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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玄奘年譜之研究
一
玄奘法師為中國佛學界第一人，其門人慧立，本住持幽州昭仁寺，貞觀十九年，奘師初歸自印度，開譯場於長安之弘福寺，詔征天下曉法能文之僧襄焉，立以其年六月應征至，任綴文，自後追隨奘師二十年。奘師寂，立乃綜其生平，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都八萬餘言，而彥驚為之箋，驚亦奘門弟子也。此書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價值應推第一。其後關於奘師傳記之作品，尚有道宣之《續高僧傳》、智昇之《開元釋教錄》、靖邁之《譯經圖記》、冥詳之《玄奘法師行狀》、劉軻之《大遍覺法師塔銘》。宣、升、邁、詳，皆奘門人，唯軻之銘，作於開成四年，距師寂一百七十五年矣。諸家所記，什九皆取材於慧立之本書，故本書實奘傳之基本資料也。
本書近百餘年來，英、法、德、俄文皆有譯本，為之疏證者且不少。其在本國，則因《大藏》外無單行本，見者反甚稀，研究更無論矣。清季，揚州刻經處始從藏中抽印，學者便焉，然訛脫尚不免。此本為民國十二年季冬，支那內學院所校印，歐陽竟無先生以殊印本見寄，讀之歡喜踴躍，舉其特色如下：
第一，文字的校勘。依日本弘教正藏本，對勘麗、宋、元、明四藏本，凡文字互有異同處，皆斟酌其義理較長者改正，複用可洪《音義》、慧琳《音義》校勘俗字，文字上殆已精審無憾。
第二，記載的校勘。取《大唐西域記》及道宣、智升、冥詳、劉軻所記述，其事跡有異同詳略處，皆旁注比對，令讀者得所審擇，最為利便。
第三，遺像及地圖之附錄。卷首有奘師遺像，神采奕奕，竟無師係以一讚，能狀其威德，令讀者得所景仰。複有劉定權所製《玄奘五印行跡圖》，蓋參考西籍複製，大致甚精審。
第四，年歲之標記。本書自貞觀十九年以前皆不記年月，讀者茫然不能確得其時代，最為憾事。校本卷端標列年號及奘師歲數，實為年譜之雛形。內中奘師西遊之年，本書及一切傳記皆謂在貞觀三年，吾嚐考定為貞觀元年（《中國曆史研究法》一二五至一二九頁），竟蒙校者采用，尤覺榮幸。
二
本書得此善本，吾深為學界慶幸。唯於卷端所列年歲，有未能釋然者。吾三年前嚐發心造《玄奘年譜》，牽於他課，久而未成，今亦未克賡續，偶因讀此本，觸發舊興，抉其要點，先製一簡譜以就正於內學院諸大德雲。所征引書及其略號如下：
以奘師之如此偉大的人物，其傳記資料如此其詳博，而苦不能得其詳確之年代，洵學界一異事也。其圓寂歲月，為麟德元年二月五日無可疑者，唯生年不詳，而享壽歲數，諸家多闕不載，或載而不實，因此，撰年譜者遂無從著手。今列舉異說如下：
甲、五十六歲說。《舊唐書》本傳雲：“顯慶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此說紕繆特甚。師年逾六十，佐證甚多，觀下文所列舉自明。且師卒於麟德元年，豈尚有疑議之餘地？況顯慶隻有五年並無六年耶。官書疏舛，一至於此，可歎。
乙、六十三歲說。《行狀》述師語雲：“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其年即師之卒年也。本書校本即從其說，以得壽六十三推算，定為生於仁壽二年。但據吾所考證，《狀》文誤記也（詳說下）。且《狀》中又雲：“貞觀三年，年二十九。”若以六十三歲推算，其年僅二十八耳，自相矛盾者一年。
丙、六十五歲說。《續傳》雲：“麟德元年……告門人曰：……行年六十有五矣，必卒玉華。……”此與《行狀》所記略同，唯易“三”為“五”。
丁、六十一歲說。本書未記得壽幾何。唯於武德五年條下雲：“滿二十歲。”於貞觀三年條下雲：“時年二十六。”今依此推算，則麟德元年應為六十一歲。
戊、六十九歲說。《塔銘》雲：“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春秋六十有九矣。”《塔銘》雖晚出，而所記最得其真，在本書中可得切證。校者主六十三歲說，乃據他書以改本書，大誤也。今列舉其文：
一、顯慶二年。本書校者標眉雲：“法師年五十六歲。”然其年九月二十日師上表雲：“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颯焉已至。”（本書卷九頁二十一）以六十九歲推算，是年為六十二歲，若僅五十六歲，無緣用“已至”二字。
二、顯慶五年。校者標眉雲：“法師年五十九歲。”是年為初翻《大般若經》之年，本書於本年條下記其事雲：“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人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本書卷十頁三）依《塔銘》六十九歲推算，是年正六十五歲，與本書合，《續傳》及《行狀》致誤之由，皆因誤記法師此語之年歲，蓋以初譯《般若》時所言為譯成《般若》時所言也。其實依本書所記，語意甚明，蓋六百卷《般若》，誠不易卒業，師以耆年任此艱巨，故當削稿伊始，作“加我數年”之思，以此自勵勵人耳。若如《行狀》所記“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此語成何意味？而校者乃據以破本文之“五”字，益支離矣。
總之，慧立著本書時，偶遺卻“享壽若幹”之一句，遂令吾儕墮五裏霧中，猶幸《塔銘》有明文，而本書所錄此兩條能為極強之佐證，故奘師年譜之成立，尚非絕望。今試根據本書，正其矛盾，為簡譜如下：
隋文帝開皇十六年（西紀五九六）法師生。
仁壽三年（六〇三）八歲。能誦《孝經》。
煬帝大業四年（六〇八）十三歲。始出家。
大業十一年（六一五）二十歲。始受具戒。
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二十七歲。在成都坐夏學律。
案：本書雲：“年滿二十，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疑是誤並兩事為一事。
武德六至九年（六二三——六二六）二十八至三十一歲。遍遊京師江漢河北諸地，從師問學。
太宗貞觀元年（六二七）三十二歲。是年八月，犯禁越境，西遊求法。冬間抵高昌，為其王麴文泰所禮待。
案：師之西遊，本書及一切記載皆雲在貞觀三年，誤也。所以致誤之由，蓋緣師在外十七年，以貞觀十九年歸，從十九年上推至三年，恰得十七個年頭，遂相沿生誤。今考“曆覽周遊一十七載”之語，始見於師在於闐所上表，而其表文實作於十八年春夏之交，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何從得十七年，其不合一也。師曾在素葉城晤突厥之葉護可汗，而葉護實以貞觀二年夏秋間被殺，若三年乃行，則無從見葉護，其不合二也。師在某處留學若幹年若幹月，往返途中所曆若幹裏，本書皆有詳細記載，非滿十七年不敷分配（看本譜貞觀十六年條下案語），若出遊果在三年，所記皆成虛構，其不合三也。師出遊冒禁越境，其所以能然者，則由霜災饑荒，攙在饑民隊中以行，《續傳》所謂“是年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西向敦煌”是也。考《唐書·太宗紀》雲：“貞觀元年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正與《續傳》所記情事相應。若貞觀三年，則並無“霜儉”之事，其不合四也。以此諸證，故吾確信師之出遊乃貞觀元年而非三年。其詳見舊著《中國曆史研究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