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哲學
日本哲學是在日本特有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社會意識形態，有著自己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日本適應本身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和階級鬥爭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先進國家的哲學思想：最初是中國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後來是西方近代、現代的各種哲學思想。這些思想同日本原有的神道思想相結合，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的變化，經曆了一個逐漸深化的發展過程：開始時，佛教的教義成為日本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繼而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封建道學占據了主導地位，最後引進了西方自然科學，使理性進一步脫離信仰而自立，逐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日本哲學的發展一般可分為平安時代以前的哲學、鐮倉時代至明治維新的哲學、明治維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哲學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哲學四個階段。
5世紀前後，漢字和儒家思想傳入日本。6世紀中葉，佛教也經過朝鮮傳入日本。它們對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有文字記載的哲學思想，最初出現在據傳是聖德太子於6世紀末、7世紀初寫成的《維摩經義疏》等著作中。7世紀初，聖德太子為了給革新政治準備思想條件，派遣留學生到中國（隋朝）學習，直接引入了儒學和佛教思想。他頒布的《17條憲法》的思想基礎就是儒學和佛教教義。儒學對於當時的日本起了很大的作用。7世紀下半葉，日本政府把儒學看做有利於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思想體係而加以庇護。
佛教經朝鮮傳到日本以後，起初並非一種以教義為核心的宗教，而隻是對佛像和佛經等的信仰和崇拜。貴族們曾經利用佛教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日本政府當時認為佛能鎮護國家、保護王室，因而在8世紀初發布“僧尼令”，把佛教變成國教。9世紀初，名僧最澄和空海來中國（唐朝）留學，回日本後分別創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日本確立和傳播大乘佛教。日本的佛教哲學，也是建立在所謂“世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和“一念三千”等唯心主義觀點的基礎上的。天台、真言兩宗除被賦予“鎮護國家”的任務外，在當時日本人的生活中還被作為世界觀來看待。
進入鐮倉時代，由於平安朝的貴族勢力衰退，封建關係在地方上逐漸發展，形成了武士階級。到13世紀，社會動蕩不安，農民生活困苦，產生了簡化宗教儀式的要求。過去主要以貴族為對象的日本佛教，這時興起了麵向民眾的思想，於是出現了淨土宗、禪宗、真宗、日蓮宗、時宗等派別。從平安時代到鐮倉時代，日本的哲學思想主要以佛教教義為特征，還談不上真正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
17世紀，德川幕府鞏固了封建製度以後，儒學取代佛教而成為維護幕府統治的思想主流，作為支配士(武士)、農、工、商這四民的意識形態，影響越來越大。當時，日本的儒學體係主要分為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和古學派。朱子學是官學，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此外，還出現了複古神道和一些獨立的學派和學說。
朱子學派在同佛教和神道教的鬥爭中，曾經用理性主義去批判非理性主義。在這一學派內部，也存在過唯物主義傾向和唯心主義傾向的矛盾。到17世紀，隨著商品生產的日益發展和商人的抬頭，朱子學派開始逐漸喪失影響，代之而起的是古學派。古學派的哲學家排斥漢唐以後的儒學。這派學者以民間異端思想家的姿態出現，代表非當權派，名義上提倡複古，實際上是對日本朱子學派發動了一場哲學革命。此外，還出現了朱子學派的另一個反對派──陽明學派。陽明學派信仰王陽明的學說，其中有的人在方法論上具有一些辯證法因素。陽明學在中國被認為是起到了消極的作用，但是，日本的陽明學派卻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在17世紀，德川幕府前期，與尊王論相關聯，出現了複古神道。這種神道反對以往神道依附於佛教或儒教，反對用儒、佛思想解釋日本的古典和神道。他們依據《古事記》等日本古籍所記載的神話，提倡“日本精神”哲學，鼓吹“皇國之道”，宣揚“皇國精神”。他們聲稱，日本的神道才是“真實之道”，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應當統治世界。這種神道理論在德川幕府末期成了尊王思想的一大支柱，對明治維新時王政複古有很大的影響。明治維新(1868)以後，作為國家神道的神社神道，基本上繼承了複古神道的理論，使這種充滿宗教迷信的理論，成為這個時期支配日本民眾的思想武器，並且為軍國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對外侵略所利用。17世紀～18世紀，還出現了一些獨立的學派和學說。從18世紀20年代前後起，西方的書籍開始流入日本，許多日本學者研究蘭學，即通過荷蘭語研究西方學術的學問，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等方麵的知識，引起了世界觀方麵的變化，出現了一些具有批判精神、自我意識或唯物主義思想萌芽的、不屬於任何傳統學派的思想家，如安藤昌益、富永仲基、三浦梅園、皆川淇園、司馬江漢、山片蟠桃、鐮田柳泓等。在整個德川時代260多年間，隻有安藤昌益徹底地批判、否定了封建製度及其意識形態，他站在勞動農民的立場上提出了無統治、無剝削的絕對平等的社會觀；富永仲基認識到思想的基礎是物質，並且把這種認識運用到他的曆史方法中；三浦梅園富於獨創精神，建立了“條理學”；皆川淇園根據他對《周易》的“開物成務”的理解，創立了“開物學”，並且完成了日本最初的範疇論；司馬江漢是具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先進的市民思想家，具有自然科學物理學的自然哲學見解，提倡地動說；山片蟠桃是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成為日本實學的先驅；鐮田柳泓知識淵博，不僅批判儒學、神道和佛教，而且在說明知識和感官的關係方麵接近了唯物主義。此外，在18世紀上半葉，隨著商人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出現了心學，它的代表人物是石田梅岩、手島堵庵、中澤道二等。他們都是工商業者中的思想家，認為“節約”、“正直”、“勤勉”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美德，是在封建製度下士、農、工、商四民通有的心。他們的思想尚未否定封建製度，但已含有人間平等的思想。上述獨立的學派和學說，為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哲學在明治維新以後的發展準備了一定的思想條件。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的哲學。在介紹西方哲學的過程中，始終貫串著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明治時代初期，一些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介紹的是英國和法國的哲學：西周移植了法國哲學家孔德的實證主義和英國哲學家密爾的功利主義；福澤諭吉傳播了英國的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中江兆民輸入了法國機械唯物論和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主思想。明治二十年(1887)前後，隨著天皇專製主義的確立，開始介紹德國哲學，同時出現了一些唯心主義者，如西村茂樹、井上哲次郎、井上圓了等。在明治三十年(1897)前後，唯物主義陣營出現了幸德秋水、片山潛和茗利彥，他們繼承了中江兆民的唯物主義，介紹和傳播社會主義理論。在明治二十年代後期至三十年代中葉，德國哲學繼續被大量地移植到日本，在思想界逐漸占了上風，成為日本講壇哲學的主流。初時介紹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後來陸續引進新康德主義、現象學、存在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等。
隨著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擴大，日本的哲學陷於越來越法西斯化的境地。鼓吹所謂“日本精神”的日本主義十分猖獗，法西斯思想、非理性主義橫行一時。不久，出現了所謂的“世界史哲學”，亦稱“世界史派”，代表人物是高阪正顯、高山岩男、西穀啟治等，他們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提供了理論根據，把侵略行徑美化為“世界史的當為”。直接充當軍部喉舌的所謂“皇道哲學”更加瘋狂，它散布“絕對服從天皇”的倫理，虛構“神國不敗”的神話，肆無忌憚地毒害日本人民，一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滅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民主思潮的高漲中，過去被鎮壓、禁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入了複興時期，而曾經喧囂一時的日本主義、“皇道哲學”和“世界史哲學”迅速銷聲匿跡。鬆村一人、古在由重、森宏一、山田阪仁等進步哲學家，一麵努力介紹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成果，一麵積極批判西田、田邊的哲學和存在主義等唯心主義流派。東京大學教授出隆以及西田的學生、著名哲學家柳田謙十郎等，從唯心主義陣營轉入唯物主義陣營，在哲學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在這個時期，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和期刊等大量出版。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被介紹到日本。在日本有不少地方建立起唯物論研究會，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無論在廣度或深度方麵都達到了新的階段。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發生了一場關於“主體性”的爭論。梅本克己等企圖用西田、田邊的哲學和存在主義去“填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空隙”，遭到了鬆村一人等的批判。20世紀60年代末期，圍繞“實踐唯物論”問題，唯物主義哲學家之間進行了另一場爭論。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是“辯證-曆史唯物主義”或“實踐唯物論”，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並試圖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而有的人表示反對。這次討論，同民主德國的哲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進行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象、結構、表述方法和體係的爭論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學者，如武穀三男、阪田昌一等取得了新的成果。關於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係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分析哲學家之間展開過爭論。另一方麵，歐、美的資產階級哲學流派對日本的哲學界特別是大學講壇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西方一些主要國家中有較大影響的現代哲學思潮，在日本都有傳播人、闡述者或追隨者。
朝鮮哲學
公元4世紀左右，中國的佛教思想慢慢流傳到了朝鮮，當時朝鮮還處於高句麗、新羅和百濟三國鼎立的時代，高句麗是最早接受佛教思想的國家。
372年，當時在位的前秦皇帝苻堅派遣了僧人順道出使高句麗，並帶去了部分的佛像和經文。兩年後，另外一位得道高僧阿道也不遠萬裏來到了高句麗，高句麗的國王為順道和阿道分別修建了肖門寺和伊弗蘭寺，積極支持他們廣傳佛法，這樣，佛教思想慢慢地在朝鮮生根發芽並流傳開來。二十年之後，也就是中國曆史上的東晉時期，一名叫做曇始的和尚滿載著幾十部佛經和律文，來到高句麗傳播佛教。順道、阿道和曇始為佛教思想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84年，一位名叫摩羅難陀的印度得道高僧，來到朝鮮半島的另外一個小國家百濟國進行佛法傳揚。過了一年，百濟國在漢山州創建佛寺，積極支持佛教的傳播。
在位於朝鮮半島東南部的新羅，佛教思想的傳播異常曲折。5世紀中葉，一些高句麗的佛教徒把佛教帶到了新羅，但是遭到了新羅百姓的強烈抵製。因為在新羅百姓的心裏，他們自己本土的民族神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整整過去了半個世紀，佛教思想才慢慢在民間傳播開來。
但是在新羅的統治階層中，部分貴族頑固不化，牢牢守著他們的民族神，但是，一些開明的貴族卻看到了佛教對百姓的教化，百姓對佛教的愛戴和擁護，於是積極支持國王把佛教定為國家的宗教。
527年，新羅國的國王法興王積極推崇佛教，但是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強烈反對，一位叫做異次頓開明的大臣，自請斬首來積極支持國王廣傳佛教。528年，法興王頂住各種壓力，正式宣布佛教為新羅國的正式宗教。
在6世紀的時候，佛教已經在朝鮮半島興盛起來，三個國家的統治者都派使者到中國或印度廣求佛法。
金剛山是朝鮮佛教的一塊聖地。金剛山這個詞來自佛教用語，金剛是梵語翻譯過來的，象征了菩薩在朝鮮民眾心目中的牢固地位，以及菩薩的不朽而堅韌不變的心，一般認為金剛山是法氣菩薩和他的12000個眷屬生活的地方。
到了14世紀，就在佛教在朝鮮傳播的過程中，儒學思想也流傳到了朝鮮，從“四七論辯”的激烈程度上足可以看出儒學在朝鮮的流傳和發展。
“四七論辯”經曆了整整一百多年，幾代哲學家為此爭論不休。如此規模的辯論，曆史罕見，那麼“四七論辯”究竟是什麼，他們到底在爭辯什麼呢？
“四七論辯”中的“四”就是儒家所說的“四端”，也就是仁、義、禮、智等道德品質，是人性中好的東西；“七”就是儒家所說的“七情”，也就是一般人表現出來的諸種情感，它們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不管是“四端”還是“七情”，引起那些哲學家和儒士們爭論不休的是人性的本質以及與善惡之間的淵源。
權近是朝鮮著名的哲學家，同時也是朱子學派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學圖說》中，對“四端”和“七情”做了這樣的論述：“‘四端’完全就是善的，因為它們是人的本性的出發點；但是‘七情’呢，是從人的心裏表現出來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惡。”權近認為，人的“四端”來自於“理”，也就是說來自於宇宙的本質、規律，“七情”則是由“氣”而來，也就是說是來自於構成世界的物質性的基本元素。如果“七情”能夠合乎人性所追溯的法則，那當然就是非常好的，與人的道德本性是符合的，但是情感表現出來以後，如果與道德本性不相符合，那自然就是不好的。
權近關於“四端”和“七情”的論述還隻是個“引子”，真正導致這場辯論如此規模浩大的，是朝鮮曆史上著名的哲學家——李退溪。
李退溪根據《朱子語類》認為，盡管“四端”和“七情”雖然都要經過“理”和“氣”的相互作用而生成，但是他們畢竟是兩個不盡相同的概念，還是有所區別的，像“仁、義、禮、智”這些關於人的道德品性方麵的東西，主要體現了宇宙的正道和自然的規律，必然要以“理”為主，“氣”不過是起輔助作用而已；而人性的“七情”，是人的各種情感，與“天理”似乎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隻能是以“氣”為主要元素，而“理”也就起不到主要的作用。
後來，儒學家李珥的學生宋時烈認為，朱熹所提出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也就是說“四端”和“七情”的形成是由“理”和“氣”所共同決定的，這種思想最終被統治者所采用。朝鮮哲學史上的“四七論辯”才漸漸平息下去。
朱子學派儒士以及哲學家無休止的爭論，讓人覺得那些“空洞的理論”與現實生活太過遙遠，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朝鮮半島上反對朱子學的聲音逐漸明朗起來。
隨著人們對朱子學的逐漸厭棄，“實學”開始在士大夫中興盛起來。“實學”認為，學術研究最終應該推動社會的進步，他們大力倡導科學技術，通過社會改革來促進民族發展。盡管有時候他們也探討一些抽象的哲學問題，但是他們強調事實經驗，更強調實用價值。
在這群實學家裏麵，有許多都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們通曉天文、地理、數學、音樂、醫學、軍事等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由於他們極力推崇自然科學，因此，實學家們基本上都是唯物主義者。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在“理”和“氣”的關係上，自然而然地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氣”而產生的，而“理”也就是事物的“道理”、“規律”，是在事物內部蘊含的東西。實學家不僅承認自然是物質性的，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而且他們也非常注重實幹，他們所思考的都是和實際生活有關的問題。比如，他們極力建議改良工業和農業，主張大刀闊斧地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進行改革。
19世紀60年代，朝鮮社會浮現出了一種宗教性的思想，即東學。朝鮮人崔濟愚在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之後，糅和了一部分儒學的內容，結合本民族自身的思想特點，創立了屬於朝鮮民族的一種宗教哲學。由於東學是相對於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而言的。朝鮮人又把它稱為“東道教”、“天道教”。
東學所宣揚的思想，像宗教思想，又有些哲學的味道，因為在東學的教義中沒有一個神，統領的東學思想是“氣”，而這種“氣”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所以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任何高貴和低賤的分別，但是，他們卻有教主。
東學不僅是一種思想體係，同時它也是一個組織，即“東學黨”。盡管東學創立不久，但是它所傳揚的思想很受朝鮮人歡迎，因而迅速傳播開來。但是，盡管如此，東學黨也還沒有真正登上曆史舞台。直到後來，東學黨演變為反政府的農民起義之後，才上演了聲勢浩大的曆史一幕。
俄羅斯哲學
10世紀以前的俄羅斯民族，大都信奉多神教，他們覺得處處都有神靈，各種自然現象都被認為是神靈在顯靈，虔誠地頂禮膜拜。俄羅斯人所供奉的神包括：天上的火神斯瓦羅格、地上的火神斯瓦羅日奇、太陽神達日博格、風神斯特裏博格、生命始祖羅德，等等。他們為神建造了廟宇，以方便人們祈禱和祭祀。
後來，基督教傳到了君士坦丁堡，那個時候基督教還沒有分裂，實際上傳過去的是後來的基督教東派，他們做禮拜的時候沒有嚴格的限製，教眾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語言來祈禱。俄羅斯人使用的是斯拉夫語，他們所使用的《聖經》是由兩個俄羅斯青年從拉丁文翻譯過來的，由於語言的便利，所以基督教在斯拉夫民族中傳播得非常迅速。
俄羅斯人逐漸接受基督教，但並不代表他們由此而放棄了對多神教諸神的膜拜，多神教在一定程度上牢牢地控製著俄羅斯人的頭腦，俄羅斯人受洗很隨便，沒有一個具體的流程。俄羅斯人完全接受基督教是個相當艱難的過程，期間經曆了與多神教的鬥爭和妥協，後來逐漸形成了具有俄羅斯民族特色的基督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東正教。東正教的宗教儀式上，處處顯露著多神教的印記。
在東正教的教義中，著重強調要道成肉身，他們認為人要是想得救，就要抱有必死之心，將必死之心與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神秘地結合在一起，轉變成屬於神靈的不死生命。東正教的神學教義中，幾乎不涉及人性中敗壞的內容，因此對贖罪理論也很漠視。東正教教義中對原罪論也有自己獨到的認識，他們覺得每一個人因為亞當而犯了罪，因此獲得自我的拯救既要靠自己保持一顆善心，也要靠上帝的恩典。除此之外，東正教對聖母也是非常尊敬的。“三位一體”的理論確立後，童貞女瑪利亞就成了東正教徒可靠的“中保”思想的對象。就宗教形態來說，東正教是維係整個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紐帶。
後來，俄羅斯民眾的思想不僅受宗教的束縛，逐漸出現了“斯拉夫主義”、“歐亞主義”以及“西方主義”。俄羅斯的思想包括了太多複雜的內涵，就其內容而言，是在俄羅斯本土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之上廣泛吸收了伊斯蘭文明、猶太文明、歐洲文明以及遠東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斯拉夫主義”代表著俄羅斯19世紀中葉宗教哲學中的思潮，其中包括了俄羅斯的曆史和一部分哲學，在哲學範疇之內，信仰絕對不是理性的直覺和超越感覺的感知，而是把人類理智的各種成分包括意誌、感性以及悟性結合在一起的物質本原，其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在於使俄羅斯強盛，從而能夠實現“救世使命”。恰達耶夫的曆史傳統思想強烈反對把過去的東西過於理想化，反對浪漫的複古主義。他覺得不應該永遠活在回憶中，而應該到現實中去尋找俄國的未來。
在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一批流亡在國外的知識分子出版了《走向東方、預感與實現、歐亞主義者的主張》，從而迅速掀起了一股“歐亞主義運動”之風。今天在俄羅斯，“歐亞主義”又重新回複了往日的生機，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19世紀下半葉的俄羅斯，民粹主義開始活躍起來，到六七十年代的時候，民粹主義理論在俄羅斯已經風靡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