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擴而充之，則為仁、義、禮、智之四德。四德為人性發展之自然結果，而人之所以須發展人性，因必如此方為盡“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因四德為有利而始行之也。
孔子開以講學為職業之風氣，其弟子及以後儒者，多以講學為職業，所謂“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也。然能“以學顯於當世”者，則推孟子（西曆紀元前372年？—前289年？）、荀卿。二人實孔子後儒家二大師也。孔子在中國曆史中之地位，如蘇格拉底之在西洋曆史。孟子在中國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圖之在西洋曆史，其氣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國曆史之地位，如亞裏士多德之在西洋曆史，其氣象之篤實沉博亦似之。
就一麵言，孟子對於周製仍持擁護態度；自又一方麵言之，則孟子自有其新的政治哲學。孟子之理想的政治製度中仍有天子、諸侯等階級，但以為政治上之高位，必以有德者居之。其理想的政治製度，為以有聖人之德者居天子之位。此聖人既老，則在其死以前預選一年較少之聖人，先使為相以試之。及其成效卓著，則薦之於天，以為其自己之替代者。及老聖人既死，此少聖人即代之而為天子。然天之意不可知，可知者民意而已。民果歸之，即天以天下與之，故薦之於天，即薦之於民也。“匹夫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孟子·萬章上》）蓋無天子薦之，則不能先為相以自試，不能施澤於民，民不歸之也。此理想與柏拉圖《共和國》之主張極相似。
孟子之理想的經濟製度即所講井田製度是也。其所講井田製度，即就原有之井田製度，轉移觀點，將其變為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製度也。所謂轉移觀點者，蓋古代土地為國君及貴族所私有，農民受土地於貴族，為之做“助耕之氓”，為之做農奴。故原有之井田製度，乃為貴族之利益。依孟子之理想，乃土地為國家所公有，人民受土地於國家而自由耕種之。其每井中公田之出產，雖仍可為國君、卿大夫之祿，“以代其耕”，但農民之助耕公田，乃如納稅於國家之性質，非如農奴為地主服役之性質。此理想中之製度，乃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乃為人民之利益。故謂孟子所說之井田製度，即古代所實行者，非也。謂孟子所說之井田製度，純乎為理想，為創造，亦非也。二者均有焉。
以上所述之各種理想的製度，即孟子所謂王道、王政或仁政也。仁政何以必須行，仁政何以能行？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醜上》）“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見人之困苦，此即仁政之所以必須行也。人既皆有此心為仁政之根據，此即仁政之所以能行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而就死地”，斷其必能行王政。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雲：‘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齊宣王謂己好貨好色，不能行王政。孟子言：“王如好貨”，“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因己之好貨好色，即推而與百姓同之，即“舉斯心加諸彼”也。若實現此心於政事，則其政事即仁政矣。“善推其所為”，即仁也，即忠恕也。孔子講仁及忠恕，多限於個人之修養方麵。孟子則應用之於政治及社會哲學。孔子講仁及忠恕，隻及於“內聖”；孟子則更及於“外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所謂人性皆善也。陳澧曰：“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東塾讀書記》卷三）孟子所謂性善，隻謂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此四“端”若能擴而充之，則為聖人。人之不善，皆不能即此四“端”擴而充之，非其性本與善人殊也。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