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斯賓諾莎
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不僅為人類提供了創造物質財富的前所未有的動力，而且科學技術對人類道德的進步起著有力的促進作用。但是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也對傳統的倫理觀念帶來了衝擊。中國春秋時的老子認為自然人性的淪喪是從社會文明的產生開始的，雖然文明觀念各不相同，但傷害人性卻是共同的。著名學者裏夫金在《生物技術世紀》一書中稱，繼克隆人之後，人造子宮是又一顆等待引爆的“生物學炸彈”。無疑，一旦這項研究成熟，自然生育就麵臨著終結的命運。
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隻克隆羊“多利”在英國誕生。自此以後，“克隆”在人們的生活中早已經不再新鮮了。隨著“人造子宮”概念的提出，人們的視野裏又多了一個衝擊。“人造子宮”的設想，源於1932年英國小說家赫胥黎在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中，他為我們展示了遙遠的公元2532年。
他設想那個時候的科技發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人類社會變成了一個“基因烏托邦”。基因技術的高水平使得生育這一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變成了機械化工廠裏的生產，變成了流水作業。設計、克隆、人造子宮孕育成長，高度機械化的程序運行中，人類延續至今的繁衍過程變得愈加簡單。自然生育方式早已變成了“禽獸行為”。女人生育的職責已經徹底解放了。女性和男性通常會選擇在最佳生育年齡之際將各自的卵子和精子在生命工廠中冷凍保存，等到他們想擁有自己的孩子時，隻需授權生命工廠，後者就會進行人工授精，並在人造子宮中孕育。嬰兒從人造子宮中出生以後，生命工廠再通知父母前去認領。
這在20世紀30年代還被譴責為“癡人說夢”的構想，現如今已經真正的來到了我們的世界。科學發展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女權主義者曾經抱怨女性生育的痛苦卻沒有選擇的權利，對女性來說，懷孕和分娩無疑是一次痛苦的經曆。“人造子宮”的提出，正是給女性提供了一個可以選擇的權利。然而，即使有“人造子宮”的存在，多數婦女仍願意選擇親自懷孕，她們認為這是一個女人的幸福所在。
克隆技術對社會倫理本就產生了影響。克隆人也為人類實現長生不老的千年夢想提供了有科學依據的可能，但禍福總相依，克隆行為將會損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權益，使被克隆者的唯一性、獨特性大大降低。同時，自我欲求、需要、生存價值將受到限製，與他人同樣所應有的自主權、自決權將會遭到否定。
重要的是生物技術“克隆人”的發展為人類人口的非自然生產，即人工生產拉開了序幕。正如一位美國倫理學家所指出的：“如果把克隆技術用於製造嬰兒，那麼我們便麵臨著由父母生育子女的時代向父母製造子女的時代轉變。”
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將麵臨一係列的倫理問題。父母的職責會發生什麼變化？父母與子女的聯係是否會大為削弱？我們借以延續人類文明曆史的傳宗接代觀念還會繼續存在嗎？性別角色在我們的社會中還會存在嗎？女人一旦不用自己的子宮生育，那麼女人存在的價值就要被重新界定了。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這類倫理難題雖然有望解決，但積澱於人們內心深處的傳統倫理文化觀念對未來人們的影響並不會完全消失。由此可見，傳統的愛情、婚姻、家庭倫理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第三章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
誰是真的英雄
對英雄崇拜的感情是人類生命的要素，是我們這個世界上人類曆史的靈魂。
——（蘇格蘭）托馬斯·卡萊爾
人們經常用“車輪”比喻曆史，那麼，曆史的車輪究竟是誰在推動？是人民群眾，還是少數英雄？是人民群眾創造了曆史，還是英雄們創造了曆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包含著兩種相對的關於曆史的理解，也就是兩種不同的曆史觀。
一種是認為人民群眾不僅創造了社會物質財富和社會精神財富，人民群眾更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是社會實踐的主體。
安泰是海神波賽冬和地神蓋婭的兒子。他力大無比，從未遇到過對手。那麼，他的力源是什麼呢？原來每當他與敵人打鬥時，便往他的大地母親的身體上一靠，就汲取了無窮力量。然而，對手海格立斯得知了他的秘密，於是就千方百計把他舉到空中，讓他無法靠近大地母親。由於安泰失去了力量之源，便被敵人扼死在空中。
一種是認為英雄創造了曆史。偉人對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的社會理論，通常被稱為“英雄史觀”。
19世紀蘇格蘭曆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在《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曆史上的英雄業績》一書中，宣揚了一種英雄史觀。
卡萊爾認為，“在世界曆史的任何時代中，我們將會發現，偉人是他們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救星，他們是火種；沒有他們，柴火就不會自行燃燒。我早已說過，世界曆史是偉人們的傳記。”因此，世界應該由英雄來領導統治。
馬克思主義堅持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觀點。當然，馬克思主義也承認個人在曆史中的作用，承認曆史人物對曆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無論是誰在創造推動曆史，每個人在書寫自己的曆史的同時也都有意無意地融入到了整個時代的曆史中，成為曆史浪潮中的一分子。
尼采的錘子打破偶像
上帝死了。
——（德國）尼采
尼采打造了一把哲學“錘子”，用來“試探”各種偶像，“用錘子敲打，好比音叉一般”，直到發出的回響證明它們不過是塵土為止。人類建構的至高無上真理——“偶像”，其背後基礎不過是曆史的產物。
在《偶像的黃昏》之中，尼采一開頭就寫道：這篇小文章是“戰爭的偉大宣言”，更是為試探偶像而作；這一次的偶像不隻是某時代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錘子或音叉敲都行。沒有比這更古老、更令人確信、更神氣的偶像——也沒有更空洞、虛偽的偶像。
尼采試圖告訴世人，我們建構至高無上的真理的基礎——我們的偶像——隻不過是曆史的產物。他認為這個曆史，隻是一段自欺欺人的可悲故事。他主張人類不應透過理性來理解生命與本質，而應訴諸意誌之力。原因並不在於我們可因而變得更加了解世界（雖然事實上的確如此），而在於如此行動乃是忠於自我本性與“權力意誌”之道。尼采形容“權力意誌”為“表現權力的強烈欲望、權力的行使與運作、一種創造性驅動力”，他認為現代人普遍缺乏這種能力。此外，尼采更相信，權力意誌墮落如此之甚，必須將我們的道德體係完全摧毀，才能喚醒權力意誌的往日榮光——世界到那時便是“超人”。
尼采認為我們所發現的真相絕對不是這個世界的本質，而是個人的真相意誌強加給它的，因為這個世界本質上是混亂無序的。當個體的自我追求不變之時，即將秩序強加給混沌的世界。人類理解世界的體係不過是哲學家們意誌的紀念碑，這樣的係統不是依邏輯而建構，反而更像是一種藝術創造。超人不僅能麵對四周的混沌，更能通過其權力意誌在混沌中加上秩序。
尼采認為，如果這看起來是一種突發奇想的觀點，那所謂“客觀”真理的概念也好不到哪裏去。既然像上帝愛萬物這樣的虛妄觀點能在痛苦的現實中為世人帶來安慰的話，那麼科學家無條件地選擇偏好“真理”而不是“虛妄”隻不過是一種道德上的偏見而已。它甚至是一種自我毀滅式的偏見，因為在尼采認定的曆史發展過程中，人類對獨立於我們的知覺的“真實”世界的信念，轉向內部並否定了自身賴以存在的基礎。
這個過程從柏拉圖就開始了。柏拉圖曾構想了一個由智慧和美德所掌控的“真實”世界，後來這個“真實”世界和基督教相互融合，以上帝的形式給世人以希望。到了康德的哲學裏，理想世界的性質超出了人類理解能力之外，但它至少是存在的。然而，後來的哲學家仍繼續追問，人類怎樣才能夠期待從不可知的事物身上得到指引。
於是，正如尼采所言，所謂“真實”世界根本是“無用而多餘”的，它需以“表象”世界為呈現媒介，而這樣一來，事物便不可能“在自身之中”呈現真理，即使最明顯的“事實”亦是一種解釋。尼采也承認，他自己這種觀念，本身隻是一種詮釋。然而，尼采並不認為各種詮釋都不分軒輊，因為他用道德的量作為衡量真理的標準。快樂、健康、強壯的個體真理和詮釋，要比脆弱、卑賤的個體更為可取。令尼采厭惡的是，他發現西方世界的普遍價值似乎源於後者。弱者如何辦到的呢？麵對具有不屈不撓的“權力意誌”的勇者，他們不是完全無法匹敵嗎？尼采的回答是平庸之輩以多數取勝。
道德時代於是開始，因為高貴的人不需要規則來加以約束，更不需要處罰來加以脅迫。道德不是用來約束“個人”的，而是用於“平庸大眾”的，他們將自己的善惡觀灌輸給我們，不讓個人創造自我價值。少數僅存的個人主義則飽受眾人的抨擊。群眾的反抗激起內心的罪惡感和良心的折磨，進而壓抑了人類本性的自由揮灑。罪惡橫行，摧毀了人類的自尊，生命更是和馱著重物的駱駝無異，絲毫沒有自在悠閑的狀態。然而，我們卻幻想所過的日子既輕鬆又舒適，相信“和平時代，好戰之人隻能攻擊自己”。希臘的柏拉圖主義這種墮落哲學，先否定“自然的”美德，再進一步否定了感官世界，甚至連自我也被加以分離。在意誌直接表露之前，就將個人與他所做出的行動分開，揭示其行為是出自“善”或“惡”的動機。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問題是晦澀的，人生是短暫的。
——（古希臘）普羅塔哥拉
中國曆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曆史內容豐富多彩，曆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曆史。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麵對悠久而豐富的曆史，究竟怎樣去了解它、認識它並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啟迪與鼓舞？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的確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
“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這段話出自唐太宗李世民與大臣魏徵的故事。
唐太宗時，大臣魏徵能直率地向唐太宗提意見，經常在朝廷上直抒己見，唐太宗也能聽取正確意見，所以在他統治期間，政治清明、社會安定，唐朝出現了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局麵。魏徵病死後，唐太宗失聲痛哭，非常悲傷，下令為魏徵立碑，親自撰寫碑文並親筆書寫。太宗時常想念魏徵，於是就有了上麵那段著名的感慨。
中國曆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麵展示了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麵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曆史的深刻理解與認識。兩千多年來，讚歎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了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曆史著作所展示的曆史長卷來說，在曆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曆史舞台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人都會有屬於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盡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曆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曆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曆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誌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他指出了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曆史、認識曆史，是把曆史作為現實的一麵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鑒。既不是把曆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曆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係和區別：因有聯係，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製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絕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誌古之道”。
以史為鑒，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表明我們麵臨著一個開放的曆史。曆史不隻是記錄在泛黃的書頁上的陳年舊事，而更多的是一種經驗，一種教訓，一種傳承。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曆史都具有現代性的意義。
盜火的普羅米修斯：為全人類的幸福
為人類的幸福而勞動，這是多麼壯麗的事業，這個目的有多麼偉大！
——（法國）聖西門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時候不能隻依靠自己，因為自己的力量畢竟有限，不能克服所有的危險，完成所有的任務。我們可能時時需要別人的援助之手來幫我們渡過難關。而世界上恰恰有一種人，願意為別人的利益舍棄自己的利益，甚至犧牲自己。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是這類人的代表：
在希臘神話中，人類是普羅米修斯創造的。他也充當了人類的教師，凡是對人有用的，能夠使人類滿意和幸福的，他都教給人類。同樣地，人們也用愛和忠誠來感謝他、報答他。但最高的天神領袖宙斯卻要求人類敬奉他，讓人類必須拿出最好的東西獻給他。普羅米修斯作為人類的辯護師觸犯了宙斯。
作為對他的懲罰，宙斯拒絕給予人類為了完成他們的文明所需要的最後的物品——火。但普羅米修斯卻想到了個辦法，用一根長長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陽車經過時，偷到了火種並帶給了人類。
於是，宙斯大怒，他吩咐火神給普羅米修斯最嚴厲的懲罰。可是火神很敬佩普羅米修斯，於是悄悄地對他說：“隻要你向宙斯承認錯誤，歸還火種，我一定請求宙斯饒恕你。”
普羅米修斯搖搖頭，堅定地說：“為人類造福，有什麼錯！我可以忍受各種痛苦，但絕不會承認錯誤，更不會歸還火種！”
火神不敢違背宙斯的命令，隻好把普羅米修斯帶到高加索山，用一條鐵鏈把他綁在一個陡峭的懸崖上，讓他永遠不能入睡，疲憊的雙膝也不能彎曲，在他起伏的胸脯上還釘著一顆金剛石的釘子。他忍受著饑餓、風吹和日曬。此外，宙斯還派一隻可惡的鷲鷹每天去啄食普羅米修斯的肝髒，白天肝髒被吃完了，但在夜晚肝髒就會重新長出來，這樣，普羅米修斯所承受的痛苦便沒有盡頭了。盡管如此，他還是沒有屈服。就這樣，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直到一位著名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用箭射死神鷹，用石頭砸碎鐵鏈，將他解救出來為止，他一直忍受著這難以描述的痛苦和折磨。
古希臘神話是世界文化史上一朵絢麗的奇葩，神話中蘊藏著取之不竭的文化寶藏。如能從哲學的角度加以審視，就會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普羅米修斯實際是為人類盜取理性，隻有有了理性的火種，人才能成為這個世界上有意義的存在。作為天神的普羅米修斯本沒有必要這樣做，但是他深愛著人類，為了人類不惜冒犯主神宙斯，為了人類的幸福不惜犧牲自己。這才是我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
知道人類究竟在尋求什麼的是哲學家，而不是曆史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已經發現了什麼，以及明天可能還將會發現什麼的是曆史學家，而不是哲學家。
——（法國）雷蒙·阿隆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是克羅奇被人引用到泛濫的一句話，然而如果因此望文生義地理解為這是歪曲曆史以迎合現在，錯過的就不隻是克羅奇，還有這篇文章和作者在希臘羅馬之間上下求索的意義。
當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橫行的時候，作為一個書齋學者，克羅齊卻撰寫了《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征集了幾百個著名知識分子的簽名，在《世界報》和其他大報上發表，這不啻直接向墨索裏尼宣戰，其勇氣和氣魄令人歎服，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人敬佩。這樣一種在緊要曆史關頭甘做中流砥柱、不懼暴力和壓迫的精神，確是知識分子良知的最好體現。更難能可貴的是，克羅齊的這種反抗是長期的，在近20年的時間裏，他從未向墨索裏尼低頭，一直擔任著意大利知識界反法西斯的精神領袖。在此期間，他以學術研究為武器，用自己的曆史著作和哲學著作與法西斯作戰。
正是帶著如此強烈的現實關懷，克羅齊才在曆史研究領域表現出了自己的特色，即“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對於克羅奇這句話的解讀，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麵：
從認識論的角度可以認為，曆史正是以當前的現實生活作為其參照係的，這意味著，過去隻有和當前的視域相重合的時候，才為人所理解。一個在自己現實生活中完全不懂得愛情魅力為何的俗物，大概不能理解克拉奧佩特拉的眼淚如何使得一個王朝覆滅。他們最多隻知道有如此這般的事情，但是不能領會它們。故此可以說，一個對中國民法典的體係毫無熱情的人，就不能真正懂得希臘化的羅馬法學在形式理性上的成就。
從本體論來看，其含義是說，不僅我們的思想是當前的，我們所謂的曆史也隻存在於我們的當前——沒有當前的生命，就沒有過去的曆史可言。所謂“當代”，是指它構成我們當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曆史是精神活動，而精神活動永遠是當前的，絕不是死去了的過去。對克羅齊來說，時間本身不是獨立的存在，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條件；它隻是精神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既不能把時間，也不能把過去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故此又可以說在大家看來早已消逝的古羅馬的榮光，其實依然活生生存在於精神之中，存在於每一個熱愛羅馬法的人的精神和著述之中。隻要它還影響著我們，它就存在於我們之間。
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稱，“知道人類究竟在尋求什麼的是哲學家，而不是曆史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已經發現了什麼，以及明天可能還將會發現什麼的是曆史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或許，克羅齊不僅可以告訴我們人類在尋求什麼，也能告訴我們明天將會發生什麼。
整個哲學史都是柏拉圖的注腳
在哲學中，我至少學會了要做好準備去迎接各種命運。
——（古希臘）第歐根尼
哲學通常是對終極問題的探討，當任何一門具體學科無法繼續進行下去的時候，往往是哲學站出來解決重大的理論難題，促進具體學科的繼續發展。然而當哲學遇到問題的時候該如何解決呢？實際上作為對終極問題探討的哲學，甚至連一個終極問題都沒有解決，大家隻是在不斷地爭吵。英國現代哲學家懷特海講，整個哲學史都是柏拉圖的注腳。任何一種理論，要麼是柏拉圖主義的，要麼是反柏拉圖主義的。
柏拉圖，從任何方麵來說，都是西方文學傳統上最耀眼的作家之一，也是哲學史上最有洞察力和影響力的作家。作為一個高地位的雅典公民，在工作中，他顯示出對政治事件和當時的知識分子活動的關注，但是他提出的問題是那麼影響深遠，他使用的處理問題的策略有豐富暗示性和振奮性，教育了差不多每一時期的讀者。幾乎在每一個時代都有哲學家認為他們在某些重要的方麵是柏拉圖主義者。他不是第一個應該使用“哲學家”這個詞的思想家或作家，但是他對於哲學該如何構思，它的範圍及正確的追求目標是那麼自知。通過他全力抓住的哲學的主題，一般被認為是對倫理、政治、形而上學、認識論議題的嚴格與係統的考察，通過一個有特色的被稱為是他發明的方法裝備起來，他就是如此改變了知識分子潮流。哲學史上隻有少數的其他作家在深度和廣度上接近於他——亞裏士多德（和他一起學習的人）、阿奎那和康德。
柏拉圖與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比起來，在西方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注意。因為他的作品是西方文化的奠基文獻，在西方哲學的各個學派中，很難找到沒有吸收過他的著作的學派。在後世哲學家和基督教神學中，柏拉圖的思想保持著巨大的輻射力，他被稱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人。有的哲學史家認為，直到近代，西方哲學才逐漸擺脫了柏拉圖思想的控製。
12世紀以前，亞裏士多德的學說一直被教廷排斥，甚至歐洲已經不再流傳亞裏士多德的著作。當時，柏拉圖的學說占統治地位，因為聖奧古斯丁借用和改造了柏拉圖的思想，以服務神學教義。直到13世紀，托馬斯·阿奎那利用亞裏士多德的學說解釋宗教教義，建立了煩瑣和龐大的經院哲學，亞裏士多德才被重新重視。
縱觀整個哲學史，任何一位哲學家都沒有真正地繞開柏拉圖，因為他在很多的方麵都開創了哲學的研究方式和對象。研究哲學便是沿著柏拉圖的道路前進，雖然你可能不讚同他的觀點，但作為哲學發展記錄的哲學史便是對柏拉圖思想最好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