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柳亞子畢竟也是南社的發起人之一，他負氣公開宣布永遠脫離南社，無疑對南社的團結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為了挽回事態，南社多位社友屢次勸說柳亞子歸社，高旭也覺得有點過火，所以也默許向柳亞子讓步。但是柳開始表示堅決不歸，後來口氣有些鬆動，卻又趁機抬高價碼：“從前我是主張編輯員單獨製的，現在，又發現著這辦法的不夠了。因為顧名思義，編輯員的權限，隻是編輯而已，管不著其他的事情。而我這時候的主張，以為對於南社，非用絕對的集權製，是無法把滿盤散沙般的多數文人，組織起來的。我就想進一步的改革，要把編輯員製改為主任製。並且，職員在雅集時由到會者推舉，我也覺得不妥當……還有，書記、會計和幹事（原來名稱是庶務，第五次修改條例改稱幹事），都是擔任事務方麵的人才，在集權範圍以內，是不需要推舉或選舉，而應由主任委托；在必要時，還可以由主任自己兼職的。”（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最後在“柳黨”的姚光提出滿足柳亞子的條件、高旭又一次作出讓步的情況下，柳亞子才心滿意足地歸社了。
這次勝利無疑大大助長了柳亞子的氣焰，隨後的條例改革更對南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任總攬社務，連任又無限製，而且可以隨意任命主要職員，這就很容易有專擅和結黨之弊。而主任由通訊選舉產生，看似民主，實則隻是柳亞子吸取失敗教訓所作的有利於自己的變革。因為如果主任由雅集時推舉，則參加者既不能控製，而現場局麵也難以預測，難保不出現第七次雅集時的情況；而通訊選舉則保險得多，從分寄選票開始都可以暗箱操作（南社日常社務已被“柳黨”所把持），而且按規定通訊選舉實行雙記名法投票，即投票者也需要署名，這顯然也有違民主原則，但有利於操作者分別敵我。按照如此條例，隻要第一次能夠當選主任，以後連任就不成問題了。
那麼這至關重要的第一次通訊選舉情況如何呢？1914年8月，柳亞子“以代理書記員名義，發出通告，召集十月十日在愚園舉行的第十一次雅集，通告中並附發選舉票，請他們用雙記名法，將被選舉人及選舉人姓名填注票內，即日郵寄南社駐滬辦事處朱少屏代收”（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但在隨後雅集開票時，到會人數卻“文獻無征”——沒有記錄。“在僅僅保留著的選舉票上，知道這一次收到的票很少，是棄權的太多了。檢點收到的票額，隻有八十七票，我以五十票的多數，當選為主任”（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按：到1914年8月，南社社友已有400餘人，可見棄權的社友占絕大多數，這足以說明他們對這種貌似民主的選舉不以為然，但是柳亞子的目的卻已經達到了。此後柳亞子也一直連任主任，南社才開始了柳亞子獨大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柳亞子擔任主任之後，高旭隻參加過一次臨時雅集、一次正式雅集，而這兩次柳都缺席，也就是說高、柳沒有再在雅集上碰過麵。可以說高旭不但主動退讓了，而且日益對南社失去興趣。陳去病也淡泊名利，甘心成為配角。柳亞子曾刻有“南社主盟”的閑章一方，足見其誌得意滿之態。直到1917年“朱柳公案”發生，柳亞子以論詩不合擅自開除社友，引起社內外物議沸騰，南社瀕臨分裂，柳亞子也自覺無趣，才於1918年辭去主任一職——但他還是推薦由姚光接任——而那時南社已經是名存實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