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富庶，即為國家百姓人民之大利。故凡對之無直接用處或對之有害者，皆當廢棄。所以吾人應尚節儉，反對奢侈。故墨子主張節用、節葬、短喪、非樂。
墨子（西曆紀元前479年？—前381年？(1)）在孔子後，其學為繼承孔子之儒家之反對派。墨子書中反對儒家之處甚多，蓋墨家哲學與儒家哲學之根本觀念不同。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墨家則專注重“利”，專注重“功”。試就孔子個人及墨子個人之行為考之，“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二人皆棲棲遑遑以救世之弊。然二人對於其自己行為之解釋，則絕不相同。子路為孔子解釋雲：“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此謂孔子之所以欲幹預政治，乃以“應該”如此，至於如此之必無結果，“道之不行”，則“已知之矣”。但墨子對於其自己之行為之意見則不然。《墨子·貴義》雲：“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此謂為義者雖少，然有一二人為之，其“功”猶勝於無人為之，其結果終是天下之“利”也。孔子乃無所為而為，墨子則有所為而為。
“功”“利”乃墨家哲學之根本意思。《墨子·非命上》雲：“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此三表中，最重要者乃其第三，“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價值之標準。凡事物必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價值。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與“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為有用，否者皆為無益或有害。一切價值，皆依此估定。
人民之富庶，即為國家百姓人民之大利。故凡對之無直接用處或對之有害者，皆當廢棄。所以吾人應尚節儉，反對奢侈。故墨子主張節用、節葬、短喪、非樂。
一切奢侈文飾，固皆不中國家人民之利，然猶非其大害。國家人民之大害，在於國家人民之互相爭鬥，無有寧息；而其所以互相爭鬥之原因，則起於人之不相愛。故墨子以兼愛之說救之。以為兼愛之道不惟於他人有利，且於行兼愛之道者亦有利；不惟“利他”，亦且“利自”。《墨子》之《兼愛篇》純就功利方麵證兼愛之必要。此墨家兼愛之說所以與儒家之主張仁不同也。
天下之大利，在於人之兼愛；天下之大害，在於人之互爭。故吾人應非攻。墨子非攻；孟子亦曰：“善戰者服上刑。”但墨子之非攻，因其不利；孟子之反對戰爭，則因其不義。觀孟子與宋牼辯論之言可見矣（《孟子·告子下》）。宋牼欲見秦楚之王，說構兵之“不利”，而使之“罷之”。孟子則主張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宋牼不必即一墨者，但此點實亦孟子與墨子所以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