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誌》reference_book_ids\":[6883409163003628557,7267090248675363851]}],\"63\":[{\"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03,\"start_container_index\":6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98},\"quote_content\":\"《後漢書》reference_book_ids\":[6867020903100713992]}],\"50\":[{\"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0,\"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04,\"start_container_index\":50,\"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97},\"quote_content\":\"《大唐西域記》reference_book_ids\":[6992925677406129165]}]},\"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外來之佛教，曷為而能輸入中國且為中國所大歡迎耶？輸入以後，曷為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於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討論者，第一為佛教最初輸入年代之問題，第二為最初輸入地之問題。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韓愈《論佛骨表》語），此二語殆成為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吾人心目中，總以為後漢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觀，乃參稽考證，而殊覺其不然（說詳下）。《後漢書·西域傳》論雲：“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誌，莫有稱焉……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據此足證兩漢時人，鮮有知佛。官書地誌，一無所載。學者立言，絕未稱引。王充者，後漢學者中學識最賅博而最富於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論衡》對於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無一不加以批判矯正，獨於佛教，未嚐一字論列。此即當時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證。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為斷。但前此史跡，於此間消息，固亦有可窺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經錄”稱：“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齎佛經來鹹陽，始皇投之於獄。”（《曆代三寶記》卷一引）【原文：“又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此經錄本不甚可信。此種斷片且傳疑的史實，似無征引之價值，但最當注意者，秦始皇實與阿育王同時（秦始皇：西紀前二四六——二一〇[1]，阿育王：西紀前二六六——二三〇[2]）。阿育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於各地。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屬土耳其斯坦，南至緬甸，僅有確證，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法人拉克伯裏考據此事頗詳）。然則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門掌故稱，育王起八萬四千塔[3]，其二在中國。此雖荒誕，然或是育王與中國有關係之一種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與當時被坑之儒同一命運，則可謂與我思想界沒交涉也。
其二，魚豢《魏略·西戎傳》雲：“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三國誌》裴注引，《魏書·釋老誌》祖述其說）此事在曆史上雖為孤證，然其時大月氏王丘就卻，正征服罽賓，而罽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則月氏使臣對於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從而問業，亦意中事。但既無著述，亦無傳授，則影響固不及於思想界耳。
其三，《後漢書·楚王英傳》雲：“英[4]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5].英……奉送縑帛，以贖愆罪[6].……
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7]，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此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自當以英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為光武子），而服其教，則在社會中先已有相當之根柢可知。故教義輸入，不得不溯源於西漢之季也。
其四，《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九年[8]楷上疏雲：“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9].”此語見諸奏牘，必為事實無疑。帝王奉佛，蓋自此始。此蓋在永平百年後矣。
漢明之永平求法說，大略謂明帝感夢金人，遣使西域，齎還經像，創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經》，即當時所譯。魏晉後之洛陽白馬寺，即當時所建。甚者演為釋道兩教競技劇談，謂佛教緣此盛弘京邑。雖然，試稍用嚴正的史識一繩之，則茲事乃支離不可究詰。蓋當時西域交通正中絕，使節往返，為事實上所不可能。即茲一端，則此段史跡，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據之《四十二章經》，察其文體，案諸經錄，皆可斷為兩晉間人作，絕非漢時所有。至於各書關於茲事所記載，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曆之地，所做之事，無一從同，而矛盾罅漏，隨處發現。故以吾之武斷，直謂漢明求法事，全屬虛構。其源蓋起於晉後釋道鬩爭，道家捏造讕言，欲證成佛教之晚出；釋家旋采彼說，輾轉附會，謀張吾軍。兩造皆鄉曲不學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後塗附之跡，曆然可尋。治佛學史者，須先將此段偽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覺思想進展之路，不致歧謬也。
附錄一
漢明求法說辨偽
漢明求法說，最初見者為西晉王浮之《老子化胡經》。王浮蓋一妖妄道士，造為老子出關西度流沙之說，指彼佛陀為老子弟子也。其書經六朝唐數次禁毀，稍有識者皆知其妄，獨所造漢明求法說，反由佛教徒為之傳播。洵一怪事也。其述此事概略雲：
永平七年甲子，星晝現於西方，明帝夢神人，因傅毅之對，知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應，即遣張騫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衛，值佛已涅槃，乃寫其經，以永平十八年歸。
此種記載之荒謬，一望而知。莫如張騫姓名，蓋以二百年前之人物，插入此劇本中，其固陋太可憐矣。但尤有極強之反證，為世人所罕注意者，則西域交通之曆史也。考《後漢書·西域傳》雲：
王莽篡位，貶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複役屬匈奴。……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複通焉。
此記西域通絕年歲，謹嚴詳明。永平七年，正西域受脅匈奴、構亂猖獗之時，下距十六年之複通且十歲，安能有遣使經三十六國入印度之時。其不學杜撰，正與攀引張騫同一愚謬耳。即此一反證，而漢明求法說，已根本推翻，無複成立之餘地。
然則王浮曷為造此說耶？彼不外欲證成其佛陀為老子後學之說。因佛經中言佛出世、成道、涅槃，皆有六種震動等瑞應，因謂恒星晝現，為佛成道之象，強派佛陀為漢明帝時人耳。故又言漢使至而佛已涅槃也。然則彼又曷為必托諸明帝耶？則永平八年賜楚王英之詔書，為其作偽取資之動機，殆可斷言。蓋此詔書，必為當時佛教徒所最樂稱道。因此不知不覺間，將漢明帝與佛教生出關係，偽造故實者，遂因而托之，殊不思彼詔書中，“浮屠”、“伊蒲塞”、“桑門”等新名詞已累累滿紙，豈待聞傅毅之對而始知世間有所謂佛耶！
其次，踵述此說者，為東晉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議，有“漢明感夢，初傳其道”二語（見《高僧傳》卷九[10]《佛圖澄傳》）。又次，則袁宏《後漢紀》（卷十）雲：
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而問其道，遂於中國圖其形像。
其言皆極簡單，不過姑沿俗說而已。又次，則《四十二章經序》[11]記此事漸鋪張擴大矣。此序[12]見梁僧祐《出三藏記》卷六[13]，注雲“未詳作者”。然《四十二章經》，實吳晉人偽作（詳下）。其序又當在經後，殆出東晉無疑。序雲：
昔漢孝[14]明皇帝夜夢見神人……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也[15]？有通人傅毅[16]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17]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
此序當注意者，則於“使者張騫”外，添出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又所寫經有《四十二章》之目。奉使之地，乃易印度為月氏，殆作此序者較博雅，知張騫僅曾到月氏，未到印度，故毅然矯正前失耶。秦景之名，蓋影射受經伊存之博士弟子秦景憲而漏卻一字。又誤記其官，而別造一博士弟子名王遵者，實則羽林中[18]郎將，漢家並無此官名也。
複次，踵此序而增飾之者，則《牟子理惑論》也。此論見《弘明集》卷一，舊題漢牟融撰，實則東晉劉宋間人偽作。（詳下）其敘此事，前半全同《四十二章經序》，唯改秦景官名羽林郎中耳。然此官亦非漢所有也。下半則內容更加擴大。其文雲：
……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立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
前序稱“寫取經在十四石函中”似是指經在彼土藏以石函，至是則忽變為蘭台石室第十四間矣。前諸書隻言迎取經像，至是則言立寺洛陽，且指其地點矣。複次則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19])《四十二章經》條下雲：
……使者張騫、羽株郎中將秦景……於月支國遇沙門竺摩騰，譯寫此經，還洛陽，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中[20]。
此文與前異者，前書隻言“寫取佛經”，至是則寫本變為譯本。又於使節之外，忽添出一同來之竺摩騰，求法之成績，益增上矣。及梁慧皎作《高僧傳》時，“漢明求法”之傳說，又生變化，其《攝摩騰傳》雲：
漢永平中……[21]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22]要還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