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思彼時佛徒曆史之學乃驟進，居然知張騫與明帝並不同時，急急抽換，乃杜撰出蔡愔其人者以為代。愔為大使，不可無官也，即以副使之官官之；又覺羽林中郎將為武職，非求法使臣所宜也，則刪削顛之為“郎中”；其尤淹博可佩者，居然更知曆年派充副使之秦景，其職業實為博士弟子，亟為之正名定分，而將隨員中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所惜者，秦博士向伊存受經時，上距永平已七十餘歲，垂老而遠行役，未免不情耳。然以較舊說，則已周密數倍，後此《魏書·釋老誌》、《曆代三寶記》等，皆祖述之。遂成為佛門鐵公案矣。《高僧傳》又雲：
騰所住[23]處，今洛陽城西雍門外自馬寺是也。（《攝摩騰傳》）
蔡愔至中天竺，時竺法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達洛陽，與騰同止……善漢言，譯《十地斷結》……《四十二章》等經五部。（《竺法蘭傳》）
使臣歸國之結果，初但言齎還經像耳。第二步變為立寺，第三步則寺有所在地點，第四步則並寺名而有之矣。初則言使臣獨歸，第二步添出一譯經之摩騰，第三步又添出一法蘭，第四步則法蘭譯經且多種矣。凡此皆作偽進化之跡，曆曆可尋者也。
《漢法本內傳》者，見唐道宣所撰《廣弘明集》卷一，注雲：“未詳作者”，勘其事狀及文體，蓋出於元魏高齊釋道交哄最烈時，其述此事，益極荒誕，略言：
蔡愔偕摩騰、法蘭歸，道家積不能平，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抗表請比對，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諸道士於白馬寺，使與騰、蘭二人賽法。道經皆焚燼，騰等現各種神通。道士費叔才慚死，呂惠通等六百餘人出家，宮嬪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餘人出家。
嗚呼！作此偽至此，歎觀止矣。信如《法本內傳》所說，則當時出家者已盈千累萬，而三百年後王度奏事，乃謂漢魏之製，除西域人外不許出家，此等語安能形諸奏牘？信如《高僧傳》所說，則摩騰、法蘭已大興譯事，而下距安世高之來，垂百年間，無一新譯，佛徒之辱其宗，不亦甚耶！
綜以上所考證，吾敢[24]斷言曰：漢明求法，乃一羌無故實之談。其始起於妖道之架誣，其後成於愚禿之附會，而習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置疑焉。吾所以不能已於辯者，以非將此迷霧廓清，則佛教發展之階段，無由說明，而思想進化之公例破矣。其有舛失，願來哲匡之。
附錄二
《四十二章經》辨偽
藏中本經，標題雲：“《佛說四十二章經》，後漢迦葉摩騰同竺法蘭譯。”《高僧傳》雲：“漢地現存諸經，唯此經為始。”【原文為：“漢地現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此語蓋二千年來佛徒所公認。摩騰之姓，或作竺，或作攝，或作迦葉。此經或雲摩騰譯，或雲法蘭譯，或雲騰蘭同譯。兩人籍貫，或雲月支，或雲天竺。此皆枝末異說，未有從根本上置疑於其偽者。如吾前文所考證，漢明求法，既羌無故實，騰、蘭二人，皆子虛烏有，則此經托命之點，已根本動搖。然則此經果何時代何人所作乎？此問題向佛典目錄學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費長房《曆代三寶記》（省稱《長房錄》）本經條下雲：
舊錄雲：“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經十八章。”……
此言此經性質最明了，蓋並非根據梵文原本比照翻譯，實撮取群經精要，摹仿此土孝經老子，別撰成篇。質言之，則乃撰本而非譯本也。然則誰實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體衡之，則其撰人應具有下列三條件：（一）在大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頗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莊之學，懷抱調和釋道思想者。（三）文學優美者。故其人不能於漢代譯家中求之，隻能向三國兩晉著作家中求之。
現存經錄最古者，為梁僧祐《出三藏集記》（省稱《祐錄》），《四十二章經》之著錄，即始於彼。原注雲：
舊錄雲：“《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
安法師者，即道安。其所撰錄，即所謂《安錄》是也（今佚）。此經既不著於安錄，則可斷言為道安所未見。蓋《安錄》記載極博，雖疑偽之經，猶不闕遺。苟其見之，必當有所論列也。道安與苻堅同時，安既不見此經，則其出固當在東晉之中晚矣。但猶有一事當注意者，《祐錄》、《長房錄》中所引“舊錄”，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後？若能得其出處，則《四十二章》之時代可以大明。因此又當牽涉及“經錄研究”。據長房以後諸書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漢錄》，其書若真，則年代在《安錄》前。然以僧祐博極群書，何以於此《漢錄》一無征引。《高僧傳·道安傳》雲：“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原文為：“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
然則安以前並無著經錄之人，士行《漢錄》[25]之偽托蓋不待辯，而此所謂“舊錄”者，斷非士行錄，更不待辯。然則道安以後，僧祐以前之經錄共有幾種耶？據《大唐內典錄》所記，有東晉竺道祖《眾經錄》四部[26]，有東晉支敏度《經論都錄》一卷，《別錄》一部[27].有蕭齊王宗《經錄》二卷[28].此所謂“舊錄”者，總不能出此三種以外。又考《祐錄》“《阿述達經》”、“《大六向拜經》”兩條下引“舊錄”，《長房錄》所引文全同，而稱為《支錄》。則凡僧祐所謂“舊錄”，殆即支敏度之《經論都錄》。若吾所推定不謬，則《四十二章經》之著錄實自《支錄》始矣。支敏度履曆，據《內典錄》雲：“晉成帝時豫章沙門。”其人蓋與道安同時，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則此書或即其時南人所偽撰，故敏度見之而道安未見也。敏度又嚐將《首楞嚴》、《維摩詰》兩經諸家舊譯，彙而抄之，其序見《祐錄》中。然則敏度蓋有抄經癖，所謂“撮要引俗”者，實其專長。或此經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點應注意者，《長房錄》於支謙條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經》，注雲：
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
此《別錄》即支敏度之《眾經別錄》（其他經錄，無以“別”名者），然則度所編集，有兩本矣。此經理趣文筆，皆與支謙諸書，係統相近，指為謙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書必為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而其與漢明無關係，則可斷言也。
今當研究佛教初輸入地之問題。——向來史家，為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於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其北方輸入所取途，則西域陸路也。以漢代與月支、罽賓交通之跡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麵之灌輸，絕無影響。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然非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蓋漢代黃支，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誌補羅國，時以廣東之徐聞、合浦為海行起點，以彼土之已程不為終點，賈船轉相送致[29].自爾以來，天竺大秦貢獻，皆遵海道[30].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與南方佛教之關係，蓋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屬個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蓋有不可誣者。我國南北思想兩係統，在先秦本極著明。北方孔墨之徒，雖陳義有異同，然其重現實、貴實行則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傳已有遺書，為後世道家所祖。
老莊籍貫，以當時論，固南人也。其治學則尚談玄，其論道則慕出世。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現於《遠遊》諸篇者，亦與老莊極相近。蓋江淮間學風與中原對峙，由來久矣。西漢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與其地學者蘇飛、李尚輩講論，成《淮南鴻烈》解傳於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則在全國各地方各民族中，唯江淮人對於佛教最易感受，對於佛學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樞紐，本在廣東，但其時粵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漢武平南粵後，大遷其人於江淮（《漢書·南粵傳》）此後百數十年中，粵淮間交通當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蒔於楚鄉，此事理之最順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種曆史事實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後漢書·陶謙傳》稱：“丹陽（今鎮江）人笮融，在徐州廣陵（今揚州）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融與曹操同時，其人為南人，其所治地為南土。其時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塗、佛徒之供養，如此奢麗，此雖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曆史家眼光觀之，謂其不受社會環境幾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後之佛教，度不過極粗淺之迷信談耳。於後此教宗之建設，不能謂有多關係。其真為佛教理的輸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為譯經之第一人。其書傳於今者，真偽合計，尚三十餘種。其為中國佛教開山之祖，固無待言。舊說皆謂世高譯業在洛陽，然按諸《高僧傳》本傳，則世高在廣州、在豫章、在荊州、在丹陽、在會稽，皆有遺跡，淮以北則無有[31].且為高襄譯者，實臨淮人嚴佛調[32].以吾之武斷，竟欲謂高譯諸經，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測不甚謬，則我國佛教，實先從南方得有根據，乃輾轉傳播於北方，與舊籍所傳者，適得其反矣。
據上所述，則佛教實產育於老莊學派最發達之地，思想係統聯絡之跡，隱然可尋。故永平詔書，襄楷奏議，皆以黃老、浮屠並舉。蓋當時實認佛教為黃老之支與流裔也。其蔚為大國，則自魏晉以後耳。
然則北方佛教果以何時始發展耶？吾所揣測，則翻譯界第二座明星支婁迦讖，實其濫觴。讖以漢靈帝時至洛陽，各書記載皆無異說。其襄譯者孟福、張蓮，皆洛陽人，更足為其譯業在北之鐵證（看《梁高僧傳》本傳）。即以翻譯文體論，安高略采意譯法，其文較華；支讖純采直譯法，其文極樸。讀高書，則與老莊學每起聯想，覺其易入；讀讖書，苦不易索解，但覺其非我所固有。吾於初期兩大譯家，覘我民族兩種氣分焉。
歐人分印度佛教為南北宗：北宗指迦濕彌羅、犍陀羅所傳者；南宗指錫蘭所傳者。因習聞中國佛教出西域，遂指為北宗所衍。歐人此種分類，吾本不以為然。但即如彼說，吾國亦兩宗兼承，海通傳南，陸通傳北。而南宗之來，且視北為早焉。以現存譯本論，世高所譯，皆《阿含》中單品及上座部所傳禪定法，其與錫蘭之巴利藏同一係統甚明。支讖所譯，皆《華嚴》、《般若》、《寶積》中單品，大乘最昌時那爛陀派誦習也。故初期兩譯師，實足為兩宗代表也。顧吾於兩宗之說，素不心折，但借此驗時代先後，明彼我思想駢進之狀況而已[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