟周建人已不在八道灣居住，他早已離開，時間是在魯迅離開之前兩年。但是，周氏三兄弟的母親魯瑞仍在八道灣。據考，魯瑞目擊了當時的情況，並提供了另一種說法。周建人1983年回憶：“我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隻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周作人夫婦）才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