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以看做陳明修改丁玲作品的“夫子自道”。陳明何以要著重談對丁玲日記的修改呢？緣於陳明與丁玲的兒子蔣祖林關於丁玲日記的“筆墨官司”。我在2年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章，也談到這一“官司”，因而與我也有點關係。
丁玲1947年至1954年的日記，經過陳明整理後，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斷》為題，首先發表在《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上，注為“陳明整理稿”，陳明在注文中還說：“括弧內的字是我加的簡注”。那麼，未加括弧的，讀者當然認為都是丁玲自己的親筆內容，是原始的記錄，陳明隻是原稿照錄，未經絲毫的改動或刪節。
不料，丁玲和前夫胡也頻的兒子蔣祖林於1994年5月22日給《新文學史料》（見1995年第1期第53頁）編輯部寫了一封信，嚴正指出經陳明之手整理發表的丁玲日記《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斷》“與原稿不符”，並以丁玲1948年6月15日的日記為例加以說明。蔣先生特意在括弧內加注說明：丁玲日記的原稿“現存我處”。
陳明“整理”稿：毛主席評郭文有才華奔放，組織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義的，不過說明多些，感情較少。蔣先生披露的日記原稿：毛主席評郭文，有才奔放，讀茅文不能卒讀。我不願表示我對茅文風格不喜，隻說他的作品是有意義的，不過說明多些，感情較少。郭文組織較差，而感情奔放。
除了蔣祖林指出的“丁玲的話，經‘整理’，成為毛澤東主席的言論了”之外，陳明還把有些語言上的丁玲式表述作了他自己以為通順的修改。
蔣先生在信末指出：“總之，對待史料，應忠實於作者原稿。在內容上，不應隨意修改和編造。在文字上，若修改不當，也會影響史料的文字水平。原稿中明顯誤寫的地方，如修改，應注明是修改者的意見。”
當時，我為蔣先生認真求實的精神所感動，也為陳明對涉及毛澤東和丁玲談茅盾、郭沫若的日記的“整理”感到震驚！因此，2年我在一篇文章中特意引用了這個例子（該文收在拙著《知情者眼中的周揚》一書中）：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陳明當然知道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當然也知道完整地保存史料對研究者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到毛澤東這樣的曆史偉人的時候，更應慎之又慎。陳明的做法，名為整理，實則是肆意刪改。這種對曆史不負責任的態度，令我深感失望。失望之餘，我還抱有希望——為保持丁玲的“完人”形象，陳明對文藝界發表的有關丁玲的文章，從“史實上”加以駁斥的很多，這回是涉及到他自己了，我真希望他也能撰文據理駁斥。我在文末還特意說：“順帶提個懇求：陳明可否就丁玲日記的修改問題，給像我這樣的熱愛丁玲、又有點‘考據癖’的人一個明確的答複呢？”
由此說來，陳明回憶錄中的“夫子自道”，算是給蔣先生和我一個“明確的答複”了。
不過，陳明這個答複，實在難以服人。首先，陳明認為，在丁玲已經去世，“沒辦法和她商量”的情況下，“隻得我獨自替她改”；還說，“丁玲當時記的時候沒有想到要去發表”。日記本來就不是為了發表才寫下的，若是為了日後發表而寫，那麼這日記就失去了真實性。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且不說，單說陳明把修改日記看作是理所應當的事情，連蔣先生這樣不是曆史的專門研究者都知道“對待史料，應忠實於作者原稿”，專門的研究者就更不同意陳明的觀點和做法了。道理淺顯易見，不必多費筆墨。其次，陳明認為，丁玲記毛的“意思可能不完整”，等等。陳明並沒有與聞這次談話，如何知道的？再說，日記是什麼？私密的個人感受的記錄，意思完整不完整，是個人的感受，旁人，哪怕是丈夫這樣的親人，怎麼能越俎代庖呢。第三，陳明認為毛的話“不是太嚴謹”才做修改。且不說這是率意的斷語，即使毛的話就需要句句“嚴謹”“句句是真理”嗎？更何況，毛是領袖，但毛也是人，他為什麼就不能作為茅盾的讀者，對茅盾的作品提出自己的評價呢？第四，陳明認為自己對毛的話的修改沒有“違背主席的基本意思”。而根據蔣先生披露的日記原文，毛評郭沫若隻說“有才奔放”，陳明生生地把丁玲的“郭文組織較差”的評價強加給毛，讓丁玲背上“是在借毛主席的話攻擊”郭沫若的黑鍋不說，如果這樣還不叫“違背主席的基本意思”，那倒真讓人無話可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