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雅斯貝爾斯還指出，官僚政治使人成了一個符號。雅斯貝爾斯還對隨著技術和工業發展而建立並完備起來的技術官僚的政治製度做出分析。
他說，技術是今天的政治狀況的一個主要因素。今天這個世界，認為上帝已經死了，那些“有技術的人”成了社會真正的統治者。無數的人受著他們肆無忌憚的強製，以一種令人不解的屈辱精神迎合他們的權力要求。人仿佛就是一張紙，僅僅一份證明書、身份證、判決書、等級劃分證件，就能使人獲得幸運，使人受到限製，使人遭到滅亡。抗拒事件仿佛多得不可想象，而突然之間卻又完全消散了。人的生存、工作和生活方式，仿佛都處於不可預料的外來勢力的支配之下。如果我們想知道是誰在那裏發號施令，則我們根本找不到司令台，這一切都好像沒有人負責似的。
技術帶來了一種不自然的、不同於手工業和農業以及古代充滿人情味行業的勞動方式。技術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是，人每天不得不重複進行同一種單調的勞動。這同一種勞動的重複進行，以至達到這樣的境地，人成了機器的一個功能，可以像機器零件一樣被任意配換。這一時代特征已經擴張到人類每一種活動裏去，甚至娛樂的方式也都帶有這個特征。在我們看來，人現在真正可以做到自我遺忘，這就是說，今天的人已經喪失了自己，對於事情之無關於其個人，反而感到滿意。我們正在向著使一切都成為機器功能的道路前進，這就是說，技術在改善人類物質生活的同時使人類的發展片麵化了。人在消費領域相對富裕的巨大代價是人成了機器的部件。
人類迷失了方向，人類不得不停下來反思。
機械與機心：技術是一把雙刃劍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莊子
《莊子·天地》中有這樣一則故事：
子貢到南方楚國旅行，返回晉國時，路上見一老人正在整治菜園，他挖了一條隧道通到井底，用瓦罐取水澆園，累得渾身大汗，用力很多而效率卻很低。
子貢見狀，上前說：“有種機械，一天可澆百畦，用力很少而功效很高。老先生不想用它嗎？”
澆園老人抬起頭看著他說：“什麼意思？”
子貢說：“用木頭做個機械，後頭重、前頭輕，提水像抽出的一樣，快得好像沸水上溢，名叫桔槔。”
澆園老人憤怒得變了臉色，冷笑著說：“我聽我的老師說，有機械必有機械的事，有機械的事必有機謀的心。機謀的心藏在胸中，心靈就不純潔。心靈不純潔，精神就搖擺不定，沒有操守。精神沒有操守，就不能得道。我不是不知桔槔快，而是感到羞恥才不用它的。”
技術曆來就是一把雙刃劍，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社會財富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種種困擾和不安。這種困擾和不安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技術既能做“善事”，也能做“惡事”，逐漸成了人自己不能控製的力量，它逐漸走向了原來目的的反麵。另一方麵，也是最關鍵的一方麵，技術會“玷汙”人的心靈，也就是，技術的發明和使用會改變人的思維方式，會打開人的欲望，從而遠離天地大道。老人之所以不使用子貢所說的桔槔，是害怕欲望上身，精神迷失，從而陷入萬劫不複之境地。
《莊子·天地》中還講了另外一則寓言：
堯的老師是許由，許由的老師是齧缺，齧缺的老師是王倪，王倪的老師是被衣。堯請教許由說：“齧缺可以擔任天子嗎？我想通過王倪邀請他。”許由回答說：“這樣恐怕會危害天下呀！齧缺這個人，為人聰明睿智、機警敏捷、天賦過人，又能以人力去成就天然。他懂得去防堵過失，但卻不能知道過失從哪裏產生。要他擔任天子，他就會憑借人力而摒棄自然。他將會以人為本體而區分人我，將會看中智巧而急著使用，將會被小事所役使，被外物所牽絆，四處張望而應接不暇，事事苛求完美，隨著外物的變幻而不能保持常態。他哪有資格擔任天子呢……”
莊子認為，一個人如果隻知道用智巧的機心去麵對世界，別說去治理天下了，做一個人都難。因此，我們存在這個世界上，雖然由於各種各樣的因素，不能完全驅除機心，那也要盡量減少“機心”。
一個人在城市中生活得太久，往往會機心沉重，漸漸忘記了自己的來路和自己曾經的夢想和追求，所以很多人都想去城郊體驗一下農家樂的樂趣。其實，去不去城郊農家與你能不能驅除機心並沒有太大的關係，驅除機心也並不是要求你不再工作，不食人間煙火，關鍵還在於你自己的心，在於你審視自己的生命了沒有。
寂靜的春天：得不償失的交易
除了得到食欲和性本能的暫時滿足，或者不管什麼情況下的一點點片刻的舒適。
——（德國）叔本華
“知識就是力量”是培根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人們往往拿這句話來說明現代文化和科技的重要作用。沒有現代科技，就沒有我們乘坐的汽車，沒有我們撥打的電話，甚至沒有我們愜意的現代生活。
然而，這句話並不是培根思想的全部。在培根看來，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以駕馭自然。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須服從自然”，即認識自然規律，掌握科學知識。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培根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論斷，至今影響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知識是力量，但要是應用不當就是不可逆轉的破壞性的力量。
1948年，瑞士化學家保羅·米勒因發明了對人和動物有劇毒的有機氯殺蟲劑DDT而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最初DDT確實發揮了巨大的功效。二次大戰末期，各國士兵用DDT來殺滅虱子，以阻止斑疹傷寒的傳播。而斑疹傷寒是影響部隊實力的嚴重疾病，甚至影響到拿破侖的軍隊於1812年遠赴莫斯科的征戰。在1948年的諾貝爾獎授獎大會上，瑞典的G.費希爾興奮地說：“出人意料地、戲劇性地突發轉機，DDT成為力挽狂瀾的角色。”
然而1962年，美國女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在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中指出，DDT作為劇毒化學物質殺死了大量生物，而且對人和環境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嚴重危害：作為美國象征的白頭海雕因DDT和其他殺蟲劑的毒殺瀕臨滅絕，世界許多地方的青蛙因DDT汙染而致畸形，DDT使用較多的地方導致鳥類減少甚至滅絕。DDT不僅抑製人和生物的免疫係統，損害神經和生殖係統，而且有致癌作用。作者清醒而擔憂地預言：“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行駛的這條道路，使人容易錯以為是一條舒適、平坦的超級公路，能讓我們在其上高速前進。實際上，在這條路的終點卻有災難在等待著。”
蕾切爾所描述的恐怖景象，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正在一步步發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認為，大量事實證明每年由人類釋放到環境中的汙染物中，持久性有機汙染物的毒性是最大的。隨著從南極企鵝的體內檢測出DDT超標的消息傳來，也許這個世界上真的沒有一塊淨土了。人類如果不限製有毒化學物質的生產與消費，最後吞下苦果的還是人類自己。人類依然在拚命破壞環境、耗竭資源來換取一點生活欲望的滿足，但是始終沒能跳出叔本華的悲劇性斷言。我們付出了那麼多，就是為了吃喝拉撒欲望之需，且把地球搞得越來越糟，人類遭受更大痛苦的危機日益加重。這是何等得不償失的一場交易！
如果人們問培根，知識是如何獲得改變自然的力量的呢？培根的回答是，人的知識是對自然的因果規律的了解，了解自然的因果關係之後，就可以改變它、命令它，趨利避害，使自然規律為人類的利益服務。然而可惜的是，現代人隻看到了知識具有力量這一麵，卻忽視了知識本身就應該建立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之上，從而導致像濫用DDT那樣造成的惡果一再發生。
1988年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所拍攝的《十誡》，以10個當代波蘭人的故事將古老的“十誡”重新演繹，揭示了當代人所處的種種道德困境。其中每一集與基督教教義裏的“十誡”有著一種鬆散的對應關係，一共10個短片。
10歲的男孩帕維爾母親去世，父親獨自撫養著他。帕維爾編了一個程序，可以和死去的媽媽對話。父親相信一切都能夠用電腦方程式運算出來。冬天到了，父親讓帕維爾打電話詢問最近3天的溫度。得到的回答是：“今天-11℃，昨天-14℃，前天-12.5℃。有8天的霜凍。”父親將它們一一輸入電腦，計算結果很快出來了，冰麵的承受強度為每平方米可以承受257公斤，“一個比你重3倍的人”。帕維爾興奮地晚上睡不著覺。
隔天下午父親獨自在書房工作。突然，放在桌上的一支鋼筆開始滲漏，墨水瓶破裂，深色墨水灑在書上。湖上的冰裂了，帕維爾沉落湖底，再也沒有上來。
顯然人類將他們科學活動的作用誇大了。實驗室裏的活動是在理想條件之下的活動，而任何具體的人類事務，總會遇到許多偶然的、意想不到的情況，受著某時某地條件的限製，而不像實驗室的情況那樣純粹，實際生活並不是用任何原理所構築起來的。這種盲信科學主宰一切，將科學當作一切聲音中的最強音，乃至用科學藍圖去改造社會，是21世紀人類悲劇的來源之一。
人的異化：黑客帝國
唯有不要我們操心的事物才是美好。
——（古希臘）朗吉努斯
《黑客帝國》既是一部電影，也是一種哲學思考，表現了對文明發展的一種回歸性的反思。哲學、神學、無神論都在《黑客帝國》裏有濃重的體現，諾斯替教的教徒也會注意到很多相關的主題，還有很多內容涉及印度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還蘊含啟蒙、涅槃、重生的概念，對印度教和佛教的深度涉及包括自由意誌對抗命運，還在電影的配樂中使用印度教的頌歌，糅合了理念、虛幻、因果報應和自然存在的多種觀點。《黑客帝國》以很多方式解析真實、超現實，還有人的觀點是實質的、物理的世界才是虛幻。
在電影《黑客帝國》中，導演沃卓斯基兄弟為我們描繪了人類被機器占領的場景。人類的身體被放在一個盛滿營養液的器皿中，身上插滿了各種插頭以接受電腦係統的感官刺激信號。人類就通過這些信號，組成了一個完全虛擬的互動電腦網絡——Matrix。在這個虛擬網絡中，係統連接著無數人的意識，分配給他們不同的角色。人類通過虛擬的網絡進行“並不存在”的互動，而人類並不知道自己生活在虛擬的世界中。
電影引發了人類關於真實和虛幻的討論，而這部電影本身卻成了鮑德裏亞對當今社會的“超現實”描述的真實寫照。沃卓斯基兄弟正是著名後現代理論家讓·鮑德裏亞的擁躉，而這部風靡全球的電影巨製《黑客帝國》就是在向鮑德裏亞和他的思想致敬。甚至在電影的一個鏡頭中，主人公手中還拿著一本鮑德裏亞的著作——《模仿和擬像》。
讓我們看看鮑德裏亞的觀點。“模仿世界”是他對當今社會的總體概括，他認為當今社會是一個各種符號及其相互模仿所構成的世界，是一個“信息越來越多，而意義越來越少”的社會。另外，鮑德裏亞還用“超現實”一詞表述當今社會，他認為在這種所謂的超現實中，事物與表象、現實與符號的對應關係已經不複存在，存在的隻是沒有原型的符號和模型，符號本身就是現實。在他看來，整個世界是沒有意義的，由符號虛擬的世界——就像《黑客帝國》裏描述的那種生活。
在鮑德裏亞看來，世界的虛擬性實際上是因符號而產生的，而人類文明的過程恰恰就是運用符號的過程。後現代的理論家們對這點有充分的認識，並從各個角度進行了對符號及其形式——知識的討論。
鮑德裏亞考究了人類利用符號的曆史，描述了現實與符號關係先後出現的四種秩序：現代性之前追求現實和自然的直接同一性；文藝複興和工業革命期間，符號的實質是效法自然，遵循“自然價值律”，標誌著符號開始對現實模仿；工業革命後，自然不再是模仿對象而成了統治對象，模仿遵循“商品價值律”；當代社會出現了純粹的模仿秩序，並使符號失去了價值和意義，成為了純粹的複製和模仿。其實我們可以發現，符號的曆史和人類技術進步的過程是分不開的。符號秩序建立的曆史，實際上就是人類的技術文明不斷發展的曆史，模仿秩序也應該是技術發展的後果。這樣，就可以把鮑德裏亞對模仿秩序的批判、技術的反思和對理性化的批判聯係起來。那麼我們可以說對鮑德裏亞對符號的恐慌，實際上是對技術的恐慌，這一點體現在電影《黑客帝國》中。
技術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擴展人類感官，從而增加人類獲取符號的能力的過程。互聯網技術的出現把人類的觸手伸到了世界各個角落，讓我們不必親臨其境也可以接受到以前隻有親臨才可以獲取的符號——聲音、圖像，等等。技術讓我們看得更遠，聽得更廣，而我們也逐漸產生了對這些技術手段的依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通過技術手段呈現給我們的是經過加工、過濾或者刪減的信息——鮑德裏亞更為擔憂的是，或許這些信息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虛假的信息！在《黑客帝國》中，技術甚至霸占了人類的軀體從而徹底壟斷了符號的供給，人類徹底失去了自己獲取符號的機會。人類自己創造了技術和符號，而現在的趨勢是技術開始通過壟斷符號的方式欺騙甚至統治人類——人類被“殖民”化了，而符號成為“殖民者”權力的來源。可怕的是，我們已經無法扭轉這個趨勢，因為我們越來越依賴技術而不斷地發展它，讓它擁有統治我們的可能，使得技術和符號對人類的統治成為定局。
到此，我們已經看到了鮑德裏亞為我們描繪的悲觀世界。
由這個觀點反觀鮑德裏亞所謂的這個“超現實”社會。他確實描繪了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隻是我們或許會覺得他過於悲觀了。誠然，技術讓符號處於急速複製和模仿的狀態中，符號失去了原本的意義和模型，但這也帶來了意義的極大豐富。模仿的初衷是趨同，但模仿的結果卻是越來越個體化。模仿讓意義更為豐富而不是喪失，而模仿的普遍化和意義的豐富性給予了人類更多選擇的自由，使人類的存在更富有意義。模仿世界並不是虛擬，反而最真實。所以，我們不必害怕模仿，而應該主動參與到這個過程中，在模仿中創造自己的意義。
圓形監獄：當一切都有了標準
人終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
——（法國）福柯
隨著物質的富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應該感受到幸福與自足。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人被控製在自身欲望的享受和苦鬥中，被弄得精疲力竭，不僅沒有感到自由和幸福，反而在心靈深處感到失落和空虛，沒有精神寄托，沒有心靈家園。人們雖然每天奔走忙碌、認真地生活，但是感覺不到生活真正的意義。
在現代文明製度下，無論是家庭，還是公司、社會，人們都按照一套完整的政治、經濟、道德、知識等體係，以一種普遍統一的價值模式來複製個人，規定個人的生存方式。每個人在這一係列“人的標準化”的規則改造之下，成為“標準化的人”。個人失去了自己的獨特價值，可以被任何一個別人替代，就像機器上的螺絲釘那樣。
福柯認為，當每個人都在按照“人的標準”的普遍模式去打造自己或他人的時候，人就已經死了。福柯曾借圓形監獄形象地描述“人死了”。
圓形監獄的藍圖是英國人提出的。其基本結構是：圓形監獄由一個中央塔樓和四周環形的囚室組成，環形監獄的中心是一個瞭望塔，所有囚室對著中央監視塔，每一個囚室有一前一後兩扇窗戶，一扇朝著中央塔樓，一扇背對著中央塔樓，作為通光之用。這樣的設計使得處在中央塔樓的監視者可以便利地觀察到囚室裏的罪犯的一舉一動，對犯人的情況了如指掌。同理，在中央瞭望塔，監視者能觀看一切，但是不會被觀看到。同時監視塔有百葉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監視以及何時被監視，因此囚徒不敢輕舉妄動，從心理上感覺到自己始終處在被監視的狀態，時時刻刻迫使自己循規蹈矩。這就實現了“自我監禁”——監禁無所不在地潛藏進了他們的內心。
這種監獄按照嚴密組合的方法建立起來，對懲罰輕重的等級處理和禁錮空間的分配都依據科學的理性原則，有一整套控製、監視、管教、改造和懲罰的組織管理手段，並由此建立起現代的紀律觀念。犯人在那兒受到隔離、禁閉和行為約束，他們的行動按照統一的時間表進行。在這裏，人不被看作是一個具有自己獨特個性的個體，而是一個能夠被馴化、調教、塑造的對象。通過這個係統的改造，人變成了一個個整齊劃一、有用而聽話的“肉體”。
福柯借此與生活於現代文明下的人進行對比，家庭、學校、社會所有的生活空間都以此為模式，各個機構的那一道道高牆就是囚室的四壁，寬闊的街道隻不過是監獄中散步的走廊和放風的庭院。
整個現代世界就是一座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圓形監獄”，每個人都在監控網絡之中，被各種紀律、製度約束，人們監視著每一個人，同時也被別人監視著。隨時警惕著不符合秩序的個體，隨時對異常個體進行處置，最後使之成為“馴服而有用的肉體”。
能夠感受到自己生命自由獨特意義的人，是沒有存在的價值的，是不被這個社會所需要的。“人”在這個巨大的圓形監獄中死去了。人永遠生活在別處，而不在自己之中。
福柯的“人之死”，就是想要殺死價值模式化所建構的標準人、樣板人，讓鮮活靈動自由舒張的人性解放出來，就像福柯所希望的，“人的生活應當成為藝術品”。
美麗新世界：赫胥黎的預言
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關心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英國）赫胥黎
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是20世紀最經典的反烏托邦文學之一，與喬治·奧威爾的《1984》、紮米亞京的《我們》並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在國內外思想界影響深遠。
赫胥黎為我們描繪了虛構的福帝紀元六三二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會。這是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受著控製的社會。在這個“美麗新世界”裏，由於社會與生物控製技術的發展，人類已經淪為壟斷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這種統治甚至從基因和胎兒階段就開始了。人們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
在新世界裏，人類把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尊為神明，並以之為紀年單位，它的元年是從福特第一輛T型車上市那一年開始算起的。
在這個想象的未來新世界中，人類已經人性消泯，成為嚴密科學控製下一群被注定身份、一生命運的奴隸。
故事世界裏頭，近乎全部人都住在城市。這些城市人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劃分為“阿爾法（α）”“貝塔（β）”“伽馬（γ）”“德爾塔（δ）”和“愛普西隆（ε）”五種“種姓”。阿爾法和貝塔最高級，在“繁育中心”孵化成熟為胚胎之前就被妥善保管，以便將來培養成為領導和控製各個階層的大人物；伽馬是普通階層，相當於平民；德爾塔和愛普西隆最低賤，隻能做普通的體力勞動，而且智力低下，尤其是許多愛普西隆隻能說單音節詞彙。此外，那些非阿爾法或貝塔的受精卵在發育成為胚胎之前都會被一種叫“波坎諾夫斯基程序”的方法進行盡可能大規模的複製，並且經過一係列殘酷的“競爭”之後才能存活下來，可謂“出胎即殺”。例如書中以電極懲罰接觸花朵的嬰兒，以暴力洗腦的方式教育。書中的第五姓經以人工的方式導致腦性缺氧，借以把人變成癡呆，好使這批人終身隻能以勞力工作。
管理人員用試管培植、條件製約、催眠、睡眠療法、巴甫洛夫條件反射等科學方法，嚴格控製各姓人類的喜好，讓他們用最快樂的心情去執行自己的被命定一生的消費模式、社會性和崗位。真正的統治者則高高在上，一邊嘲笑，一邊安穩地控製著製度內的人。
嬰兒完全由試管培育、由實驗室中傾倒出來，完全不需要書、語言，有情緒問題用“蘇麻”（一種無副作用的致幻劑）麻痹，所謂的“家庭”“愛情”“宗教”等皆成為曆史名詞，社會的箴言是“共有、統一、安定”。
一個“野蠻人”約翰和母親由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野蠻人保留區”進入了作為那個時代的最大政權“世界國”的重要城市倫敦。當地人非常驚訝，因為野蠻人有太多使他們不解的地方。而野蠻人也對倫敦有太多使他不解的地方，他為了人生的自由、為了解放城市人而努力過一會兒，但最後卻受盡城市人的白眼、取笑，陷入絕望，直至最後他自殺而死。
正是在這個“美麗新世界”裏，人們失去了個人情感，失去了愛情，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經曆危險的感覺。最可怕的是，人們失去了思考的權利，失去了創造力。在“美麗新世界”中，每個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個性與追求，像一台不知煩惱的機器一樣活著，不會有悲傷，但也不會有快樂。
人造子宮的倫理顛覆
自由的人絕少想到死亡；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