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增加真實性，英國的報紙以大標題報道了發生在哈維雷德飛機廠的破壞行動，在××委員會的勸導下，媒體都斥責工廠安全官員的失職。英國的報紙基本上每天都會傳到中立的葡萄牙，很快，這些報紙就能傳到巴黎和柏林的德國人那裏。
艾迪·查普曼向英國××委員會保證說，他一直忠於英國，他之所以執行哈維雷德行動是為了能夠回到英國，他本人熱切地希望成為一名為英國工作的雙重間諜，他可以向英國彙報德國軍隊在法國的情況。於是，英國方麵安排了查普曼（英國方麵的代號是“大人物”）“逃離”英國的行動。1943年1月，他化裝成乘務員，登上了從裏斯本出發的“蘭卡斯特號”遊輪。
10天後，查普曼來到了阿勃韋爾在巴黎的總部，在那兒，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當晚，在為他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上，他向德國軍官講述了自己如何機智地與英國情報機構周旋的故事。後來，德國方麵給了他因破壞哈維雷德飛機廠而許諾的賞金15000英鎊（合75000美金）。
1944年6月，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查普曼又接受了阿勃韋爾的一個新任務，這表明，他上一次被英國情報機構俘虜是一次意外。夜空中，查普曼降落在英格蘭的劍橋附近。他隨身帶了兩個電台、照相機以及6000英鎊的現金，此外還有一份他跟阿勃韋爾簽訂的合同，合同額高達100000英鎊（合500000美金），他的任務是報告德國炸彈爆炸的精確地點。
英國的接收委員會又一次在降落地點等待弗雷茨的到來，再一次給了他兩種選擇。跟上一次一樣，他還是選擇了作為英國工作的雙重間諜，同意將篡改過的情報送到阿勃韋爾。但是，由於一時疏忽，他在人員嘈雜的酒吧裏將自己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負責他工作的安全官員聽到這個消息後，終結了查普曼以後的工作，他被隔離了起來。
直到歐洲戰場勝利幾個月後，艾迪·查普曼才露了麵。有人向倫敦方麵彙報說，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的上流社會，有一個穿著考究、有兩顆金牙的人非常活躍。這個人有一艘遊艇，有勞斯萊斯汽車，還有一座很大的莊園。
“這人就是艾迪·查普曼。”××委員會的戰時領導人麻斯特曼說。
百變間諜利貝爾
百變間諜利貝爾上校是一位舉世無雙的間諜大師，他從來不用任何化名和假身份，就可以縱橫敵人的陣營，他甚至在蘇聯和德國殊死作戰的時候成為希特勒的司機。
1943年秋天，希姆萊的副手、海外政治情報處主要負責人、黨衛軍準將瓦爾特·舒倫堡向軍事諜報局要一名年輕、有從事間諜活動才幹、受過教育而又稟性謙遜的軍官，歸他個人支配。利貝爾被選中了，因為所有的要求他都符合。上級向他宣布這件事時，利貝爾故意顯得很平靜，給人一種印象，幾乎覺得他不願意離開目前這個地方。
司令官告訴他，這對於他的前程來說是有決定性意義的。舒倫堡準將現在是第三帝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不僅是希姆萊的副手，而且德國的整個情報網都在他手裏。
有一天，舒倫堡給利貝爾打了一個電話，要他當晚到負責國外活動的特別作戰部報到。原來早在1944年初夏，德國陸軍參謀長克萊勃斯將軍就夥同情報部門製定了一個“旋風”計劃，目的是在蘇聯縱深後方進行秘密破壞活動。首次打擊將在喀爾巴阡山地區實施。在那個據點已集合好一支由30人組成的戰鬥小組，他們現在正在等待空投下來的德軍指揮官施瓦茨堡上尉。
當天夜裏，利貝爾就來到負責國外活動的特別作戰部，該部由馬爾策和克萊茨領導。馬爾策要他到柏林的前一站——措森火車站迎接一個人。克萊茨告訴他，他要迎接的那個人不久將被派到俄國後方去，執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要求他好好接待。利貝爾開著輛小貨車直奔措森車站。突然，車站遭到盟車飛機的轟炸，利貝爾趕緊奔向4號車廂，見到一個身穿國防軍上尉製服的人，手裏拿著一隻很大的黑皮包。
他斷定此人可能就是他要接的施瓦茨堡上尉。利貝爾悄聲對他說：“旋風！”那個人一聽站起身來，跟著利貝爾下了火車，直奔小送貨車。離開轟炸區後，利貝爾把車停下來，想看看坐在車後麵的上尉怎麼樣了。可當他打開小貨車後門時，發現上尉已經被彈片打死了。
利貝爾立即打電話給馬爾策，告訴他措森站現遭到轟炸，施瓦茨堡不在那裏。這消息引起一片驚慌。因為施瓦茨堡的皮包裏有“旋風南方”行動計劃。而他們那裏沒有人認識施瓦茨堡，手頭又沒有他的照片，這給尋找上尉帶來很大的困難和混亂。
利貝爾必然在幾個小時內幹完，因為要跟帝國保安隊的特務們競賽，他們也正設法弄清楚從德累斯頓來的施瓦茨堡上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是個激動人心的夜晚，利貝爾是這樣度過的：空襲警報聲在柏林上空尖叫著，利貝爾停下車。在距離兩排房子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不大的報亭，四周全是樹。這個報亭是利貝爾的信息中繼站，卡爾是他諜報網的成員之一。
利貝爾向報販卡爾買了一份報。卡爾從利貝爾那裏接過一張折了兩折的馬克。
利貝爾悄聲說：“這個，今天要發出去。”
然後利貝爾幾乎是跑著回到自己的小送貨車，沿著荒涼、灰暗的馬路開走了。在市郊一幢不大的房子旁邊停下車。房子的主人是27歲的米歇爾，他和卡爾是利貝爾從事情報工作為數不多的得力助手。
利貝爾和米歇爾即刻開始研究黑皮包裏的“旋風南方”計劃。這個計劃是準備讓一個德軍破壞小組作為戰俘，混在德軍戰俘隊伍中。施瓦茨堡是這個小組的指揮官，但他應身穿蘇軍中尉服裝，佯裝押送戰俘的蘇軍軍官。皮包裏還裝有偽造的公務證，公務證上名字是維利斯·杜蒂斯，此外還有其他證件及地圖，地圖上幾乎用看不清的記號記下破壞小組的行軍路線和準備在沿途破壞的鐵路、橋梁的標記。他們經過磋商，最後決定由米歇爾冒充施瓦茨堡上尉空投到蘇聯境內。他的任務是空投後與蘇聯境內安全部門配合，破壞“旋風南方”行動計劃，把這個行動小組一網打盡。
事情商量妥後，他們把施瓦茨堡的屍體扔到轟炸現場，然後利貝爾匆匆趕回去向克萊茨和馬爾策彙報。利貝爾向他們敘述了措森車站所發生的事情後說，他相信，在混亂中，施瓦茨堡上尉未等接他的人到達就到柏林來了，因此建議在市裏各餐館旅店尋找。於是利貝爾和克萊茨開車在柏林馬路上足足轉了一個小時，最後在“大熊”歌舞餐館門口停下。在那裏他們找到了“上尉”。當他們找到“施瓦茨堡”上尉時非常高興，“上尉”向他們訴說措森車站遭到轟炸時的慘狀，他說，他好不容易搭上一輛卡車，湊巧這車是屬於“大熊”餐館的，因此來到這裏。克萊茨告訴他，因行動計劃有改變，非常遺憾，他必須立即離開餐館，並要他和利貝爾去領裝備。克萊茨則打電話給馬爾策，約定兩小時後在機場見麵。
此時柏林的報販卡爾正在給莫斯科發報，報告他們截獲的“旋風南方”行動計劃內容，並告訴總部行動將在明天開始。同時，在喀爾巴阡山麓，在蘇聯大後方，德國軍事諜報局破壞小組的米科拉·斯克利亞尼也接通了自己的無線電台，站在他身旁的克裏格爾中尉口授說：“我們準備迎接指揮軍官。一切準備就緒。”
在機場上，馬爾策上校和克萊茨與“施瓦茨堡”見麵，並送這位“旋風南方”小組指揮官進入機艙，飛機很快在東方消失。
在返回的路上克萊茨說起，現在在喀爾巴阡山暫時領導“旋風南方”行動小組的克裏格爾中尉本人認識施瓦茨堡。聽了這句話，利貝爾為之一怔，誰能想到這一情況?現在一切都成問題了。克裏格爾一看來人，就會明白是個圈套，因為米歇爾不是施瓦茨堡！米歇爾處境危險。利貝爾的大腦飛速運轉，思考著補救辦法。
這時，在俄羅斯一個偏僻的小村裏，德國的破壞分子收到柏林發來的無線電信號，通知他們上尉乘的飛機行將抵達。
克裏格爾中尉和他的司令部人員正在農村的一間房子裏等候施瓦茨堡的到達。但是，約定的時間過去了，新指揮官還沒有出現。
無線電報務員斯克利亞尼鑽進通向這個小村莊的一條小路旁的叢林裏。他睡不著，因為小組指揮官不出現的時間太久了。他若有所思地望著小路。突然在叢林之間，沿著小路走來一個身穿蘇軍製服的人，背上背著一隻挎包。那個戴著蘇軍中尉肩章的軍官看見了斯克利亞尼，就停下來。他笑著問道：“小夥子，你是否知道，看林人謝苗·馬卡羅維奇住在哪裏?”這是暗號！米科拉·斯克利亞尼心上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
他回答說：“謝苗·馬卡羅維奇去裏沃夫了，3天以後才能回來。你好，施瓦茨堡先生，我叫伊萬，克裏格爾中尉正在等你。”
“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
“中尉說他認識你，你們曾一起打過仗。”
米歇爾站住了，他仔細地打量著這個化名為“伊萬”的斯克利亞尼。
“好。你現在就可以看到，我們會使中尉感到意外的，”米歇爾微笑著說。
他們來到村莊，一走進屋裏就看見克裏格爾中尉。克裏格爾驚訝得睜大了眼睛，因為站在他麵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克裏格爾熟練地跳到牆邊，從桌上操起一支自動步槍，嚷了起來：“這個人不是施瓦茨堡！伊萬，你把什麼人帶來了?”
“安靜點，中尉，‘旋風’去東方了！”
要是沒有聽到這一暗號，克裏格爾很可能就開火了。
米歇爾笑了笑。
“我當然不是施瓦茨堡上尉。但這是總部的決定。柏林猜疑：俄國人是否把小組成員抓走了，安插了自己的人。要是你把我看做施瓦茨堡，就像你的報務員把我看錯那樣，那就是一個證明……”
克裏格爾輕輕地放下自動步槍。米歇爾要求現在把指揮權轉交給他。然而，克裏格爾不願意放棄指揮官的角色。
他問道：“你的名字和軍銜?”
“諜報局上尉弗裏德裏希·博勒，而按照證件，我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中尉維利斯·杜蒂斯。”米歇爾從口袋裏掏出證件，遞給克裏格爾，後者仔細地察看這些證件。照片上倒是自稱博勒的這個人。他衝著斯克利亞尼說：“伊萬，你立即去問問總部。”
同時，他又拿起自動步槍，嚷道：“總部回答之前，你休想活著離開這裏……伊萬，快去！”米歇爾急忙說：“中尉，你注意，推遲行動的責任要由你來負！”這時，米歇爾隻有孤注一擲了，要是柏林來電對他不利，他就準備拚死一搏了，但他相信利貝爾肯定會想盡辦法挽救他的。
這時在柏林，諜報局值班報務員托斯克正在值班。利貝爾已在機器旁不間斷地值了6個小時的班。
托斯克突然聽到“旋風”的呼號。他對利貝爾說：“‘旋風南方’出現了，你準備記錄。”報務員口授說：“‘旋風南方’請求證實行動有否改變。是否該把指揮權交給新來者?”利貝爾拿起他記錄的電報稿走到隔壁房間裏，對馬爾策上校說：“‘旋風南方’出現了。”馬爾策把電報看了兩遍。顯然，利貝爾篡改了電文。“這是什麼意思?”
馬爾策感到納悶兒。
利貝爾開了腔：“上校先生，在我看來事情是清楚的。施瓦茨堡在路上曾跟我說過，他同克裏格爾中尉的關係不是很好。因此，克裏格爾不同意改變開始行動的時間。他肯定是沒有做好準備。”
“噢，原來如此！……記下回報：‘全部權力轉小組新指揮官。立即開始行動。報告執行情況。’此外，請問問他們，什麼時候能夠報告開始行動。”
半小時後，“旋風”又來了一份電報：“‘旋風’已行動。第一份戰報將於清晨發出。”利貝爾把電報交給馬爾策，同時叫了起來：“這一回才像是施瓦茨堡的風格！”
在柏林作了證實以後，行動小組準備執行任務了。
與此同時，喀爾巴阡山地區內務人民委員部反情報部門負責人麥爾尼欽科少校得到蘇軍比斯特羅夫將軍的一道命令，要他根據以前的指示，在晚上18點以前消滅“旋風南方”小組，而把小組指揮官杜蒂斯中尉本人帶到他那裏。
麥爾尼欽科少校把伏兵準備好之後，他從望遠鏡裏看到，在通往前線的一條公路上，有一小隊德軍俘虜正沿著公路走著。隊伍後麵走著身穿內務人民委員部製服的中尉，他旁邊是一名手持自動步槍的排長。在他們後麵，有一輛蒙著篷布的農村大車。
麥爾尼欽科看見這支隊伍後，示意隊伍停下來。
他大聲嚷道：“隊伍指揮官，出列！”
中尉跑步過來敬禮：“我是杜蒂斯中尉！”
“證件呢?”
棕色頭發的排長——克裏格爾，聽了這句問話哆嗦了一下，他也走過來了。“杜蒂斯中尉”從挎包裏拿出證件。
少校看完證件，把證件還給中尉。接著走向大車。
中尉要排長帶隊伍先走。
此時少校從口袋裏掏出一盒煙，遞給中尉一支香煙。中尉接過了香煙，但是沒有點燃，而是放進了口袋。
中尉對少校悄悄地說：
“西南方向，離村莊5公裏。報務員在山洞裏。而在村裏……少校同誌，祝你一路平安！”他沒把話講完，因為他看見克裏格爾又向他們走來。
“中尉，也祝你成功。”
米歇爾故意一個人走在隊伍的末尾，他拿出少校給他的那支香煙，悄悄地弄開，抽出一張字條：計劃在4公裏處逮捕這批人。米歇爾把條子放回口袋。
克裏格爾在隊伍前麵急匆匆地走著。從地圖上判斷，很快就要到隧道了。應當在那裏留下第一批破壞分子，把經過隧道的列車炸飛，使交通起碼中斷10天時間。乘前蘇聯反情報部門在這個地區進行調查的機會，將響起新的爆炸，橫跨德聶斯特河的大橋將被炸斷。
在這段時間裏，麥爾尼欽科少校，正領著切爾尼科夫少尉和洛巴夫軍士來到藏著米科拉·斯克利亞尼和無線電台的那個小村莊。
就在這時，山洞進口附近的矮樹叢被分開，出現了米科拉·斯克利亞尼，胸前舉著一支自動步槍。
他用發抖的聲音問：“是誰?我要開槍了?”
沒等他講完，洛巴諾夫軍士兩手拿著一塊篷布從背後向他撲去。這時少校也穿過矮樹叢，給他有力的一擊，把他手中的自動步槍擊落。切爾尼科夫衝進山洞。
少尉從山洞裏搜出一隻背囊，裏麵有一部無線電台。
但是，當麥爾尼欽科少校和他的隨行人員走回村裏時，卻沒有找到汽車，他們大吃一驚。在門檻邊上，發現他們的司機躺著，已被打死了。
少校問被抓住的德國報務員：“是誰幹的?”
斯克利亞尼說是羅金什托克中尉幹的，他奉命留在這裏負責聯絡。
這時羅金什托克正開著劫來的汽車去追趕小組，向克裏格爾和米歇爾報告，他們已被發現。
他趕上他們以後就從汽車裏跳出來。
米歇爾向他走來，問他發生了什麼情況?
羅金什托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有人出賣了我們！”
米歇爾說：“這不可能！”
這時破壞分子們亂作一團。
米歇爾下了決心。
他衝著羅金什托克嚷了一聲“叛徒！”抽出手槍，向他打了一槍。然後命令破壞分子：“不許動！別亂！”
正在這時，他看見從西邊的矮樹叢裏出現了一排手持自動步槍的前蘇聯士兵，重機槍正對著這批人，這一夥破壞分子全部被俘。
最有膽識的間諜佐爾格
舉止高雅，氣度雍容的理查德·佐爾格是二戰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誰也不會想到，這位畢業於柏林大學和基爾大學的博士，在東京德國使館內有單獨的辦公室並與使館官員親密無間的著名記者竟然是為莫斯科工作的。他的膽識和智慧一直為人們所稱頌，被譽為“最有膽識的間諜。”他的信條是：不撬保險櫃，但文件卻主動送上門來；不持槍闖入密室，但門卻自動為他打開。
佐爾格從中國回到莫斯科，他的上司別爾津告訴他被派往日本。
佐爾格接受任務以後，像往常一樣需要到柏林找個合適的掩護身份。還是現成的記者身份最合適，他在中國裝扮得滿像回事，而且確實贏得了優秀記者的名聲。不過，由於佐爾格在《社會學雜誌》和《農業報》上所發表的文章產生的巨大影響，他這次是以熟悉遠東事務記者的聲譽回到柏林的，好幾家報紙和雜誌都競相前來與佐爾格簽訂合同。佐爾格最後選定的是影響很大的《柏林交易所報》、《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蘭的《商業評論》四家報刊。為了逃避審查，佐爾格重新申請了一張德國護照，使之從履曆看來，他是從中國，而不是途經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同時他還準備了一些身份證明，確保不對他過去的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準備就緒。佐爾格懷裏揣著高級介紹信、記者證和嶄新的德國護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國港口瑟堡，從那裏乘船經紐約到橫濱，於1933年秋天抵達東京。
經過幾年在日本各界的摸爬滾打，他可以開始行動了。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調查德日兩國關係的發展狀況和日本對蘇聯的秘密意圖。他從奧特和大使那裏獲悉，迄今為止，德日之間的秘密談判尚未取得任何結果。但是，談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級秘密地進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奧特無意中漏出了這樣一句話：德日之間的談判重新又開始了。佐爾格警覺地等著他說下去，但新任武官卻不再提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爾格，英國和法國大使館裏也流傳著德日恢複談判的消息，並為此而感到緊張。宮木從日方那裏也了解到同樣的情報。
佐爾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這些傳聞的真實含義，自己則從德國使館方麵著手。在向莫斯科發出報告之前，他開始密切觀察事態的發展。
幾個月過去了，其間他隻收到大崎的報告：1936年4月，日本駐德國大使同德國外交部就簽訂同盟條約一事舉行過多次談判，因日方不願立即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故談判困難重重。此後，無論從奧特還是從大使那裏都捕捉不到一點有關談判的消息，很可能談判對他們也是保密的。佐爾格真是心急如焚。
一天，奧特把佐爾格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告訴他，大使和他本人從日本陸軍總參謀部得知，德日談判正在柏林進行，德國外事局根本未參加談判，談判負責人是日本駐柏林使館武官小島及德國情報局局長卡納裏斯海軍上將。奧特讓他幫忙擬一份密碼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要求提供有關談判的情報，他還讓佐爾格發誓，決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佐爾格同意了。很快，一封軍用密碼寫成的電報便發往柏林。
柏林一時沒有答複，奧特感到很煩惱。他又讓佐爾格再發一封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終於複電了。佐爾格從那裏了解到許多細節情況，但總的來說，談判仍在進行當中，結果尚不知曉。
一件偶然的事幫了佐爾格的忙。柏林派來了一位特別信使哈克來到東京，他是代表德國外交部和卡納裏斯秘密來到東京的。他給大使帶來一個秘密指令，並在日本製造氣氛，以利於達成德日同盟。
佐爾格在奧特的辦公室裏遇到哈克。一看到佐爾格，哈克頓時容光煥發、異常興奮，張開雙臂奔向佐爾格。“你好，佐爾格，還記得嗎？當年是我和你一起同坐一架飛機飛抵日本的！”哈克緊緊握住他的手，親熱地說。
佐爾格也喜出望外。接著，與奧特一起，他們3人便去東京一家著名的大飯店，談到談判的進展時，哈克一再叮嚀佐爾格：“我所講的可不能外傳，更不能見報！”他談到：談判的障礙來自日本方麵，因為他們不想過早地同蘇聯人打仗。為了簽訂軍事同盟條約，使蘇聯腹背受敵，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來屬於德國，而現在被日本人占領的太平洋中一些島嶼的歸屬問題。為了達成這一協議，希特勒不得不給擬議中的軍事同盟披上“防共協定”的外衣。所謂“同世界共產主義作鬥爭”，這僅僅是掩人耳目而已，實際上還是針對蘇聯。哈克還說，德國方麵相信談判絕對不會半途而廢，他們會給協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條文。
這樣，在全世界知道德日兩國簽訂“防共協定”之前，蘇聯政府早就掌握其內情了。
1938年3月柏林來電，提升尤金·奧特為少將，並任命他為德國駐東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倫敦。奧特終於如願以償，他緊緊地握住佐爾格的手表示感謝。此後，佐爾格就公開在大使館辦公。大使的保險箱終於對他敞開了。現在，他可以一連幾小時地研究第三帝國的絕密材料，有時幹脆把材料帶回自己辦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險箱裏。
1939年初歐戰爆發後，佐爾格與德國使館第一次正式發生聯係，他負責把柏林發來的官方電訊稿編成新聞簡報。佐爾格說：“我的第一件事是把來電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挑選較重要的新聞給使館高級人員過目；然後著手編製新聞摘要，發給僑居日本的德國人。”此外，他還編新聞通報，分發給日本的報刊。他的正式辦公室設在使館的二樓，緊挨著德國新聞社的監聽室。佐爾格因幹這份差事而定期從使館獲取報酬，但他不願在使館的編製之內，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查。
1940年，佐爾格終於加入了納粹黨記者協會，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記者的身份入會的。在此之前，他還應德國《法蘭克福日報》之邀，正式成為該報駐東京的特派記者。他忠實的納粹黨記者形象終於塑成。接著，他還被任命為納粹黨日本地區的負責人。這時從柏林來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經莫斯科到達日本的。佐爾格隨便問了一句：“蘇聯人對德國向西擴張有什麼反應？”信使聳了聳肩說道：“管他有什麼反應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會議上確定了消滅蘇聯有生力量的計劃！”佐爾格的每一根神經都震動了。
1940年11月18日，佐爾格首次向莫斯科發出警報：希特勒準備發動對蘇戰爭！莫斯科馬上回電，要他們提供確鑿的證據，僅根據信使的話是不足以相信的。佐爾格盡一切可能搜集情報，並對它細加分析。這時，佐爾格與大使館的關係充分地派上了用場，各種情報源源不斷地從柏林發來。佐爾格終於發現，原來德國預定進攻英國的師團都是虛假的，而且3個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團軍秘密調到東線蘇聯邊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爾格又發出如下密電：“在蘇聯邊境地區已集結了80個德國師。德國打算沿哈爾科夫——莫斯科——列寧格勒一線挺進，企圖占領蘇聯！”1941年3月5日，莫斯科收到佐爾格的密電：“德國已集中了9個集團軍共150個師，以進攻蘇聯。”
接下來的兩個月間，德國信使及柏林國防部的警衛人員川流不息地從歐洲來到駐東京的德國使館，開始僅是順便提到，繼而則頻頻談論德國部隊從西線向蘇聯邊境的移動，還報道德國東線防禦工事已經完成等等。風聲日緊，佐爾格煞費苦心地捕捉德國可能入侵蘇聯的任何一點跡象，無線電技術專家克勞森則一個接一個地向莫斯科發報。
與此同時，日本特種部隊的報務員們越來越頻繁地截獲到一個身份不明的密電碼，但一時還無法破譯出來。安裝著無線電測向儀的汽車到處巡回搜索，整個東京的反間諜機關都投入了行動。
5月下旬，德國國防部特使抵達東京。經過與特使談話，佐爾格發現德國對蘇戰爭已成定局。德國決心占領烏克蘭糧倉，利用一二百萬蘇聯戰俘，以彌補德國勞動力的短缺。希特勒確信，襲擊蘇聯，現在恰是時候，因為對英戰爭一旦爆發，便無法迫使德國人打蘇聯，隻有進攻蘇聯，才能消除東線的威脅。
幾天後，德國總參謀部另派了一位軍官來到東京，他帶來了給東京大使的絕密指示：“有關德蘇戰爭應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確定，一切已準備就緒。德國將在6月下旬發起進攻。德軍170到190個師已聚集在東線。一下最後通牒，立即進攻。紅軍將崩潰，蘇維埃政權將在2個月內瓦解。”接著，德國外交部的有關電報也到來。
5月30日，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如下電報：“德國將於6月下旬進攻蘇聯，這是確鑿無疑的。所有駐日德國空軍技術人員已奉命飛返德國。”
發出電報後佐爾格回到自己的寓所，這時已是東方欲曉了。
在寓所門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來寓所找他是違反秘密工作規定的，一定是有什麼緊急情況。大崎臉色蒼白地告訴他：希特勒親自接見了日本駐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國將不宣而戰地進攻蘇聯。希特勒要求日本於同一天在遠東地區向蘇聯發起進攻。對此日本大使宣稱，在同本國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諾。
佐爾格連寓所的門都沒進，立即跳上車，掉頭駛向克勞森的寓所急促地對他說：“快發報，快發報……戰爭將於1941年6月22日爆發！”
急電發出後，佐爾格及其戰友們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複電，盼望蘇聯政府在外交上、軍事上作出相應的反應。他們全都明白這個情報的重要性，然而他們什麼答複也沒得到，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任何答複。佐爾格百思不得其解。
6月1日，5日，10日……日複一日。奧特興致勃勃地研究著拿破侖在俄國進軍的路線，同時沾沾自喜地揣摸著他的元首將如何向莫斯科挺進。在蘇聯西部邊境，早已聚集著的德軍機械化部隊正躍躍欲試……然而，莫斯科中央卻始終杳無音信。
佐爾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以嘶啞的聲音口授克勞森立即發出如下的電文：“再次重複：170個師組成的德國9個集團軍將於6月22日不宣而戰，向邊境發動進攻。”
莫斯科終於給他們拍來了一個無線電報表示感謝。這是很不尋常的。但電文中並未提及蘇聯政府的反應，這令佐爾格感到不甚滿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宣而戰，悍然發動對蘇戰爭。全世界陷於震驚之中。
佐爾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電文：“值此困難之際，謹向你們表示我們最良好的祝願。我們全體人員將在這裏堅持完成我們的任務。”
毫無疑問，佐爾格就德國襲擊前蘇聯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組作出的最大貢獻，它可能挽救了整個前蘇聯的命運。
事實終於證明，他們冒著風險進行的活動是值得的。他們所提供的無比準確和意義重大的情報是諜報史上的傑作，令人歎為觀止。
特工德米特裏
德米特裏的特工經曆是舉世無雙的，他能夠在美國特工部門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滲透到美國原子能機密設施內，而這個設施在美國也隻有少數高層官員和為數不多的科學家及技術專家才知道。
這家軍工廠在當時屬於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生產用於製造原子彈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鈾和鈈的工廠。因此，有關這家工廠的一切信息和資料在美國都屬最高國家機密和軍事機密。
1938年初，前蘇聯偵察局開始策劃搜集美國核機密的計劃。當時，前蘇聯政府已經隱約地察覺到美國在搞原子彈，但美國人究竟使用什麼東西來製造原子彈，在哪裏研製和生產，進展如何，以及將來它的威力有多大，蘇方對此不甚了解。於是，前蘇聯向美國派出了一位化名“阿杜爾·阿達姆斯”的特工，專門搜集這方麵的情報。由於進展不順，加之這位經驗豐富的老特工涉嫌“與國內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聯係”，在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高壓下被從美國召回國內。為繼續搜集核情報，此後蘇軍情報部門開始物色替代“阿達姆斯”的人選，並為新的人選取化名為“德爾瑪”。
“德爾瑪”的熱門候選人有好幾個，最後，德米特裏被蘇軍偵察部門的考官看中。當時是1939年，德米特裏以優異的成績從莫斯科某技術學院畢業，並被保送讀研究生。同自己的許多同學一樣，有一天，德米特裏收到了一張通知書。第二天，德米特裏作為應征入伍青年來到區兵役局，準備檢查身體參加前蘇聯紅軍。
在兵役局的考場裏，蘇軍偵察機關的代表接見了德米特裏。了解了他的基本情況後，考核軍官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他1915年出生在美國的一個來自俄羅斯的移民家庭，通曉英語，熟諳美國生活。
蘇軍偵察機關覺得德米特裏是個可塑之材，可以把他訓練成一個出色的特工人員。偵察機關的想法與德米特裏的個人計劃一拍即合。在與偵察機關代表的第一次談話中，德米特裏就表示願意到這個全新的但又是未知的部門去工作。但德米特裏的妻子堅決反對，然而又無法說服他，後來隻好同意。
加入美軍部隊1939年年初，德米特裏來到美國，單線執行“德爾瑪”計劃，並化名為“德爾瑪”。他的任務是搜集美國科研實驗室研製化學輻射物質的情況。當時，在研製化學武器方麵美國人走在了德國人的前麵，並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1943年發生了一件改變德米特裏命運的事件。同其他許多美國人一樣，德米特裏被要求到美軍部隊服役。最後他服役的地點不是野戰部隊，而是科研機構。他因此而鬆了一口氣，這對德米特裏來說無疑是最好的機會。不僅如此，德米特裏和蘇軍偵察機關還獲得了意外收獲——他被選送進修。這次進修實際上是一個集訓班，學員都是當時在美國生產放射性物質企業工作的年輕技術骨幹。德米特裏所在的集訓班裏有30多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二戰後成為美國著名的科學家，其他人則成為美國重要公司的資深分析專家。
1944年8月，德米特裏順利地從集訓班畢業，之後被分配到美國田納西州橡樹嶺的一家秘密單位工作，擔任一家生產輻射材料工廠的技術員，他們所生產的這種放射性材料是用於研製原子彈的。
德米特裏在後來被稱為橡樹嶺的小城裏看到的一切讓他大為震驚，裏麵有數萬名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警察、聯邦安全局特工和軍事情報部門的特工在工作。這個城市簡直就是一個禁區，進出這個城市要經過多道嚴格的檢查。城市當時並沒有名稱，在地圖上也沒有標識，隻是對外以代號“×××公司”宣稱。實際上這個“公司”的技術人員從事的是研製用於製造原子彈的重要元素——鈾。
1943年，前蘇聯軍事情報部門得知，美國在洛杉磯和芝加哥兩個城市開辦了核研究實驗室，但對橡樹嶺的情況一無所知。德米特裏的情報非常重要，前蘇聯軍事情報部門據此掌握了這個被美國人隱蔽多年的原子能城的具體位置。
後來根據德米特裏的進一步報告，得知橡樹嶺生產鈾，而生產企業分為3個實驗室。德米特裏所在的企業大約有1500人。
1945年初，德米特裏轉到另一個實驗室工作，這個實驗室主要是完成美國核計劃的一項單獨研究任務。與此同時，德米特裏也獲得提升，新的職務使他具有了接觸更多資料、掌握更多情報的機會。
在新的實驗室裏工作的都是著名的科學家，根據看到的情況，德米特裏判斷美國研製原子彈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德米特裏立即將自己工作的變動及判斷向莫斯科總部做了報告。
德米特裏的主要貢獻就是摸清了美國的原子能設施、結構、核材料生產量、參加的專家人數情況，並與美國其他秘密原子能計劃及相關單位保持了聯係。美國的實驗室對“德爾瑪”很信任。
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之後，德米特裏所在的這家美國實驗室舉行了慶祝活動，實驗室主任對大家說：“你們作出了曆史性的巨大貢獻。”之後，這家實驗室準備選派專家到日本察看轟炸效果，德米特裏也被選中，但後來考察計劃因故取消，德米特裏未能到日本親眼看看美國原子彈的威力。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米特裏很快就從美軍中退役了，他想乘機離開這個城市。因為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報紙披露說在美國潛伏著一些外國“核間諜”，實驗室開始對所有的研究員進行重新審查。
事實正如德米特裏所料，後來，美國反間諜機關查清德米特裏曾在1933年與自己的父母回到蘇聯定居，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返回美國。當德米特裏回到美國後一直在重要的秘密部門工作，於是從他離開橡樹嶺之後，美國間諜部門就開始調查他，1949—1951年他們對所有在橡樹嶺實驗室與德米特裏熟悉的人都進行了審查。他們還找到德米特裏的父親原來曾經居住過的城市的鄰居進行了談話。他們試圖搞清楚1933年究竟是哪一個德米特裏返回蘇聯定居，而後又是哪一個德米特裏到美國的橡樹嶺秘密實驗室工作，兩人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
1949年德米特裏離開美國。1949年6月，蘇軍總參謀部第二總局局長紮哈羅夫大將簽發了一份涉及德米特裏命運的命令和他在軍事偵察機關工作的命令——讓德米特裏在軍事偵察機關工作，命令指出：“列兵德米特裏，1915年出生，按列兵軍銜從武裝力量中複員。”
不久，德米特裏回到自己的莫斯科母校讀研究生，兩年後，他獲得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但是，德米特裏在畢業分配問題上卻意外地遇到了麻煩，沒有一所大學的科研機構也沒有一家工廠願意接收他，因為“他的專業太偏了”。
後來他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有些當官的對他的簡曆不理解：從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間，德米特裏在前蘇聯紅軍服役，最後卻是以列兵的軍銜退出現役。德米特裏知道自己不能對那些謹小慎微的官員說出他以前是幹什麼工作的，不能說出自己受過高等教育，不能說出自己為什麼服役那麼長時間竟然在最後退役時沒有戴上哪怕是少尉的軍銜，而且隻得到一枚獎章。
1953年3月，這位好幾年沒有被分配工作的技術科學副博士忍無可忍，他決定給蘇軍偵察機關的局長寫信說明德米特裏的情況，蘇軍總參偵察總局局長沙林中將收到信後立即指示解決德米特裏的分配問題，並在1953年3月16日給高等教育部部長斯托列托夫寫信，說明情況。信是這樣寫的：“茲證明德米特裏在1939年至1949年10年間在蘇軍服役，由於涉及國家秘密和軍事秘密，不便說出其服役性質。如果此事影響到高教部對他的分配，請直接找我們的代表，他將麵對麵向您解釋一切。”
此後，德米特裏得到了一份工作。他被分到一所學院當老師，並一直在那裏幹了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