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必須擴充此善端？此亦一問題也。若依功利主義說，則人之擴充善端於社會有利，否則有害，此即墨子主張兼愛之理由也。惟依孟子之意：則人之必須擴充此善端者，因此乃人之所以為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為人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為人，即人之要素，人之名之定義，亦即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即人之有人心。《孟子》雲：“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亞裏士多德《倫理學》謂飲食及情欲乃人與禽獸所共有，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惟在其有理性耳。“心之官則思”，能思即有理性也。能思之心為人所特有，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所以為大體也。耳目之官，乃人與禽獸所同有，所以為小體也。若隻“從其小體”，則不惟為小人，且為禽獸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若聽其自然，則能“陷溺其心”（《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以有不善者，即以此也。能思之心，所好者為禮義。故人必有禮義，乃為“從其大體”。從其大體，乃得保人之所以為人，乃合乎人之定義。否則人即失其所以為人，而與禽獸同。“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嚐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孟子·告子上》）
人性中皆有善端，如擴而充之，則人人皆可以為聖人，此人所皆可以自期許者也。至於人生中他方麵之成敗利鈍，則不能計，亦不必計。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幹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盡心下》）此所謂天所謂命，皆指人力所無奈何之事，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於此亦可知孟子所以反對利之故矣。孟子以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擴而充之，則為仁、義、禮、智之四德。四德為人性發展之自然結果，而人之所以須發展人性，因必如此方為盡“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因四德為有利而始行之也。四德之行，當然可生於社會有利之結果，此結果雖極可貴，然亦係附帶結果。猶之藝術家之作品，固可使人愉悅，然此乃附帶的結果，彼藝術家之創作，則所以表現其理想與情感，非為求人悅樂愉快也。
不過孟子雖主張義，反對利，然對於義利之辨，未有詳細說明，故頗受後人之駁詰。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薄葬之說，頗可顯其非功利主義之態度。彼雲：“蓋上世嚐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麵目。蓋歸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又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棺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公孫醜下》）墨家之攻擊儒家厚葬久喪，主節葬短喪，純從功利主義立論。而孟子則不純從功利主義立論。厚葬久喪，對社會固亦有利。“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從功利主義立論以主張厚葬久喪者也。然孟子則但謂厚葬為“盡於人心”，此儒家之精神也。
孟子之所謂天，有時似指主宰之天，如“堯薦舜於天”之天。有時似指運命之天，如上所說者。有時則指義理之天。孟子因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四端而言性善。人之所以有此四端，性之所以善，正因性乃“天之所與我者”，人之所得於天者。此性善說之形上學的根據也。孟子雲：“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心為人之“大體”，故“盡其心”“知其性”。此乃“天之所與我者”，故“盡其心”“知其性”，亦“知天”矣。孟子又雲：“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孟子·盡心上》）又雲：“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萬物皆備於我”“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語，頗有神秘主義之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簡略，不能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