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魯瓦為每個人配備一個小托盤，用帶子固定在他們的特製服裝上，就像個隨身攜帶的小小工作台一樣。勒魯瓦負責全局，他派阿邁爾負責列車上的具體行動。郵件室有一扇從裏麵關閉的窗子，於是，勒魯瓦對阿邁爾說：“在這種情況下，你就打開窗子，把信件扔出來。如果火車開得不太快，你們倆隨後跳出來！”
幾個星期以來，他們觀察了郵車工作人員的生活習慣，記下了工作人員來來往往和吃飯睡覺的時間。他們掌握了什麼時間郵車裏沒有人，什麼時間郵政人員回來繼續分揀信件。他們對可以從容作業的時間，作了最精確的計算。勒魯瓦安排了一些人潛伏在列車上望風，以便隨時提供支援。在他們的掩護下，阿邁爾和另一個特工人員按預定時間接近了郵車。這時，郵政人員都去吃飯了，車廂內空無一人。倆人直奔目標——郵車室。阿邁爾像往常一樣，動作迅速，情緒高漲。倆人沒有受到任何幹擾就完成了任務。他們封好最後一個郵包，帶著裝有微型照相機和全部膠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了小隔間。
倆人仔細地把門關好，重新接好為保護郵件室而安置的鋼絲。他們用鉗子壓扣上新的鉛封，完全做成原來的樣子。阿邁爾把鉗子放進衣袋。他們最後檢查了一遍全部鉛封，看看是否妥當。然後，他們轉過身來準備走開，沒想到卻與郵車主任撞了個滿懷。他們未曾聽見這位主任走回來的聲音。
郵車主任驚訝地說：“你們來這兒幹什麼？你們是什麼人？”
他難道發現他們倆人關門作假了嗎？阿邁爾親熱地挽住他的胳膊，竭力蒙騙他：“我們來這裏執行一項特殊的巡查任務。有人報告車上失盜，我們正在采取防備措施。”
“你們瞎說些什麼呀？”郵車主任一邊說一邊掙脫阿邁爾，“據我所知，從未發生過什麼盜竊事件。隻要看看鉛封就……”被一陣突然的不安所驅使，他猛地推開兩個特工人員，俯身察看小隔間門上的鉛封，然後勝利地直起身來說：“來，你們親自看看，鉛封完好無損嘛！”
“是，是，我們看到了！”阿邁爾答應著，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
就在一分鍾以前，阿邁爾偽造了門上的印章和鉛封。兩位特工人員真是僥幸！隻要郵車主任早來幾秒鍾，就會發現他們倆人正在重新閂門呢！但即使現在，主任也表現出明顯的懷疑，對於這一次未預先通知他的巡查感到驚訝，因為無論如何，主任在郵車上就像船長在船上一樣，是除了上帝以外主宰一切的人物。
阿邁爾平心靜氣地讓郵車主任懂得，把他們來過這裏的事聲張出去對他沒有一點兒好處：“我們是奉命而來，對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否則，等你回到巴黎，我們的頭頭會找你算賬的！”
聽見阿邁爾的彙報，勒魯瓦認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患於未然。他們要好好關照一下那位郵差頭頭。
巴黎東站派出所所長科隆巴尼與勒魯瓦的關係很好，好久以來他就想調到奧利機場去，為此曾找過勒魯瓦為他走後門。若勒魯瓦向他提個要求，他是不會拒絕的。但是，勒魯瓦認為不好對他說明自己的意圖，因此，他決定去找所長的上司、航空警察和邊防警察的局長、勒魯瓦的老朋友布庫瓦朗。
他對老朋友說：“是這樣的，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東站派出所，得把它讓給我一段時間。”
老朋友迅速而知趣地回答說：“悉聽尊命，我並不想知道為什麼！”
局長親自打電話給科隆巴尼：“方便一下，把你的派出所讓給老朋友菲維爾用用！”
當莫斯科開來的列車進入東站的時候，派出所的原班人馬已經騰出了他們的辦公室，代替他們充當車站警察的是第七處的人。列車一停穩，阿邁爾就登上郵車車廂，直接去見郵車主任。
主任一看見阿邁爾。不由得倒退了兩步：“還要我幹什麼呀？”
“去車站派出所。我的上司要見見你，好消除一切誤會。”
郵車主任顯出不高興的樣子，嘟嘟囔囔地說：“我得先辦完回來的全部手續呀！”
阿邁爾說：“那就辦吧，我陪你。”
阿邁爾寸步不離地跟著這個“寶貝”，最後把他帶到了派出所。他們演了一場戲，給這位郵差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阿邁爾帶著主任一進門，就有人對阿邁爾大聲說：“你好，檢查員，今兒你又帶什麼來了？”
“沒什麼。頭頭要見見這個人！”阿邁爾說。
他敲了一下一扇裝有玻璃的門，畢恭畢敬地等待勒魯瓦響亮的問話：“什麼事？”然後，阿邁爾伸進頭來報告：“所長先生，郵車負責人來了！”
勒魯瓦悠然自得地坐在科隆巴尼所長的扶手椅上接待來客。
郵車主任心裏麵猜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勒魯瓦對主任說：“我召你立即到這裏來，為的是要同你談談我們在列車上進行檢查的問題。放心吧，我們什麼也沒有發現，看來你的判斷是對的。不過……”說到這裏，勒魯瓦把身體俯向前麵，用一種知己的口吻說：“不過今後，我們將采取更加全麵的監護措施。請別生氣，你在每趟車的旅途中都將受到檢查，而且常常是在背著你的情況下進行……”郵差更加驚訝了，始終不明白他們要幹什麼。他咕咕噥噥地說：“我對你們有什麼用呀？”
這時，勒魯瓦目光陰沉，聲音威嚴，狠狠地敲打他說：“這與你關係重大！我要你對這件事守口如瓶，從今以後，你與國防機密連在一起了。隻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擔責任！”
郵差嚇瘋了，連聲說：“不，不，我什麼也不說，請相信我，所長先生！”
不過，勒魯瓦隻放心了一半。在以後的幾個月裏，他派人監視他：跟蹤他的行動，偷聽他的談話，檢查他的信件。果然，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沒有對別人談起過他的奇怪遭遇。
科隆巴尼調到了奧利機場，他興高采烈。然而每次和勒魯瓦碰麵的時候，他總禁不住用一種詭譎神情盯著勒魯瓦問道：“親愛的菲維爾，告訴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裏到底搞了些什麼名堂？”每一次，勒魯瓦都支支吾吾地搪塞過去，原因很簡單，他不能對他說明真相。
以色列英雄科恩
摩薩德是以色列中央情報和特殊使命局的別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報機構之一。它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雄心勃勃的膽略令人敬畏。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馬爾·阿明·塔貝斯這個名字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他的進出口貿易公司，依靠摩薩德慷慨提供的大筆資金，很快興旺起來，這使他出了名，能夠十分自如地往來於敘利亞上層僑民之間。
1962年1月1日，他帶著一些私人介紹信，登上了從熱那亞開往貝魯特的阿斯托裏亞號客輪。他買的是頭等艙，住在甲板上的一間客房裏。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巨商富賈交上了朋友。9天以後，他靠著在船上認識的一位有影響的敘利亞人沙伊特·阿爾德的幫助，由阿爾德開車把他帶過了黎巴嫩——敘利亞邊界，到達了目的地大馬士革。通過從拉丁美洲帶來的私人介紹信結識的朋友卡曼爾·阿爾赫申的幫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對著敘利亞武裝部隊總參謀部。他非常清楚周圍許多鄰居肯定都是敘利亞的軍官，同時，許多經銷處、銀行和工業公司的總部和一些大使館也設在這裏。他住在這裏不會引起什麼懷疑。
一切安排妥帖之後，他就架起了無線電發報機。他把發報機巧妙地隱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飯用的混頻爐裏，天線固定在電視機和收音機天線林立的房頂之上，拉進屋內，就像接在他的自動剃須刀上的一根長長的電線。
科恩通過觀察他的近鄰——窗戶對麵的敘利亞總參謀部開始了他的工作。為了能探測出特別不尋常的跡象，他不間斷地監視著進出大樓的人們。在最初的幾天裏，他從早上8點總參謀部開始一天的活動起，一直監視到晚上6點多大多數軍官和職員離開大樓為止。
在連續監視了幾個晚上之後，他注意到隻有5間房子的燈是徹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測那是夜間值班員住的地方，並斷定這些房子是屬於“軍事情報作戰處”的。
科恩經常與年輕的阿爾赫申見麵，並經他介紹認識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這些人，特別是那些官員們打聽向歐洲出口敘利亞商品會遇到什麼困難。他告訴他們自己有相當一筆錢存在瑞士和比利時的銀行裏，利用這筆資金和他在歐洲的關係，他打算向歐洲出口敘利亞家具和藝術珍品。
漸漸地，他的交際越來越廣，他到任何地方都由阿爾赫申介紹給大家。阿爾赫申在大馬士革商人中享有極好的聲譽，這樣科恩理所當然地受到普遍的愛戴，人們幾乎一見到他就相信他。他出口敘利亞家具和藝術珍品的計劃得到了普遍的讚同和支持。
沒幾天，在他的門前掛出了一張招牌，寫著“進出口貿易公司——塔貝斯”的字樣。他那溫文爾雅的舉止和適度的愛國主義表現，使他獲得了很多在大馬士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誼。他能為以色列情報機關作出重要貢獻的時機很快就來到了。
比他預料的要快得多。當他以“88”為信號通報他已在大馬士革落腳後，按道理講，他應該連續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中斷和特拉維夫的一切無線電聯係，以使他得以藏身。“不要倉促行動”的警告三番五次地出現在他腦海裏。但不管怎樣，事情出乎意料地發生了。
1962年3月8日晚7時，他聽到大馬士革電台廣播：“今天我們英勇的士兵給猶太複國主義者以粉碎性的打擊。敘利亞軍隊摧毀了在加利利海麵上猶太複國主義者的戰船，敵人遭到嚴重損失，他們在敘利亞軍隊到達前就撤退了。”
在對這條消息的確切性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他猜測到這個報道會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敘利亞在海麵上又向以色列發起挑釁了。
以色列在內閣周會上對這一嚴重事件進行了討論。與此同時，電台的這個消息也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見總參謀部的窗簾後麵，又開始細心地觀察起敘利亞總參謀部的情況。
他立刻注意到大樓裏麵和附近有些異常的活動：幾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現在都徹夜通明。
第二天，在見到阿爾赫申時，科恩第一次試探著跟他談敘利亞的政治和軍事形勢。阿爾赫申似乎並不樂意討論這個問題，科恩很小心地結束了這個話題。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進行觀察。但這一次，周圍一片寂靜，一切都恢複了正常，燈光隻從那5間通常亮著的窗子裏照射出來，似乎一切又恢複了平靜。但他注意到，自加利利海麵上的事件發生以來，大馬士革街頭出現的軍車，特別是坦克運輸車的數目增加了。
他無人可問，因為他還沒有獲得這種消息的可靠來源。他思考著在大馬士革出現的軍事動向，可能預示著即將發生突然的武裝政變；但同時也還有一種可能：首都的這些軍事騷亂是由於以色列邊境上的緊張局勢而引起的。
接下來的一天，他很驚訝地看到總參謀部所有房間的燈又都亮了。連續幾天晚上都是如此。科恩馬上起草了一份電文發往特拉維夫：“總參謀部很忙，燈連續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隊調動，確信敘利亞軍隊處於戒備狀態，沒有任何要發生軍事政變的跡象。地方報刊上充滿了惡意的反以色列情緒，所有這些都應視為是直接針對以色列的。”
他的判斷確實沒有錯。第二天，以色列軍隊從敘利亞邊境前沿陣地得到的消息使他的情報得到了證實。以色列方麵對此作出的反應是加強在加利利沿海陣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戰鬥爆發；第二天淩晨便結束。以色列軍隊大獲全勝。
科恩死後，在以色列秘密情報部門科恩的卷宗裏已裝滿了他提供的各種情報，其中的大部分在幾小時內就送給了駐守敘以邊界的以色列部隊。一年後，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進行的那場著名的現代戰爭——“六日戰爭”中，憑借科恩提供的情報，以色列軍隊所向披靡，向戈蘭高地發起猛攻，僅在幾小時之內就占領了那個被大多數軍人視為是不可征服的堡壘。這時，在以色列軍事情報局的機關裏，人們為伊利·科恩舉起酒杯，以示懷念。正是他創建了那別人無法創建的功勳，才使這次進攻取得成功。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超級蓋世太保多諾萬
傍晚，多諾萬坐在戰略情報局總部的辦公室裏，二眼望著遠處沉思著。他很器重和欣賞的一位副手，也是好朋友，安徹斯特少校走到他身邊。
“我看到今天那篇報道了。”多諾萬點點頭，沒有說話。
“戰略情報局的命運會怎樣？”
“我想，沒辦法了，結束了。”多諾萬歎了口氣，很無奈也很痛苦地回答。很久以來，他一直在努力為這個問題爭取一個不同的答案。不過現在看來，已經沒有辦法挽回了。
1945年初，羅斯福讓多諾萬製定一個有關戰後長期情報機構的規劃，這正是多諾萬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絕密計劃，提出建立一個常設的統一的中央情報機構，該機構由總統直接控製，機構負責人與國務卿、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共同組成顧問委員會，協調各大情報機構，完成諜報、反諜報、研究與分析、對外政治顛覆和總統可能交給的“與情報有關的其他工作”。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個計劃暫時被擱置起來。
不久，多諾萬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這份計劃走漏了風聲，隨之而來的是四方的抵製、批評和反對。本來就對戰略情報局不滿的國務院、參謀長列席會議、預算局和陸、海軍情報機構都對這一想法表示強烈反對，胡佛更是憤怒至極，因為他正在起草讓聯邦調查局控製所有國外情報工作的計劃。這次，他決心和多諾萬大幹一場。
1945年2月，反對羅斯福的《芝加哥論壇報》和《華盛頓時代先驅報》都以醒目標題登出多諾萬的這一計劃，說他“要建立戰後超級間諜係統”，“監視公民生活”，並稱這一機構將是“美國超級蓋世太保”。多諾萬心裏清楚，能搞到這個絕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給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對手胡佛。不過他現在沒工夫去吵架，建立中央情報機構的構想已經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反對聲不絕於耳。他開始多方尋求支持者，並竭力地說服總統。
1945年4月，羅斯福逝世，哈裏·S·杜魯門接任總統。杜魯門本身不喜歡搞秘密組織，華盛頓的各個情報機構趁機大告戰略情報局的狀，包括機構膨脹、人浮於事、腐敗無能、嚴重親英等等，媒體也開始新一輪的抨擊。這一切都令多諾萬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戰略情報局在戰後很可能將不複存在。他試著挽回這一局麵，並為之四處奔走，但此時他對白宮的影響力已經和往日不能比了。
1945年9月，杜魯門下令解散戰略情報局，他對多諾萬長期的傑出表現表示感謝和讚賞，但在和平時期，“這種才能已經不再需要”，但安慰他說，“政府的戰後情報機構將以你創立的組織為基礎建立起來。”
9月28日，在戰略情報局總部，多諾萬顫抖著聲音，向下屬們宣布解散。他感謝他們在戰爭時期的優秀工作，讚揚他們的勇敢與獻身精神，並肯定這一工作對美國今後還將有重要的意義。最後，他再次望了一眼這棟熟悉的大樓，獨自離去。
戰略情報局結束以後，沒有了中央的協調和分析係統，美國的情報活動又陷入混亂和分散中。杜魯門經常發現他辦公桌上的情報毫無條理，各個機構發出許多未經分析和相互矛盾的報告，讓事情更加混亂。這並不是他樂於見到的。這時他開始意識到，解散戰略情報局是一個錯誤。
1946年1月，杜魯門下令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其成員由國務卿、陸、海軍部長和總統軍事顧問組成，全麵負責美國對外情報活動。委員會下設一個中央情報組，作為執行機構，代替原來戰略情報局在海外的情報活動。
中央情報組完全不能與當年的戰略情報局相提並論，它沒有自己的獨立預算，無權雇傭和訓練自己的人員，夾在幾大有權勢的部門中間，幹些綜合各家觀點的活兒——但是這項差事卻並不輕鬆，因為各方的觀點往往是矛盾的，而且有些情報軍方機構根本拒絕提供。中央情報組首任組長西德尼·索爾斯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國務卿、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各借了兩個人來幫助開展工作——他的屬下實在少得可憐，而且沒有任何材料基礎。
在霍伊特·範登堡擔任組長期間，中央情報組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他出身名門，有強大的家族勢力作支撐，做事極有膽色與魄力。他為中央情報組爭取到了更多的經費和編製，並且利用國務院挫敗了聯邦調查局，奪取了該局在國外的全部情報網。在他的帶領下，情報組開始獨立秘密搜集情報，研究分析。情報組交上的第一份獨立的專題情報評估是有關前蘇聯的實力和動向，深得杜魯門的好評，也為情報組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相比之下，第三任組長羅斯科·希倫柯特就不如其前任有氣魄，在很多事情上爭不過其他幾個大情報機構。但他工作勤懇，堅持為情報組招進來一大批有才華的新人，為這個機構的發展增添了活力。
隨著冷戰態勢的加劇，從1946年開始，美國軍事指揮係統開始作大調整，建立統一的中央情報機構也被提上日程。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決定建立中央情報局。根據國家安全法規定，中央情報局的職權和任務是“收集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直接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從而直接向總統）彙報”，“執行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任務”，以及“協調政府各部門有關國家安全情報的任務”。
1947年9月1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誕生，希倫柯特任首任局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兩大陣營對立的加劇，冷戰在世界範圍內展開。CIA“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職能迅速撕下了偽裝，直接成為美國全球戰略推進的急先鋒。
除了經濟上的空前成就和軍事上的輝煌勝利，第一次將觸角伸及全世界的美國政府的戰略安排很清楚：光依靠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並不能確保其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他們急切地需要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對前蘇聯陣營展開一場攻勢，取得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優勢以保證其霸權的持續。正是在這一戰略背景下，根據《1947年國家安全法》建立起來的CIA，雖然說表麵上的職責是收集、整理、分析、評估各方麵的情報，但實際上，它工作涉及的範圍很快就超越了這些。
著名的“八千字電文”的撰寫者、冷戰的設計者之一、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凱南曾明確地說：“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白。”這句話是對CIA地位的一次重要定性，等於直接告訴人們，“為了遏製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在“自由世界”也是十分必要的！
雖然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最大的贏家，可是站在保守固執的歐洲文化堡壘麵前，新大陸仍然被看作是一片文化沙漠——美國人再有錢，也還是一群嚼著口香糖、開著雪佛萊車、滿口美式俚語的暴發戶和市儈。
因此，中央情報局在其成立之初，就十分明確了其文化宣傳的目的：一是反共，“遏製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二是塑造美國的新形象，也就是“係統地、科學地為美國的生活方式塑造形象”，開展“長期的思想運動”來輸出美國的生活價值與世界觀。
中央情報局的基本框架和設置基本與多諾萬當年的構想吻合。多諾萬的行事風格也直接影響到了中情局的好幾輩人。他沒有在中情局擔任過任何職務，但人們公認他是“中央情報局之父”。每逢中情局的重大活動，會場裏都會掛上他的畫像。他的照片一直掛在中情局的大廳，照片上的他永遠注視著他的門徒們。
間諜夫婦羅森堡
朱利厄斯·羅森堡（Julius Rosenberg）和他的妻子埃塞爾·羅森堡（Ethel Rosenberg）是美籍猶太人。1941年至1944年，前蘇聯一直是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戰爭的主力。由於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再加上希特勒對猶太人進行殘酷迫害，美國國內的許多進步青年特別是猶太人非常同情和支持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所以這個時期是蘇聯在美國招募間諜的黃金時代。1942年春，在紐約一家無線電工廠擔任信號檢察員的羅森堡被蘇聯駐紐約貿易機構的克格勃人員塞米諾夫看重並發展為間諜。由於工作關係，羅森堡能夠接觸到許多有關電子工業發展的新情況，這些新情況都源源不斷地傳送到了莫斯科。
194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對蘇聯在美國的貿易機構嚴密監視，塞米諾夫不得不奉命回國。臨走前，他把自己經管的間諜都移交給了接替他的費克利索夫，費克利索夫是在1941年初被派到蘇聯駐紐約的總領事館工作的，在名單中，他注意到了羅森堡這個名字。在停止了幾個月的秘密活動後，費克利索夫認為美國反間諜部門對蘇聯外交人員的監視已經鬆弛下來，於是決定同羅森堡恢複聯係。1943年下半年的一個星期天，費克利索夫在確信自己沒有被人跟蹤後，來到紐約曼哈頓商業區羅森堡的寓所。他按了門鈴並通報了自己的姓名，暗示自己是塞米諾夫的朋友，心領神會的羅森堡立刻把他讓到屋裏並商定了幾個星期後雙方在曼哈頓一家飯店碰頭。
最初羅森堡向費克利索夫提供情報的說法是先將情報偷出來給他，他在一個秘密的地方馬上進行手抄，抄完後再還給羅森堡由他放回原處。這種方式需要雙方經常見麵並且見麵時間也過長，很容易暴露。1944年6月，費克利索夫交給羅森堡一個萊卡照相機，並教會他如何拍攝文件，使得羅森堡與他見麵的次數和時間大大減少，同時也降低了風險。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森堡向蘇聯提供了大量的情報，其中包括美國國防工業的一些重大技術發現，其中最有價值的是美國的無線電引信軍事情報。無線電引信是導彈的“千裏眼”，它可以大大提高導彈命中目標的精確度。美國軍方對無線電引信的生產是高度保密的，防範十分嚴密。但是，羅森堡還是利用工作之便，通過廢棄的引信零件成功地組裝出一個完好的引信，下麵的問題就是如何將它偷運出工廠了。
這一天，輪到羅森堡押車把工廠的廢品運往垃圾場了。他事先把大約9公斤重的無線電引信和零件裝在一個紙箱裏，然後把它扔到垃圾車上，和其他的廢品混在一起。在前往垃圾場的路上，羅森堡假意要買東西，讓司機在一家雜貨商場前停下，他進去買了一箱雜貨後，叫司機再把它送到自己家門口。在家門口，他把裝雜貨的紙箱和裝引信的紙箱都卸下來，送上自己的公寓樓，在房間裏藏好後，才從容地跟司機一同前往垃圾場。12月24日，費克利索夫和羅森堡在一家飯店裏碰頭並相互交換“聖誕禮品盒”。會麵後，費克利索夫馬上乘坐出租車把“禮品盒”送回總領事館，隨後又通過外交郵袋送回莫斯科。蘇聯軍工部門得到羅森堡提供的無線電引信後，立即進行研究並仿造，使蘇聯的導彈命中率大大提高。據說60年代，安裝了這種引信的蘇式薩姆二型導彈先後擊落了6架美國的U2高空偵察機。此外，使用了這種引信的蘇製導彈在越南戰爭中還擊落了多達150架的美國戰鬥機和轟炸機，使美國軍方震驚不已。
事後，克格勃的領導批評羅森堡這樣做太冒風險，他卻毫不在意地說：“同那些在敵人坦克麵前衝鋒陷陣的蘇聯紅軍戰士相比，我所冒的風險不到百分之一。”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羅森堡除了直接向蘇聯提供情報外，他還秘密發展了自己在大學期間幾名思想進步的同學充當蘇聯間諜，他們通過羅森堡向蘇聯提供了一些情報。1944年，羅森堡發展了他的內弟戴維·格林格拉斯為蘇聯間諜，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5年後正是這位卑微的內弟出賣了自己。格林格拉斯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核試驗基地工作，偷竊美國的原子彈技術是當時蘇聯間諜的最主要任務，但格林格拉斯隻是試驗基地的一個極低層的工作人員，根本接觸不到核心機密，被發展後，他隻偷了幾份無關緊要的文件交給羅森堡。
1946年夏天，克格勃總部通知費克利索夫，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蘇聯在二戰期間在美國建立起來的間諜網，克格勃在紐約的一切秘密活動都要立即停止。這是因為隨著戰爭結束，美國情報機構得以從國外戰場上抽出身來，目光對準了國內。負責偵聽和破譯工作的美國國家安全局製定了一個代號為“韋諾納”的絕密計劃，目的是要破譯蘇聯的通訊聯絡密碼，這個計劃很快被莫斯科知道了，所以急令在美國的間諜停止活動。一個悶熱的夜晚，費克利索夫和羅森堡在紐約的一家飯店見麵，這是他們50多次見麵的最後一次。費克利索夫告訴羅森堡今後同克格勃恢複聯係的暗號和地點，並交給他1000美元在緊急情況下使用。
蘇聯在世界各地的特工人員都使用統一的“一次性密碼本”，這種密碼本的每一頁隻能用一次，用後立即銷毀。一個偶然的機會，由於蘇聯駐波蘭大使館機要員的疏忽，燒毀密碼本時沒有燒盡，美國花重金從波蘭人手中購得殘缺的密碼本，從而獲得了破譯蘇聯通訊密碼的線索。從1947年開始，“韋諾納”計劃的專家們陸續破譯出蘇聯密碼，從而發現了蘇聯在美國的原子彈間諜網。
1949年，根據破譯的密碼，聯邦調查局在洛斯阿拉莫斯核試驗基地展開調查，很快地，格林格拉斯落網，他供出了他的姐姐和姐夫，羅森堡夫婦被捕。
當時正處於冷戰的高峰時期，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反共氣氛十分囂張，原子間諜案成了右翼勢力迫害進步人士的借口。1948年總統大選中，國會參眾兩院同聲指責行政部門疏忽大意，未能查出“赤色分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指責杜魯門政府“悉心照顧共產黨”。這種氣氛注定了羅森堡夫婦的悲劇性角色。
審判一開始，天平就向一邊傾斜。主審法官把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利歸咎於羅森堡夫婦，艾森豪威爾總統說羅森堡夫婦“實質上……背叛了全體美國人民……他們的行為實質上出賣了自由世界人民此刻正在為之戰鬥，為之流血犧牲的自由事業”。一樁間諜案被提到如此高度，實屬罕見。
在這種歇斯底裏似的喧囂中，羅森堡夫婦被判處死刑，從而在美國引起一場風波。爭議的焦點是聯邦調查局給羅森堡夫婦定罪的證據。聯邦調查局的證據有二：一是戴維·格林格拉斯的供詞，他指認自己的姐姐、姐夫是他充當間諜的引路人；二是聯邦調查局掌握的蘇聯密碼，當時尚屬最高機密，無法在法庭上用來作為指證羅森堡夫婦的證據。
聯邦調查局言之鑿鑿，可羅森堡夫婦卻死不認罪，這時美國乃至世界輿論明顯分成兩派，本案因而成為美國司法史上最具爭議性的案件之一。
聯邦調查局在量刑的同時指出，如果羅森堡夫婦願意招供，可以為他們減刑。但從作出死刑判決的1951年4月5日到執行死刑的1953年6月19日期間，羅森堡夫婦始終拒絕跟聯邦調查局合作，在審訊中一言不發。
羅森堡夫婦慷慨赴死，使聯邦調查局這幫“法官”大失所望，也大為震驚。羅森堡間諜案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轟動。法國譴責美國“野蠻地迫害忠良”，羅馬教皇向艾森豪威爾發出呼籲，希望總統能免羅森堡夫婦一死。
6月19日，羅森堡夫婦在臭名昭著的紐約星星監獄被處以死刑，罪名是偷竊美國製造原子彈的秘密情報。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對因間諜罪而被處死的平民夫婦。因此，當時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將此案稱之為“世紀罪案”。
瘋子卡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的反法西斯力量都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他們共同擔負起摧毀反動的法西斯勢力的艱巨任務，並且，有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員都因工作需要，被派往最危險的法西斯勢力統治區。卡莫就是其中之一。
卡莫是意大利人，二戰以前，曾到前蘇聯學習過，在前蘇聯，他深受無產階級信念的熏陶，漸漸地，他開始向往共產主義，最後，經過重重考驗，他終於在前蘇聯加入了共產黨，成了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戰爭剛剛爆發時，他就被留在前蘇聯工作。後來，戰爭不斷擴大，德國侵略軍占領了匈牙利的心髒布達佩斯，為了更方便地開展反戰工作，卡莫被組織上派往布達佩斯，同行的還有另一個叫托加爾夫的共產黨員。
到達布達佩斯車站後，正遇上德軍到車站檢查。因為托加爾夫的皮箱內裝有聯絡的發報機，所以他十分緊張。還沒有出車站，托加爾夫就把皮箱扔了，慌張地跑起來，一群德軍馬上追了上來。最後，托加爾夫被逼進了一條死胡同，他被抓住了。幸好當時卡莫上廁所去，才未被抓獲。
在布達佩斯的監獄裏，德軍極其野蠻地用殘酷的刑罰拷問托加爾夫，托加爾夫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將卡莫和另外幾個在布達佩斯戰鬥的地下黨員都供了出來。兩天以後，在布達佩斯郊外的一所教堂裏，正在聯絡的卡莫和另外幾個地下黨員也全都被捕了。他們都被關在布達佩斯的監獄裏。
凶殘的德國警察總長維爾涅爾為了要卡莫交出與其他同誌聯係的密碼，幾乎天天都使用了酷刑。卡莫為了保存力量，就在一次電刑以後假裝被電瘋了。於是，他又被送到“布赫”精神病醫院，關在第五號病房內。
維爾涅爾十分狡猾。他為了試探卡莫是不是真的瘋了，就把卡莫交給了著名的精神病學權威奧托·席勒教授，並讓席勒教授替卡莫做心理測試，最後教授說卡莫的確患有精神分裂症。維爾涅爾仍然不相信席勒教授的話，他又將卡莫和席勒教授都帶到布達佩斯，準備親自對卡莫用刑。因為他知道，瘋子是沒有疼痛感的。但席勒教授出於人道，反對使用那些殘酷的刑具。由於教授的堅決主張，維爾涅爾決定，再讓席勒教授做一次檢測。
在監獄的辦公室裏，維爾涅爾坐在辦公桌後麵，席勒教授身穿白色大褂在為卡莫做最後一次檢測。此時的卡莫，目光驚恐，帶著瘋狂的表情在房內跑來跑去，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真讓人捉摸不透。席勒教授就用針突然刺卡莫的手指，十指連心痛，但卡莫的手動都不動，臉上也仍是木木的。這樣，席勒教授仍然堅持卡莫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結論。
維爾涅爾什麼都不說，他叫人把他們帶進隔壁的房間裏，那裏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刑具。這時，維爾涅爾讓人點著了屋內的一個火紅的大煤爐，把一根粗鐵棍的一頭塞在爐子裏，然後又叫人把卡莫捆綁在屋角一個十字架上。
席勒教授看到這一切後，勃然大怒，他對著維爾涅爾大聲說道：“你們想幹什麼?”
維爾涅爾眯起眼睛奸笑著說：“沒什麼，我隻是想最後做一次試驗，看看這位先生到底有沒有瘋?”
教授道：“你們怎麼能這樣野蠻……我抗議你們這樣做。”
維爾涅爾一揮手，一個警士就拿出了被燒得通紅通紅的鐵棍，對著卡莫的大腿放了上去。頓時，發出了哧哧的聲音，一股皮肉被烤焦的臭味直刺人的鼻子。而卡莫呢?卻仍然麵不改色，目光呆滯，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他的臉上似乎還露出了傻乎乎的笑容。他昏過去了，瞳孔也開始放大了。
席勒教授知道，瞳孔放大就說明卡莫並不是瘋子，但他卻被卡莫如此堅強的毅力所感動，也被法西斯的暴行所激怒，就閉著眼睛，對維爾涅爾說道：“他這樣子，還不是個瘋子嗎?他真的是瘋子！”
卡莫超人的堅毅終於折服了這個不問政治的醫學權威。
後來，卡莫就被引渡了，在半途中他又越獄逃跑了。
雙重間諜查普曼
1942年12月10日淩晨2點，一架德國轟炸機飛過英國南部的赫特福德郡，機翼上結的霜在微弱的燈光下泛出淡淡的光芒。納粹間諜弗雷茨帶著AFU電台從這架飛機上跳傘降落到了英國的埃利附近。他此行的任務是執行堪稱戰爭中最為大膽的計劃之一：炸掉倫敦北部哈德菲德的哈維雷德飛機廠。
在以後的幾天中，弗雷茨向在巴黎的阿勃韋爾的上級彙報說，自己已經在晚上去哈德菲德飛機廠附近好幾次了，而且，已經找好了下手的地點，讓上級盡快將所需的炸藥送來。
1943年1月27日，弗雷茨電告巴黎阿勃韋爾的頭目斯蒂夫·馮·戈郎諾上尉，“我準備於今晚6點行動。”
就在天黑前，馮·戈郎諾又收到了另外一份來自弗雷茨的彙報：“任務已經完成，飛機廠已經爆炸。”
馮·戈郎諾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情報老手，他對此感到懷疑，一個人怎麼能夠給保護那麼嚴密的飛機製造廠造成這麼大的破壞呢？於是，他又安排了兩架偵察飛機去確認弗雷茨的戰報。當航空照片拿回來後，馮·戈郎諾高興壞了，照片上顯示的破壞程度比弗雷茨報告的還要大。於是，馮·戈郎諾上報德國授予弗雷茨德國勇敢勳章，但是，弗雷茨看上去來不了巴黎接受此項榮譽，因為英國情報機構盯上了他日常通訊的電台。2月16日，他發電說：“我將關掉電台，現在工作台危險了。”
馮·戈郎諾所不知道的是，英國的反諜報組織阿綽早就截獲並破譯了德國間諜的無線電信號，在德國間諜來英國之前，他們就盯上了這些人。弗雷茨在哈維雷德還沒有卷起他的降落傘，就被守候在這裏的英國特工抓住了。他隻有兩種選擇，要麼被當場絞死，要麼成為一個雙重間諜，受英國××委員會的領導。××委員會的作用就是接收雙重間諜，使其為自己所用。弗雷茨發給巴黎馮·戈郎諾的消息就是由××委員會專門為他設計的。
弗雷茨的真名叫艾迪·查普曼，以前是英格蘭一個技術高超的竊賊，後來加入了臭名昭著的“寒流保護會”，但在1939年被該會拋棄了。
1940年的早些時候，蘇格蘭場的偵探開始調查查普曼的各種罪行，他聽到風聲後慌忙跑到靠近法國一側的海島上。在那兒，他因為另外一次犯罪又被投進了監獄，後來，德國占領該島，他被釋放了出來。據查普曼自己說，為了感謝德國人，他自願成為一個德國間諜，他的請求被德國的阿勃韋爾準許了。
經過間諜學校的訓練（該學校在法國南特斯附近的一個城堡中），查普曼（化名弗雷茨）分配到了破壞哈維雷德飛機廠的任務。
在查普曼被擒後，英國方麵知道德國將會驗證查普曼所說的哈維雷德飛機廠爆炸的成果，於是，他們確實在飛機廠附近安排了一次大的爆炸，這次爆炸聲在幾英裏外都能聽到，從而讓那些潛伏的德國間諜確信爆炸已經發生。同時，加思普·馬斯凱尼少校帶領他的小組製造了爆炸的假象，為德國人的航拍做準備。馬斯凱尼少校的平民身份是一個成功的魔術師。整個發電房的屋頂蒙上了一塊救生用的大帆布，上麵塗上了顏料，使得它看上去就像爆炸發生的現場。
同時，在魔術師的店裏，他們又用紙迅速地糊上了許多看上去像是被炸毀的發電機的碎片。這些碎片，連同假的磚塊、水泥塊，以及破家具都被散放在各處。英國皇家空軍也進行了航拍，以驗證做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