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這次號稱“幹部革命”的改選完全是柳亞子處心積慮的一個陰謀。首先，實行改選的理由並不充分。因為南社社刊初創，難免存在一些問題，大家都是誌同道合的朋友，如果對社刊的編輯不滿，可以提出意見來商量，改進體例也並不困難。其次，改選之事沒有事先知會三位編輯員，這不但是對他們的不尊重，在程序上也不合適；由柳亞子等少數幾個人如此瞞天過海進行操作更是欠妥。第三，新當選的三位編輯員中，兩人沒有到會，而且當選為編輯員也沒有征得其同意，這顯然也是很不正常的。而最後改選的三位編輯員都推脫不就職，很顯然是不願意被人當槍使，不想被柳亞子推到前台去麵對原來的三位編輯員，這實際上是對柳亞子的做法表示不滿。盡管如此，就柳亞子而言，這次改選卻非常成功，也非常巧妙：這次改選之後，柳亞子本人仍然是書記員。這一方麵固然是為了避免“奪權”的嫌疑，而另一方麵柳亞子也自有準備。由於改選的三位編輯員都沒有履行職責（實際上是不能夠或不願意履行職責），於是柳亞子便以書記員的身份在實際上獨攬了編輯員的責任——可以說，柳亞子不僅掩蓋了自己放火的行為，反而還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挺身救火的人。後來柳亞子又故技重演，在第五次雅集上，到會的高旭、柳亞子、龐樹柏、傅熊湘、胡懷琛等南社骨幹都沒有被選為編輯員，而政務繁忙的宋教仁、遠在日本的景耀月、沒有到會的王蘊章卻被選為編輯員，所以到編輯社刊的時候，宋、景二人忙於政治無暇他顧，而王蘊章更是身在南洋——三位編輯員又是都不能履行職責，於是柳亞子又“隻好”獨自擔任編輯。柳亞子主持改選出來的編輯員沒有就職任事，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卻很少有人對此進行深入探討，一般隻是讚揚柳亞子的熱心肯幹等等，這也未免太簡單化了。試問既然明知幾位編輯員不能夠或不願意就職任事，為什麼還是要繼續選他們？因為柳亞子就是要讓他們不能就職任事，好讓自己能夠獨攬編輯大權。正是通過這種手段，柳亞子不但在實際上把持了南社的社務，而且對不明就裏的社友而言，柳亞子還能以“任勞任怨”獨力編輯社刊的“功勞”贏得其擁戴。
獨攬編輯大權還隻是一個收買人心和培植親信的過渡方式，柳亞子當然不甘心有其實而無其名，他的最終目的是成為南社實至名歸的唯一領導者。於是柳亞子開始拉攏部分社友：“且說張家花園革命（即南社第三次雅集，也就是第一次改選）成功，我們都很高興。還有張佚凡女士當選了庶務，這也是我的計劃，我從十六歲就主張男女平權，至此可算小試其端了。”（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按張佚凡當時的革命資曆或文學才華，即使在女社員中也並不突出，柳選其為庶務，很難說沒有拉攏社友的私心在內，所謂“主張男女平權”雲雲，不過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說辭罷了——後來柳亞子連任主任多年，按《南社條例》可以自由任命書記、會計、幹事，而且隨著南社規模的擴大，傑出的女社員也更多，但是柳亞子再也沒有任命任何一個女性社友。而且在後來的柳、高衝突中，張佚凡也站在柳亞子一方。1911年2月13日南社舉行第四次雅集，柳亞子回憶：“記得天梅和我大鬧其酒陣，座中也很分左右袒，卻是我的方麵人多，還有未來的女子北伐隊隊長張佚凡女士也出馬相助。於是我哈哈大笑，說道‘得道者多助’呢。”（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所謂“未來的女子北伐隊隊長”，實際上也就是說張佚凡當時還沒有什麼資曆；而且辛亥革命以後，所謂“女子北伐隊”一度到處都是，也不算什麼了不起的資曆。柳亞子如此措辭，未免也有些捉襟見肘。
隨著柳亞子地位的提高，在第七次雅集的時候，他又發動了一次“革命”，這次他意在把編輯員三人製改為一人製，即由一人全權負責。那麼這個總負責人由誰來擔任呢？柳亞子野心勃勃自以為舍我其誰：“人選則我來做自薦的毛遂，這是為了南社的前途，我認為用不著避免大權獨攬的嫌疑的。”（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但是這次柳亞子卻失算了。因為柳亞子此前的一係列舉動，引起了高旭的不滿——事實上柳亞子的第一次改選，陳、高二位就都有些不高興，但是陳默認了，而高卻咽不下這口氣，於是柳、高之間開始有了齟齬。所以這第七次雅集，高旭也存有教訓柳亞子之心。柳亞子回憶當時的情形：“那一天到會的人，也並不能說他們多數是高黨，但俞劍華到南洋去了，失掉了我的右臂，連能持大體的陳陶遺、葉楚傖也都沒有出席。來的人大半是馬馬虎虎的，對南社的過去情形，簡直莫名其妙。他們認為‘眾擎易舉，獨力難成’，是一切辦事的公式，就不自覺地上了天梅的當，而把我苦心孤詣的計劃，輕輕地否決了。”（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這段話不啻是一張供狀。所謂“高黨”，意指親近高旭的人，實際上這純屬子虛烏有，考察南社曆史，沒有發現高旭有運動其他社友之事。所以這隻是柳亞子以己之心來度人罷了，因為南社中的“柳黨”是真實存在的。柳亞子所說的俞劍華，就是第一次“幹部革命”時的軍師，與柳亞子同聲一氣自不必說；而所謂“能持大體”的陳陶遺、葉楚傖，也是“柳黨”的骨幹。但是此役“柳黨”失之大意，柳亞子自以為羽翼已成，沒想到仍然會受挫於高旭。會議最後決定仍然實行“三頭製”，改選的編輯員為高燮、柳亞子和王蘊章。但是當選為編輯員並不能彌補柳亞子的挫敗感，何況高旭更譏諷道“究竟誰是得道者多助呢”，故柳亞子一怒之下便登報聲明永遠脫離南社。柳亞子的惱羞成怒，不隻是因為當時臉麵無光，更因為這一事實證明：盡管他煞費苦心運動，盡管“那一天到會的人，也並不能說他們多數是高黨”，但高旭還是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這說明高旭在南社的影響依然在他之上，這一點是他尤其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