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訶迦葉麵向佛祖，拈花一笑，自此得悟禪機至理，繼承了佛陀的衣缽，這相對無言中滿含的禪機並非凡塵俗子所能領悟。以無言得來機緣的也並非摩訶迦葉一人，中國禪宗二祖慧可也是如此。
536年，達摩祖師覺得應該離去了，便召集弟子準備從中選出合適的人選繼承自己的衣缽。
達摩祖師說：“你們談談自己的悟境吧！”
道副說：“依我的見解，不要執著於文字，但也不離於文字，這便是道的妙用。”
達摩說：“你得到我的皮毛了。”
總持比丘：“依我現在的見解，猶如慶喜看見了佛國，一見便不需再見。”
達摩說：“你隻得到了我的肉。”
道育說：“四大皆空，五蘊非有，依我所見，並無一法可得。”
達摩說：“你得到我的骨了。”
最後輪到神光，他隻是作禮叩拜，然後仍回到原位，並未說話。
達摩說：“你得到我的真髓了！”
於是，神光慧可成為禪宗二祖，接續了達摩祖師廣度眾生的事業。
仿若拈花一笑刹那間的靈光，並非刻意故弄玄虛，此中道，隻有道中人能懂。聖嚴法師曾經說：“在禪的傳統裏，究竟真理，也就是第一義諦，有時候會被比喻為月亮，而人們所熟知的一般真理，則被喻為指向月亮的手指。有人看到月亮，於是用手指指給其他還沒有看到月亮的人看。如果那些人看的是手指，而不是月亮，那麼他們還是沒有搞清楚‘手指不是月亮’。文字、語言、思想以及概念就像手指，隻能表達第二層次的真理，但卻能指向究竟真理。最究竟的真理叫作心、本性或是佛性，那是每個人必須去親自體驗、無法言說的。”
所以，曆代禪師們都隻能盡量突破語言的極限來向世人說明究竟何為“禪”，但就如人飲水一般，冷暖尚須自察。可是，還是有一些人，刻意追求禪的本義，以至於方向大大偏離。
不笑不足為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老子
有悟性的人聽說“道”後深信不疑，它就是這麼回事，並且勤勤懇懇、堅持不懈地去習練它、運用它。悟性不高的人聽說“道”則有時將它放在心上，有時卻忘得無影無蹤。並且相信它和懷疑它的存在各占一半，也就是半信半疑，既不全信又有些信，既不否定又心懷一定的疑問。完全沒有悟性的人，一聽說“道”就大笑不止，認為荒誕無稽。之所以大笑，表現出鄙視、譏笑的語態，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是因為“道”理論高深，本來就難以理解，如果人人都能那麼輕易地理解的話，那就不足以稱之為“道”了。
13世紀，日本一代宗師道元禪師到中國求法。苦讀多年，學成回國，同道中人爭相請教，問他都學到了什麼。道元禪師想了想，堅定地說道：“當下認得眼橫鼻直，不被人瞞，便乃空手還鄉。”眾人聞聽，莫不捧腹大笑起來。但是頃刻間，大家便停住了笑聲，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笑得很無知、很空洞。眼橫鼻直，這一並不玄奧複雜的常識，不經過一番深入修煉的人，是無法領悟其中的真諦的。有些禪師，甚至還要經過“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界，才能達到“見山隻是山，見水隻是水”。隻是這山、這水與那山、那水有著本質的不同。真理往往是簡單明了的，但人們認識真理和掌握真理的過程卻是複雜甚至是艱難的。
光的波動說的奠基人托馬斯·楊在完成“雙縫幹涉”實驗後，將其成果發表，結果受盡了權威們的嘲笑和諷刺，被攻擊為“荒唐”和“不合邏輯”，在近20年間竟然無人問津。楊為了反駁他們專門撰寫了一篇論文，卻無處發表，隻好印成小冊子，但是據說發行後“隻賣出了一本”。
真理往往要經曆諸多磨難之後，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人類思想發展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如自然科學領域的進化論、相對論，社會學領域的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在產生之初，都是很少有人能夠接受的，普遍被視為笑談。
大浪淘沙，被實踐檢驗出的“道”，總是能笑到最後。
不要落入語言中
用分析的方法來研究對象就好像剝蔥一樣，將蔥皮一層層剝掉，但原來的蔥已經不在了。
——（德國）黑格爾
語言是人類表達思想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絕對的方式。事實上，有許多的思想、方式是語言傳播不了的，所謂“隻可意會不可言傳”。而有些思想寫在書上便死了，不拿出來用是永遠不會明白的。《莊子·天道》中曾經講過一個“輪扁論言”的寓言：
齊桓公在堂上讀書，工匠輪扁在堂下砍削木頭做車輪，他放下錐子和鑿子走上朝堂，問齊桓公：“冒昧地請問，您所讀的書說的是些什麼呢？”
齊桓公說：“是聖人的話語。”
輪扁說：“聖人還在世嗎？”
齊桓公說：“已經死了。”
輪扁說：“那麼國君所讀的書，不過是古人的糟粕啊！”
齊桓公大怒，說：“寡人讀書，你一製作車輪的怎麼敢妄加評議呢！有什麼道理說出來那還可以原諒，說不出道理那就得處死。”
輪扁說：“我用我所從事的工作觀察到這個道理。砍削木頭做車輪，動作鬆緩而不堅固，動作快了澀滯而不入木。不慢不快，而且應合於心，口裏雖然不能言說，卻有技巧存在其間。我不能使我的兒子明白其中的奧妙，我的兒子也不能從我這裏接受這一奧妙的技巧，所以我如今70歲了還在做車輪。古時候的人跟他們不可言傳的道理一塊兒死亡了，那麼國君所讀的書，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齊桓公讀古書，得到的僅僅是落在語言裏的思想。而思想一旦落到語言裏，就變成了脫離具體情境的抽象教條和空洞理論。而製作車輪的道理和技巧同樣無法用言語說明，所以無法傳授。不相信，你可以試著把遊泳的理論傳授給那些不會遊泳的人，看看他們能不能學會遊泳。
在這裏，莊子借這個寓言暗示人們：不要迷信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東西。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而我們所熟悉的賣油翁的故事則從另一麵說明了這一點：
陳康肅公堯谘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嚐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我亦無他，惟手熟爾”，我並沒有什麼獨特的地方，隻不過是熟練罷了。這是中國人和西方人明顯區別的地方。中國人往往在實踐方麵有很高的水平和技術，卻往往難於落到字麵上，中國人的智慧更多的是一種言傳身教式的。而在西方哲學中，語言本身就是真理，一個不能被說出來的東西，無論如何玄妙，都不能算是真理，因為我們的思維達不到它。
在西方哲學家看來，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把真理說得更清楚、更明白、更縝密，而不是拋棄語言本身。蘇格拉底的“對話”，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教我們如何去說的方法。這也是西方人為什麼難以理解“中國哲學”精髓的原因。
得意忘言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莊子
語言是手段，不是目的。當我們在探尋真理的時候，往往離不開語言的幫助，但是當我們得到或者接近真理的時候，也要適時地從語言中脫離出來，不要為語言所累。莊子講過一個“得魚忘筌”的故事：
古代一漁夫到河邊捕魚，他把竹器筌投進水裏，全神貫注地觀看浮標，終於一條紅鰱魚進筌了。他十分高興取下魚把筌拋在一邊，快步回家吹噓自己的功勞。妻子說這是筌的功勞，問他筌在哪裏，漁夫這才想起忘記帶筌回家了。
筌，捕魚用的竹器。捕到了魚，忘掉了筌，比喻事情成功以後就忘了本來依靠的東西，這是在批評漁夫的粗心大意。然而莊子卻反其道而用之，認為這才是真智慧的境界。
莊子說：“知者不言，言之無知”。所謂“知者不言”，並不是說那些智者都閉著嘴不說話，而是說他們其實已經“得意誌言”；而“言者不知”，也並不是說那些誇誇其談的人都是傻子，而是說他們仍然在語言中還沒有抽身而出。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做到借助語言，而又不被語言所俘虜呢？莊子又舉了大鵬鳥的例子來說明：
北海裏有一條魚，它的名字叫鯤。鯤的體積，真不知道大到幾千裏！鯤化成鳥，就叫鵬。鵬的脊背，真不知道長到幾千裏！當它如願飛起的時候，展開的雙翅就像天邊的雲彩。這隻鵬鳥，隨著海上洶湧的波濤遷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個天然的大池子。
《齊諧》這本書上記載說，鵬鳥遷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擊水麵激起水花，高達三千裏，然後拍擊大翼，憑借旋風飛上高空九萬裏。風聚積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負巨大翅膀的力量便不夠。聰明的鵬鳥為了可以輕鬆一點地托起自己龐大的身軀，便高飛至九萬裏，這樣，呼嘯的狂風就在它的身下托著，然後它便可以憑借風力飛行。一路上，鵬鳥遇到百般挫折，但它為了可以早點到達南海，不顧一切，飛了六月之久，方才停歇下來。
鯤鵬之大，到了一個難以描述的程度，應該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了吧，然而莊子認為不是，因為無論鯤鵬再大，它仍因“有所待”而不夠強大。也就是說，這隻鳥即使再大，也要有所憑借。比如，它必須依賴海才能遨遊，必須依賴空氣才能扶搖直上。盡管它很大，以至於我們隻能以誇張的手法來言說它，但它仍然是可以言說的。比如，它畢竟生活在海中，沒有海大，它生活在天空下，不能充塞整個宇宙，仍然會受到外物的牽製，不是真正的“逍遙遊”。真正的“逍遙遊”是完整圓滿的，是不損不益、本來具足的，它“無待”“自在”，這也就是“道”的存在。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表達哲學的方式不是概念化的，而是隱喻式的。正因為此，中國文化形成了一個主“悟”的傳統，而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一個主“智”的傳統。中國哲學通常是用格言來表達的，內容在形式之外，需要超越語言地領會。而西方哲學強調語言的承載性，甚至認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哲學。
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歐陽修
《論語·憲問》中記載著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賈打聽公叔文子的為人。他說：“聽說公叔文子不說話，不笑，不拿東西，是這樣嗎？”公明賈回答說：“這完全是傳話人說錯了”。“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意思是說，公叔文子該說時才說，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話；高興時才笑，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笑；該拿的才拿，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取。孔子聽了很為讚賞地連連問：“真是這樣嗎，真是這樣嗎？”
公叔文子之所以能得到孔子的讚賞，在於他的言、笑、取都合乎了“時中”原則。所謂“時中”，就是在合適的時間去做合適的事情，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而是要恰好落在那裏。同樣一件事情，發生的時間點不同，性質和效果也大相徑庭。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說是戰國時期，韓國的國君韓昭侯非要修建一個高大的門樓。他的謀士屈宜臼奉勸他不要這麼做，並勸告韓昭侯說：“如果你非要修建這麼個高樓，恐怕你等不到這個高樓修建完，你就要死了。”韓昭侯不解地問：“為什麼呢？”屈宜臼回答道：“因為時機不對。”
屈宜臼說：“國君在自己家修建一個高一點兒的門樓，搞得氣派一些，有錯嗎？沒有錯。可惜的是，當年我們國強民富的時候，你如果修建一個高樓，肯定一點兒問題都沒有；可是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秦國去年剛剛攻占了我們的宜陽城，韓國元氣大傷，你在這個時候偏偏要修建高樓，就是大錯特錯了，因為這勢必會使百姓離心，將士散德，韓國的敗落就不可避免了。”結果，韓昭侯沒有聽屈宜臼的勸告。而屈宜臼的預言也恰恰應驗了，高樓還沒有修好，韓昭侯就去世了。
當然，這隻是一個小故事，但其中蘊含的道理卻是非常深刻的。正如屈宜臼說的那句話：“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意思是說，我所說的時間，不是客觀的時間，而是參與到整個事情當中來的時間。在合適的時間做一件事情，效果會很好；在不合適的時間做同一件事情，往往會很糟。
如果說“道”是道家學派的核心詞彙，那麼“仁”則是儒家學派的關鍵詞語。和“道”一樣，“仁”也是無法認識、無法規定、無法言說的。“道”無法規定，是因為它是超越經驗之外的絕對，無法落入到彼此區別的“對待”裏。而孔子的“仁”，則是我們每個人身邊的生活法則。它之所以無法規定，是因為它總是與“時間”“時機”粘連在一起，因而沒有固定的內涵和外延。正因為此，“仁”是《論語》中出現得最多的一個詞，但孔子卻從來沒有對它下過定義。
孔子說，“仁”的最高境界是“時中”和“中庸”，就是能在合適的地點、合適的時間，針對合適的人，不偏不倚地落在那裏。因此，“仁”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原則，更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的含義總是隨具體的情境不斷變化，而非有固定的內涵和僵死的外延。同樣的行為，對子路來說是“仁”，對子貢來說可能就不是“仁”了。同樣的行為，在這個時候是“仁”，在那個時候可能就不是“仁”了。比如，如果撒謊是不誠實的，那麼，向敵人撒謊算不算誠實？如果是這樣，誠實又怎麼會有一個完美的“定義”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說：“仁者，刃也。”意思是說，知“仁”難，行“仁”更難，正如走在刀刃上。因為你要不偏不倚地落在那裏，絕不是看幾本教科書，背幾個教條就能解決問題的。孔子一輩子沒有寫下一個字，“述而不作”是他的原則。因為他知道，那些凝固在語言裏的東西，很容易變成教條和概念，從而無法牽引著人們進入“時中”的中庸境界。最終，他和蘇格拉底一樣，選擇了隨時隨地地對話，通過問答的方式啟發他的學生去思考。甚至，這種對話也不是記載在紙麵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對話。
第四章哲學思維：蘇格拉底的追問
泰勒斯的一滴水
萬物的本源是水。
——（古希臘）泰勒斯
世界是複雜的，因而是難以認識的。人的思維傾向於先認識最簡單的事物，再認識由簡單事物構成的複雜事物。而世上的一切，不管是金屬、山脈、氣體還是人類，皆可還原到單一的一種屬性。任何現象在經過還原後會變得更易掌握，也不再那麼神秘，因為組成元素比起整個係統來說，更容易為人所理解。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早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泰勒斯被認為是西方第一位哲學家，大約於公元前624年出生於古希臘的一個城邦。他是一個貴族的孩子，本應進入政界或去經商，但他卻對自然更感興趣，對身邊各種各樣的現象表現出強烈的好奇。
泰勒斯的好奇心保持了一輩子，他立下了一個大誌，要探尋組成這個世界萬事萬物的最根本的東西是什麼。當時很多人都覺得他瘋了：“一個年輕人，既不去做生意，也不去找份好工作，難道想做神仙？這個世界由什麼東西組成，那是由天上的神去管的，用得著我們人類去操心嗎？”
然而泰勒斯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認定的事情就要一做到底。他花了很長時間，觀察了很多事物，總結出來的一句話是“萬物源於水”。例如一切生命都離不開水，種子隻有在潮濕的地方才能發芽，大陸被海洋包圍。另外，泰勒斯還觀察到水的形態是易變的，它既可以變為氣體，也可以變為固體，正由於其形態的轉換，從而形成萬物，並滲透於其中。
泰勒斯向埃及人學習觀察洪水，很有心得。他仔細閱讀了尼羅河每年漲退的記錄，還親自查看洪水退後的現象。他發現每次洪水退後，不但留下肥沃的淤泥，還在淤泥裏留下無數微小的胚芽和幼蟲。他把這一現象與埃及人原有的關於神造宇宙的神話結合起來，便得出了萬物由水生成的結論。對泰勒斯來說，水是世界初始的基本元素。埃及的祭司宣稱大地是從海底升上來的，泰勒斯則認為地球就漂在水上。
泰勒斯用水是世界的本源來解釋各種現象。泰勒斯認為，水是組成一切事物的基本材料，物質是壓縮過的水，而空氣則是蒸發後的水。他也堅稱整個地球是浮在一座大湖上的圓盤，大湖產生的波浪和漣漪便是地震之源，而天上下雨則是因天河水過多漲湧出來的。
泰勒斯的方法雖然在現在看起來有些簡單和片麵，但他卻開拓了哲學最重要的思維方式——還原。而哲學，在很大意義上可以說就是一種從現象還原到本源的學說。隻要對事物研究得夠深刻，剖析得夠詳盡，觀察得夠仔細，都可以將其還原為一種簡單的可以認識的屬性。這正是我們不斷認識和分析事物的基本方式，而這，就是哲學。也正是因此，泰勒斯被稱為西方哲學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
蘇格拉底的追問
如果我是因為自己有知而指出你們的無知，那是我不對。但請不要忘記，我自己也是無知的。
——（古希臘）蘇格拉底
在資訊泛濫的當今，鼠標一點盡知天下事，然而知道這些知識，並不能稱之為有智慧的人。做一個有智慧的人而不是單純有知識的人。做一個有智慧的人的方法有很多，蘇格拉底的方式是最簡單也是最實用的。
蘇格拉底探討真理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對話，站在不同立場上的兩個人的對話。在談話的過程中，各自吸取了對方的優點。在彼此不斷地追問中，去揭示問題的本質。這種對話是辯證的，不斷提升的。
蘇格拉底在法院門口遇到了歐西弗洛，歐西弗洛因其父親的疏忽導致一名工人喪生，於是便打算以侵犯神的權利的罪名到法庭控告父親。蘇格拉底了解事情來龍去脈後，開始了與歐西弗洛的對話。
蘇格拉底：“太好了，既然你對神非常崇敬，要維護他的權利，那就請你做我的老師，告訴我什麼是‘敬’。”
歐西弗洛：“‘敬’就是做的事情要讓神高興。”
蘇格拉底：“那麼多神，應該讓哪一個神高興呢？況且神與神之間有那麼多恩怨仇恨，讓這個神高興的事，另外一個神不一定高興啊！”
歐西弗洛覺得很有道理。如此一來，蘇格拉底就把焦點轉移了。他們繼續討論，蘇格拉底的每一句問話都是謙虛的，“請你回答”“請你告訴我”，最後，歐西弗洛難以招架，隻好說：“總之，敬神就是對神很好。”
蘇格拉底：“對神很好，是不是就像照顧馬一樣？你對馬很好，替它刷背、洗澡，目的是利用它為你拉車。這麼說你是在利用神嗎？”
歐西弗洛頓時啞口無言。在蘇格拉底的追問下，他感到自己並不知道什麼是敬神，又怎能用這個理由來控告父親？於是他借故離開了。
蘇格拉底從來不告訴別人什麼知識，而是不斷地與人對話，隻要別人說出一個觀點，他就不斷地追問，一直問到別人答不出來為止。
智慧必須由自己覺悟而生，不能由別人給你。蘇格拉底的母親是一位助產士，協助別人分娩嬰兒；蘇格拉底認為自己好似心靈上的助產士，協助別人生出智慧的胎兒。蘇格拉底生長在雅典這樣一個愛琴海畔的小小城邦，人口隻有幾十萬，卻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局限，因為他能時時地追問，將這最原始的方法發揮到極致。這或許也是他能成為四大聖哲之一的原因。
普羅塔哥拉的相對論
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的尺度。
——（古希臘）普羅塔哥拉
有種說法認為，因為人人都有思維的權利，所以人人都可能成為哲學家。普羅塔哥拉認為，人人有權擁有個人信念，某些人的觀點不會比其他人更正確。然而頗具諷刺意義的是，普羅塔哥拉是第一個提出這種觀點的人，也是第一個倒在這種觀點之下的人。關於他，有一個很著名的半費之訟的故事：
古希臘智者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普羅塔哥拉招收了一個叫歐提勒士的學生，教他學習法庭辯論之術。師徒二人事先簽訂了合同，規定歐提勒士先付給普羅塔哥拉一半學費，剩下的一半，等歐提勒士畢業以後第一次出庭幫人打官司並勝訴之後再付；如果第一場官司打輸了，則證明普羅塔哥拉教學無方，那麼歐提勒士剩下的一半學費就可以免去不交了。
但歐提勒士畢業以後並不出庭打官司，也不去交剩下的一半學費。普羅塔哥拉等得不耐煩了，就向法院起訴。
在法庭上，師徒二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普羅塔哥拉的理由是：“如果歐提勒士這次官司打贏了，那麼按照合同，你應該付給我另一半學費；如果你打輸了，那麼按照法庭的判決，你也應該付給我另一半學費。這次官司無論你打贏，還是打輸，都得付給我另一半學費。”
誰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歐提勒士針鋒相對地反駁道：“如果我打贏了這場官司，那麼按照法庭的判決，我不必付給你另一半學費；如果我打輸了，那麼按照合同的規定，我也不必付給你另一半學費。這場官司不管是贏還是輸，我都不必付給你另一半學費。”
據說，這場辯論立刻難倒了法官。這就是邏輯史上著名的“半費之訟”。
根據普羅塔哥拉的觀點，自己和歐提勒士的說法顯然都有道理，在無法確認誰更有道理的時候便陷入了僵局。“相對論”很容易導致懷疑主義和無標準。當代的相對主義者更進一步，宣稱每個人都在建立一套自己的價值係統。“凡事皆為個人意見”這類觀點早已是老生常談了，這種論調宣稱，任何人皆有權擁有個人信念，某些人的觀點不會比其他人更正確。
伽利略的科學實驗
檢驗一個理論最好的方式就是實踐。
——（德國）恩格斯
科學是不斷進步的，作為指導思想的哲學也是這樣。早期的自然科學家都是哲學家，他們通過對事物的觀察而得出普遍的結論然後推廣到所有的事物，可以說是一種經驗的總結。而現代科學則是以近代機械論和實驗哲學的興起為指導的，事物的規律要用實驗來發現和證實。關於實驗的作用，科學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案例來說明：
兩個重量不同的物體從同一高度下落，哪個會先落地？這個問題對於現代人來說可能沒有什麼難度，因為大家都知道物體的質量與它下落的速度並沒有什麼關係，然而古代哲學家並不這麼認為。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自然科學家亞裏士多德認為物體的下落與其質量有直接的關係，質量大的下落快，質量小的下落慢。
為了反駁亞裏士多德的自由落體速度取決於物體的質量的理論，伽利略構造了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根據亞裏士多德的說法，如果一個輕的物體和一個重的物體綁在一起然後從塔上丟下來，那麼重的物體下落的速度快，兩個物體之間的繩子會被拉直。這時輕的物體對重物會產生一個阻力，使得下落速度變慢。但是，從另一方麵來看，兩個物體綁在一起以後的質量應該比任意一個單獨的物體都大，那麼整個係統下落的速度應該最快。這個矛盾證明了亞裏士多德的理論是錯誤的。
但亞裏士多德的理論被認為是不可能出錯的，因為他是兩千年來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而他的其他成就已經得到了教會的認可。對此，伽利略決定用實驗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理論。1590年的一天清晨，伽利略和他的助手在亞裏士多德信徒的陣陣噓聲中登上了意大利著名的比薩斜塔。伽利略一隻手拿一個10磅重的鉛球，另一隻手拿著一個1磅重的鉛球。他大聲說道：“請下麵的人看清，鉛球下來了！”說完，兩手同時鬆開，把兩個鉛球同時從塔上拋下。圍觀的群眾先是一陣嘲弄的哄笑，但是奇跡出現了，由塔上同時自然下落的兩個鉛球同時穿過空中，輕的和重的同時落在地上。眾人吃驚地竊竊私語：“這難道是真的嗎？”頑固的亞裏士多德的信徒們仍不願相信他們的崇拜者——亞裏士多德會有錯誤，愚蠢地認為伽利略在鉛球裏施了魔術。為了使所有的人信服，伽利略又重複了一次實驗，結果相同。伽利略以雄辯的事實證明“物體下落的速度與物體的重量無關”，從而擊敗了亞裏士多德的信徒們。
正是這次聞名史冊的比薩斜塔實驗，第一次動搖了亞裏士多德在物理學中長期的統治地位，打破了亞裏士多德的神話。後來，伽利略又通過計算，得出了自由落體定律。但是，比薩斜塔實驗卻惹怒了比薩大學的許多權威人士，從此，年輕的科學家受到守舊派的仇視和迫害，伽利略被他們從比薩大學排擠了出來。
時間最終證明了伽利略的正確性，亞裏士多德的權威被打破了。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常識的東西，其實是經曆了相當長的爭論和懷疑的，而真正改變局勢的，正是這次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實驗性的說明戰勝了理論上的空想，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我們應該掌握的科學的態度。
裏德的懷疑與常識
將要發生的事情同在類似情況下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很可能相似。
——（英國）托馬斯·裏德
哲學家以喜歡探討艱深晦澀的問題而出名，幾乎沒有哲學家是以討論常識而出名的。羅素說，哲學的特色在於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而結論最後往往似是而非，讓一般人難以相信。但有些哲學家卻偏偏打破常規，主張日常生活中一些有用的直觀。英國哲學家裏德就是其中之一。
托馬斯·裏德是近代歐洲哲學史上一個不無趣味的人物。哲學史家一般不會將他歸於大家之列，但他其實在學界的地位也不可小覷。他擔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16年之久，而這一教席在當時的英國非同一般。裏德之所以聲名不張，與他的學說也有很大的關係。他主張常識哲學的目標在於辯明觀念論所引起的哲學預設中隱含的悖謬和錯誤，同時建立起自己的知識學和道德學理論，用以取代觀念論為人類的知識和道德事實提供解說。而他的對手便是大名鼎鼎的懷疑主義者休謨，他們之間最有趣的爭論在於“太陽明天還會從東方升起來嗎？”
以懷疑一切著稱的休謨在他的著作《人類理智研究》中說，我們怎麼能從過去的情況中知道“下一次”的情況呢？既然我們不能知道，那我們怎麼能夠斷言“所有的”情況呢？比如說，在前天、昨天、今天，我們都看到太陽早上從東方升起，但是難道這樣就可以認定“太陽每天早上都從東方升起”的說法是對的嗎？因為，沒人知道太陽明天會不會從西方升起！甚至，太陽也有可能不升起。
托馬斯·裏德第一個對此做出回應說，任何科學推理都必須依靠於一些原則，這些原則是根據人類的常識來確定的。人類常識不是後天經驗活動的產物，而是由“人類心靈的結構”先天決定的，是由自然一視同仁地給予每一個人的。換句話說，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有了上帝賦予的理性，理性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生活中所必需的常識，而不需要任何其他東西的幫助。比如，我們天然的知道自己是一個人，這點不需要懷疑也不能被懷疑。
根據常識，裏德將“凡開始存在的東西必有產生它的原因”和“將要發生的事情同在類似情況下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很可能相似”都作為第一原則確定下來。因為以前太陽每天都升起，明天也是一年中的一天，我們就可以斷定太陽明天會繼續升起。
裏德不是一個懷疑論者，他試圖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找到合理的解釋，來消解懷疑主義帶來的不穩定。在他看來，“常識”是上帝賦予的對於我們的生活進行指導的美好指南，隻要我們按照常識生活就能有個安定的未來。太陽，會每天照常從東方升起來。
培根預測未來的雞
習慣是人生的偉大指南。
——（英國）休謨
當我們覺得生活無助的時候，我們通常會說一句“明天太陽會照常升起”。在常人看來，太陽每天東升西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然而，以培根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人類日常生活絕大部分事情，都有賴歸納性假設在運作。可是，憑什麼我們相信太陽明天必然會和昨天、前天一樣依舊升起呢？
人往往有這樣一種思維上的慣性，無論終日奔忙為了何事，都會預期昨日為真的事，在明日依然為真。早晨依舊有日出，物體也會落到地板上而不會飄到空中。一般來說這些事件受製於自然規律，確實可以加以預測，但我們的一般性預期，有時卻顯得讓人困惑。利用過去有限的例子來歸結一種規則，然後可以適用於未來可能發生的“所有”例子，這種方法稱為“歸納法”。當人類思維從特殊跳至普遍，從已經曆的事跳至未經曆的事時，歸納法便可派上用場。嚴格來說，歸納法無法真正證明任何事物。無論我們觀察過多少次某種情況下會發生某件事，都無法絕對肯定同一件事在每次出現該情況時都會發生。
英國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經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來說明歸納法的無效性：
一個農夫家裏養了一隻小雞，農夫每天都在早晨9點的時候給它喂食，每次還笑嘻嘻地看著它吃完並不忘誇獎它的羽毛長得多好看。
日複一日，小雞漸漸長大，農夫依然每天都在早晨9點的時候給它喂食，依然每次笑嘻嘻地看著它吃完並不忘誇獎它羽毛長得多好看。
久而久之，這隻雞習慣了每天9點跑到食槽旁等著農夫給它喂食，並聽農夫的讚美，並且把這當成了應該的和必須的。農夫應該每天都在這個時間來給它喂食，它也應該每天在這個時候接受農夫的讚美。
然而有一天，當它像往常一樣在早晨9點跑到食槽旁等著農夫來喂食的時候，農夫卻扭斷了它的脖子。因為家裏來了客人，而這隻雞變成了桌上的下酒菜。
正如培根所言：“天天喂小雞長大的人，最後卻扭斷了它的脖子，這表示對小雞而言，把對自然界一致性的觀點做一番修正可能幫助更大。”的確，過去不斷重複發生的事會讓人和小雞一樣，預期同樣的事未來也會發生。
依培根的說法，人類基於直覺相信太陽明天依舊會升起，但難道我們事實上不會和待宰家禽的處境相同嗎？自然規律雖看似如過去般強而有力，迄今毫無改變的跡象，但若因而主張自然既然在過去是統一的，未來也會是統一的，則犯了循環論證的謬誤。日常生活絕大部分都有賴於歸納性假設，說它們荒謬不合理是很奇怪的，然而對許多哲學家而言，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康德的眼鏡：真實的世界是怎樣的
魚兒對於它終生都在其中遊泳的水又知道些什麼呢？
——（美國）愛因斯坦
我們看到的花園，是經過眼睛篩選後所接收的影像，不是真正的花園。我們永遠無法了解物體被知覺前的“物自體”，人這種生物天生就戴著有色眼鏡。
往往對於某件事物有特別愛好的人會對這種事物的任何方麵都很關注。陶瓷愛好者能通過瓷器上的一片漆判定這個瓷器的年代。音響發燒友對於音樂唱片的音色清晰度，能夠聽出許多一般人所聽不到的細微差異。他們把大量時間和大筆金錢投注在擴音機和揚聲器上，為的就是盡可能重現原音，但即使是最先進的高保真音響也無法做到十全十美。從錄音到播放的過程中，任何一點可能出現的瑕疵，都可以讓電子企業找到下一代產品進步的空間。然而，或許有一天音響技術已達完美之境，音響發燒友必須忍受的唯一限製反而不是音響係統，而是人類自己的耳朵。若真有那麼一天，哲學家對高保真音響也會有意見。無論耳朵從非常清晰的聲音裏捕捉或遺漏了多少細節，都不會構成聲音“品質”的差異，一切隻是所聽到聲音的“種類”不同而已。由於耳朵的特殊構造，人類有人類自己的聆聽方式。例如，蝙蝠的聽覺係統所能聽到的聲音頻率和人類不同，所以聽到的聲音很可能就與人類差別甚大。耳朵構造不同，聽到的聲音也不同，好比不同照相機會拍出不同照片一樣。當我們描述所聽到的音調時，不僅是在描述聲音本身，同時也是在描述人耳的聆聽方式。這一點別無選擇，若摒棄現有的聆聽方式，聽覺將成為不可能。既然同樣情況適用於人類其他感官，結論將會是：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受製於我們為獲得理解所用的各類官能。
感覺不全然是被動地單單坐著等待接受而已。人們品嚐味道或聆聽聲音時，同時也在“主動出擊”，隻不過大腦對於外在世界的安排處理相當熟悉，我們才沒有察覺到感官的活動。感知世界便等於改變世界——這正是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中心思想。
薛定諤的貓：在場的證據
真實有時可以不像真的。
——（法國）莫泊桑
在現代的法庭審判中，證據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誰提出的證據更真實更有力，誰就更可能贏得訴訟。然而在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可能不存在觀察者，那麼我們能否僅僅憑結果就斷定事物發生時所處的狀態呢？
對此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薛定諤的貓”：
“薛定諤的貓”最早由物理學家薛定鍔提出，是量子力學領域中的一個悖論。其內容是：一隻貓、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氣一起被封閉在一個盒子裏一個小時。在一個小時內，放射性元素衰變的概率為50%。如果衰變，那麼一個連接在蓋革計數器上的錘子就會被觸發，並打碎瓶子，釋放毒氣，殺死貓。所以，如果在一個小時後把盒子打開，實驗者隻能看到“衰變的原子核和死貓”或者“未衰變的原子核和活貓”兩種情況。因為這件事是否發生的概率相等，因此薛定鍔認為在盒子被打開前，盒子中的貓被認為是既死又活的。
這個實驗有個更深入的版本，即不管這一個小時內毒氣是否釋放，當一個小時過後人們打開盒子時，盒子裏的機關都會自動觸發，並通過機器的手段來殺死貓。那麼最終的結果貓一定會死，但是沒有人知道它是不是被盒子裏的機關殺死的，因而沒有人知道在盒子中被關了一個小時的貓是否是活的。
這個思想實驗十分複雜。簡而言之，這個實驗的核心思想是因為事件發生時不存在觀察者，所以盒子裏的貓同時存在其所有可能的狀態中，它有可能是死的，也可能是活的。薛定鍔最早提出這個實驗是在回複一篇討論量子態疊加的文章時。薛定鍔的貓也說明了量子力學的理論是多麼令人費解，但是同時也啟發了各種各樣的思考，其中最奇異的就屬“多重世界”假說，這個假說表示有一隻死貓和一隻活貓，兩隻貓存在於不同的宇宙之中，並且永遠不會有交集。
近代哲學強調一種“在場性”，即如果你不在場，你就無權對一件事情發表評論。雖然你明確地知道了結果，但是你可能不了解原因或者你得到的隻是可見的原因。並且，“在場性”還強調一種對存在的狀態與結果的思考，當我們不在場的時候，我們真的無法正確地了解事物所處的狀態，它存在所有的可能性，因而我們不應該對此做出判斷。
邊沁功利主義的計算
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英國）邊沁
人活在世界上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選擇，選擇通常也是很痛苦的過程，選擇標準的不確定很大程度上帶來了選擇的困難。然而在功利主義者看來，選擇其實並不困難，隻要你會“計算”，就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第一個功利主義者是邊沁，他出生於倫敦一個律師家庭，在成為合格律師之前就讀於牛津大學。父親原本希望他成為英國大法官，但邊沁從未真正做過律師工作。他覺得整個法律體係中充斥著“詭辯之徒”，於是選擇鑽研理論而非實踐它，一般律師眼中的法律工作非其所好，法律背後的精神才是他的終極關懷。邊沁致力於探究在法律背後支配人類行動的道德基礎，發現這種基礎在於它們的功用。他將功用定義為“任何事物都包含的屬性，有助於帶來愉悅、利益或幸福，或者避免災害、痛苦、罪惡或不幸的發生”。他創了一句後來的功利主義者以各種方式不斷加以引用的口號：“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雖然功利思想給政治家提供了不少想象空間，但邊沁對於如何實現功用的精密計算卻和他發明的環形監獄一樣，很是古怪。他認為，政府立法和個人行動都需進行“快樂計算”，它們所產生的快樂或痛苦，應由承受結果的人數來加以量化並累加。如果一種法律或行動所帶來的快樂多於痛苦，而且用別的辦法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那麼這種法律或行動便是對的而且是公正的。快樂計算法便是經由簡單的加減來解決一切道德難題。
“電車難題”是倫理學領域最為知名的思想實驗之一，其內容大致是：
一個瘋子把5個無辜的人綁在電車軌道上。一輛失控的電車朝他們駛來，並且片刻後就要碾壓到他們。幸運的是，你可以拉一個拉杆，讓電車開到另一條軌道上。但是還有一個問題，那個瘋子在那另一條軌道上也綁了一個人。考慮以上狀況，你應該拉拉杆嗎？
類似的問題還有你是一個法官，隻要你答應處決一個無辜村民，便能救另外9個村民，碰到這種情況究竟該不該開槍？要是不願意的話，隻要把能夠獲救的人數不斷住上加，我們終會在某一點放棄堅持，並接受“不可取人性命”並非絕對的道德準則。
從一個功利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明顯的選擇應該是拉拉杆，拯救5個人隻殺死一個人。但是功利主義的批判者認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了一個不道德行為的同謀——你要為另一條軌道上單獨的一個人的死負部分責任。然而，其他人認為，你身處這種狀況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為，你的不作為將會是同等的不道德。總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為，這就是重點所在。許多哲學家都用電車難題作為例子來表示現實生活中的狀況，經常強迫一個人違背他自己的道德準則，並且還存在著沒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況。
邊沁主張的道德體係一切以功用為唯一標準。正直與否的道德判斷，重點在於產生的諸般後果能否將某種品質最大化，而非履行義務或遵行上帝的旨意，等等。然而，功用本身可以用不同方式定義，實際應用之前有必要加以厘清。邊沁以快樂主義原則來定義功用：“幸福”等於“快樂”。他認為，任何人都盡可能追求快樂而避免痛苦，因此，隻要能讓多數人感到快樂，或給他們帶來最大快樂之事，在道德上便是對的。
功利主義的原則是簡單的，然而它太“簡單”了，完全把個人和價值消解在數量之上。嚴格按照功利主義原則生活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奧卡姆的剃刀：簡單即好
如果某一原因既真又足以解釋自然事物的特性，則我們不應當接受比這更多的原因。
——（英國）牛頓
哲學是研究隱藏於表象之後的深層次的、本質的東西的學說，所以它應該力求簡單。但是就哲學史上大多數的爭論來講，並沒有明確任何概念，反而將概念弄得更複雜了。奧卡姆認為哲學不應該成為這樣冗雜的學問，古往今來的哲學家都應該進行反思。他主張將所有的哲學概念都先經過自己的剃刀修剪後再進行討論。
12—14世紀的歐洲大陸哲學完全被唯名論和唯識論相互的攻擊所占據。中世紀經院哲學圍繞個別與共相的關係之爭形成了兩個對立派別。唯名論否認共相具有客觀實在性，認為共相後於事物，隻有個別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實在論斷言共相本身具有客觀實在性，共相是先於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共相是個別事物的本質。
這種相當無聊但又很煩瑣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英國奧卡姆的威廉的不滿，他著書立說，宣傳唯名論，隻承認確實存在的東西，認為那些空洞無物的普遍性要領都是無用的累贅，應當被無情地“剃除”。他所主張的“思維經濟原則”，概括起來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科學家應該使用最簡單的手段達到他們的結論，並排除一切不能被認識到的事物”。因為他是英國奧卡姆人，人們就把這句話稱為“奧卡姆剃刀”。
奧卡姆剃刀有很多表達形式：如果你有兩個原理，它們都能解釋觀測到的事實，那麼你應該使用簡單的那個，直到發現更多的證據；對於現象最簡單的解釋往往比複雜的解釋更正確；如果你有兩個類似的解決方案，選擇最簡單的；需要最少假設的解釋最有可能是正確的。
奧卡姆剃刀雖然表述起來非常簡單，但是在實際應用中作用卻非常大。在哲學中，這把剃刀出鞘後，剃禿了幾百年間爭論不休的經院哲學和基督教神學，使科學、哲學從神學中分離出來，引發了歐洲的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在科學中，科學理論被要求用最精煉的假設、最簡單的公式來表達，從牛頓的萬有引力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奧卡姆剃刀已經成為重要的科學思維理論。
奧卡姆剃刀不斷在哲學、科學等領域得到應用，但使它進一步發揚光大，並廣為世人所知的，則是在近代的企業管理學中。好的理論應當是簡單、清晰、重點突出的，企業管理理論亦不例外。在管理企業製定決策時，應該盡量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剃除”幹擾，抓住主要矛盾，解決最根本的問題，才能讓企業保持正確的方向。對於現代企業而言，信息爆炸式的增長，使得主導企業發展的因素盤根錯節，做到化複雜為簡單就更加不易。
我們的生活也是如此，現代人活得如此累主要是因為不必要的煩惱太多了。剪掉不必要的應酬、無意義的重複，人生依舊很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