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思想界，在戰國本極光明。自秦始皇焚書，繼以漢武帝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於是其機始窒。兩漢學術，號稱極盛，攬其內容，不越二途。一則儒生之注釋經傳，二則方士之鑿談術數。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術數之支離誕妄，篤學者固所鄙棄，即碎義逃難之經學，又豈能久饜人心者？凡屬文化發展之國民，“其學問欲”曾無止息，破碎之學既為社會所厭倦，則其反動必趨於高玄。我國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間有一種必然之大法則，可以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無非欲發明此法則而已。魏晉間學者，亦欲向此方麵以事追求，故所謂“易老”之學，入此時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輩，其最著也。正在縹緲彷徨，若無歸宿之時，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於此時輸入，則群趨之，若水歸壑，固其所也。
季漢之亂，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繼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來，人類慘遇未有過於彼時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顧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無足怙恃，聞有佛如來能救苦難，誰不願托以自庇？其稔惡之帝王將相，處此翻雲覆雨之局，亦未嚐不自怵禍害。佛徒悚以果報，自易動聽，故信從亦漸眾。帝王既信，則對於同信者必加保護，在亂世而得保護，安得不趨之若鶩？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識階級”之士大夫，聞“萬行無常，諸法無我”之教，還證以己身所處之環境，感受深刻，而愈覺親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則發悲憫心，誓弘法以圖拯拔；其小根器者，則有托而逃焉，欲覓他界之慰安，以償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厭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厭世為動機，此實毋庸為諱。故世愈亂而逃入之者愈眾，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論者為思想之伏流，此所論者為時代之背景。在此等時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種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輸入經數百年，醞釀漸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興也，沛乎莫之能禦也。
中國佛教史，當以道安以前為一時期，道安以後為一時期。前此稍有事業可紀者，皆西僧耳（即竺法護亦本籍月支）。本國僧徒為弘教之中堅活動，實自安始。前此佛學為沙門專業，自安以後，乃公之於士大夫，成為時代思潮。習鑿齒與謝安書雲：“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睹，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高僧傳·安傳》）此敘安威德，蓋能略道一二。安值喪亂，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轉徙四方，不撓不亂。安十五年間，每歲再講《放光般若》，未嚐廢闕。安不通梵文，而遍注諸經，妙達深指，舊譯訛謬，以意條舉，後來新譯，竟與合符。安創著經錄，整理佛教文獻。安製僧尼軌範，佛法憲章，後來寺舍鹹所遵守。安勸苻堅迎羅什，間接為大乘開基。安集諸梵僧譯《阿含》、《阿毗曇》，直接為小乘結束。安分遣弟子布教四方，所至風靡。若慧遠之在東南，其尤著也。安與一時賢士大夫接納，應機指導，鹹使妙悟，大法始盛於居士中（以上雜據《高僧傳·安傳》及其他諸傳，不備引原文）。要而論之，安自治力極強，理解力極強，組織力極強，發動力極強，故當時受其人格的感化與願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驟盛。安，常山人。所嚐遊棲之地極多，而襄陽與長安最久，卒於東晉安帝之太元十年（三八五）。自安以後，名僧接踵，或事翻譯，或開宗派，其應詳述者極多，當於第五章以下分敘，本章唯隨舉其名耳。唯安公為大法樞鍵，故稍詳述如上。
三
東晉後，佛法大昌，其受帝王及士大夫弘法之賜者不少。其在北朝，則苻堅敬禮道安，其秘書郎趙正尤崇三寶，集諸僧廣譯經論。姚興時，鳩摩羅什入關，大承禮待，在逍遙園設立譯場，集三千僧諮稟什旨，大乘經典於是略備。故言譯事者，必推苻姚二秦。北涼沮渠蒙遜供養曇無讖及浮陀跋摩，譯經甚多。其從弟安陽侯京聲，亦有譯述。西秦乞伏氏，亦尊事沙門，聖堅司譯焉。北魏太武帝一度毀佛法，及文成帝興複之，其後轉盛。獻文、孝文，並皆崇奉。宣武好之尤篤，常於宮中講經。孝明時，胡太後秉政，迷信尤甚，幾於遍國皆寺，盡人而僧矣。魏分東、西，移為周、齊，高齊大獎佛法，宇文周則毀之。隋既篡周，文帝首複佛教，而煬帝師事智顗，崇奉尤篤，在東西兩京置翻經院，譯事大昌焉。
其在南朝，東晉諸帝，雖未聞有特別信仰，而前後執政及諸名士，若王導、周顗、桓玄、王濛、謝尚、郤超、王坦、王恭、王謐、謝敷、戴逵、孫綽輩，鹹相尊奉（見《弘明集》卷十一[4]引何尚之答宋文帝問）。及宋，則文帝虛心延訪，下詔獎勵，譙王義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謝靈運等闡揚尤力。及齊，則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約輩皆嚐在其幕府，相與鼓吹。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稱為全盛。帝嗜奉至篤，常集群臣講論，至自合身於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緒，迭相宏獎，佛教於是極盛。陳祚短促，無甚可紀。東晉南北朝及隋帝王執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後，儒者始與佛徒哄，前此無之也。兩晉南北朝之儒者，對於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悅，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間有此種學說者然。其在當時，深妒佛教而專與之為難者，則道士也。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廣弘明集》中所載諸文，其與道家抗辯者殆居三之一。其中，如劉宋時道士顧歡[5]著《夷夏論》，謝鎮之、朱昭之、慧通、僧湣等駁之。南【朝——校補】蕭齊時，張融著《門論》，周顳駁之。道士複假融名著《三破論》，劉勰著《辯惑論》駁之。其最著者也，所謂道教者，並非老莊之“道家言”，乃張道陵餘孽之邪說，其於教義本一無所有，及睹佛經，乃剽竊其一二，而膚淺矛盾，無一是處。乃反偽造《老子化胡經》等，謂佛道實出於彼，可謂誕妄已極。其壁壘本不足以自立，乃利用國民排外之心理，倡所謂夷夏論者，此較足以動人。謝、朱輩本非佛徒，亦起而駁之，於學術無國界之義，略有所發揮焉，蓋非得已也。然在南朝則以言論相排擠而已，北朝則勢力相劫製。北魏太武帝時，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鬥米道教”之寇謙之，薦之魏主，拜為天師，改年號曰“太平真君[6]\\\"。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7]），忽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其詔書所標榜者，曰：“蕩除胡神，擊破胡經。”其法，則“沙門少長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隱匿沙門者誅一門”（《魏書·釋老誌》）。我國有史以來，皆主信仰自由。其以宗教興大獄者，隻此一役。元魏起自東胡，獷悍之性未馴也。後四年，浩亦族誅，備五刑焉。魏毀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複之，後轉益昌。後七十餘年，孝明帝正光元年（五二〇），又再集佛道徒使討論。道士薑斌以誣罔當伏誅，而佛徒菩提支為之乞殺。又五十餘年，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下詔並廢佛道兩教，尋複道教。越十年（大象元年），並複之。然此役僅有遣散，並無誅戮雲。計自佛法入中國後，受政府幹涉禁止者，僅此兩次【此說不確。唐武宗時也曾發生過毀佛運動】，時皆極短，故無損其流通，其間沙汰僧尼，曆代多有，然於大教固保護不替也。
佛教發達，南北駢進，而其性質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為社會思潮，北方為帝王勢力。故其結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專製盲從。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論不過比較的，並非謂絕對如此，勿誤會）。此不徒在佛教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南朝所流行者為道家言，質言之，即老莊哲學也。其張道陵、寇謙之之妖誣邪教，南方並不盛行。其與釋道異同之爭，亦多以名理相角。若崔浩焚坑之舉，南人所必不肯出也。南方帝王，傾心信奉者固多，實則因並時聰俊，鹹趨此途，乃風氣包圍帝王，並非帝王主持風氣，不似北方之以帝者之好惡為興替也。嚐觀當時自由研究之風，有與他時代極差別者。宋文帝時，僧慧琳著《白黑論》、何承天著《達性論》，皆多曲解佛法之處，宗炳與顏延之駁之，四人彼此往複各四五書。而文帝亦樂觀之，每得一劄，輒與何尚之評騭之。梁武帝時，範縝著《神滅論》，帝不謂然也，自為短簡難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讚成縝說者亦四焉。在東晉時，“沙門應否敬禮王者”成一大問題。庾冰、桓玄先後以執政之威，持之甚力。慧遠不為之屈，著論抗爭，舉朝和之，冰、玄卒從眾議（以上皆雜采正史各本傳、《高僧傳》及兩《弘明集》，原文不具引）。諸類此者，不可枚舉。學術上一問題出，而朝野上下相率為公開討論，興會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諸史乘，殆不多覯也。若北方，則唯見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討論教理之文，絕無傳者，即僧徒名著亦極稀。後此各大宗派，不起於北而起於南，良有以也。然則南北兩派，何派能代表我國民性耶？吾敢斷言曰南也。五胡以後，我先民之優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則匈、羯、鮮、羌諸族雜糅，未能淳化於吾族，其所演之事實，非根於我國民性也。
北方之迷信的佛教，其發達之速實可驚。《釋老誌》嚐列有簡單之三度統計，今錄如下：
校者注：原誤作“承明元年四七六”，今據《魏書·釋老誌》改正。
校者注：原誤作“七七·三五〇”，今改正。
校者注：原誤作“一二·七二七”，今改正。
前後六十三年間[8]，而寺數由六千餘[9]增至三萬，僧尼數由七萬餘增至二百萬，以何故而致此耶？試檢《釋老誌》中所記當時製度及事實，可以知其梗概。誌雲：
永平元年詔曰：“自今以後，眾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沙門統’（僧正）昭玄，以內律僧製之。”
和平初，曇曜奏：“民有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宮奴，以為佛圖戶，以[10]供諸寺灑掃。”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11]……永平四年，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卷契，侵蠢貧下，莫知紀極。……自今以後，不得傳委‘維那’
（僧職）、都尉[12]，可令刺史共加監括。
熙平二年，靈太後令曰：“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移五百裏外為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
神龜元年，任城王澄奏曰：“自遷都以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
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據此，可見當時製度：（一）有各種僧職，權力極大，最高者為“沙門統”，其下有“州統”、“都維那”、“維那”等。（二）僧侶有治外法權，非犯殺人罪不到法庭。（三）掛名寺戶可避徭役。（四）犯罪者及奴婢，憑借教力，可免罪為良。（五）假立寺名，可以侵占田宅，猥濫橫暴，至於此極。佛法精神，掃地盡矣。其帝室營造之侈靡，猶令人驚駭，就中若靈岩石窟、伊門石窟，若永寧寺，據《釋老誌》、《續高僧傳·菩提流支傳》、《洛陽伽藍記》諸書所載，略可追想一二。使其至今猶在，或可大為我國建築學上一名譽紀念，然當時民力之凋敝於此者，亦殊不讓羅馬教皇之營彼得寺也。至今過伊門、龍門間，睹石像攢若蜂窠，即在琉璃廠[13]求魏齊造像拓片，廣搜之猶可得數千種，此實當時佛教興隆之遺影留傳今日者，而無數之罪惡苦痛即隱於其背後。此唐韓愈有“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之議。雖庸妄可笑，抑亦東流極敝反動使然也。南方佛教，此弊固亦所不免，然其興也，不甚憑借政治勢力，以視北方，清明多矣。以上敘佛教黑暗方麵略竟，今還敘其光明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