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德充符》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蓋或自物之異以立論，則見萬物莫不異；或自物之同以立論，則見萬物莫不同。然此特就個體的物言之耳。一個體本有許多性質，而其所有之性質又皆非絕對的。故泰山可謂為小，而秋毫可謂為大。若共相則不然。共相隻是共相，其性質亦是絕對的。如大之共相隻是大，小之共相隻是小。惠施之觀點注重於個體的物，故曰“萬物畢同畢異”，而歸結於“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公孫龍之觀點，則注重於共相，故“離堅白”而歸結於“天下皆獨而正”。二派之觀點異，故其學說亦完全不同。戰國時論及辯者之學，皆總而言之曰：“合同異，離堅白。”或總指其學為“堅白同異之辯”。此乃籠統言之。其實辯者之中，當分二派：一派為“合同異”；一派為“離堅白”。前者以惠施為首領；後者以公孫龍為首領。
辯者之說行後，儒墨二家，對之俱有反動。蓋辯者所持之論，皆與吾人之常識違反。儒墨之學，皆注重實用，對於宇宙之見解，多根據常識。見辯者之“然不然，可不可”，皆以為“怪說琦辭”而競起駁之。然辯者立論，皆有名理的根據，故駁之者之立論，亦須根據名理。所以墨家有《墨經》，儒家有《荀子》之《正名篇》，皆擁護常識，駁辯者之說。儒墨不同，而對於反辯者則立於同一觀點。蓋儒墨乃從感覺之觀點以解釋宇宙；而辯者則從理智之觀點以解釋宇宙也。
《墨經》為欲擁護常識，反對辯者，特立論就知識論（epistemology）方麵，說知識之性質及其起源。《墨子·經上》雲：“知，材也。”此知乃吾人所以能知之才能。有此才能，不必即有知識。如眼能視物，乃眼之“明”；但眼有此“明”，不必即有見。蓋能見之眼須有所見，方可有見；能知之知須有所知，方可有知也。《墨子·經上》又雲：“知，接也。”此知乃“能知”遇“所知”所生之知識，人之能知之官能，遇外物即所知，即可感覺其態貌。如能見之眼，見所見之物，即可有見之知識。《墨子·經上》又雲：“恕，明也。”吾人能知之官能，遇外物即所知，不但能感覺其態貌，且能知其為何物。如見一樹，不但感覺其態貌，且知其為樹。知其為樹，即將此個體的物列於吾人經驗中之樹之類中，此《墨子·經說》所謂“以知論物”也。如此則凡樹所有之性質，吾雖尚未見此樹有，亦敢斷其必有。於是吾人對於此個體的物之知識乃明確，《墨子·經說》所謂“其知之也著”也。
此外《墨經》又就邏輯方麵，論吾人知識之來源及其種類。《墨子·經上》雲：“知、聞、說、親、名、實、合、為。”《墨子·經說》雲：“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誌行，為也。”“聞、說、親”，謂吾人知識之來源。“名、實、合、為”，謂吾人知識之種類。“聞”謂吾人由“傳受”而得之知識。“說”謂吾人由推論而得之知識。“親”謂吾人親身經曆所得之知識，即吾人能知之才能與所知之事物相接而得之知識也。所謂“身觀焉”是也。一切知識，推究其源，皆以親知為本。如曆史上所述諸事情，吾人對之，惟有聞知而已。然最初“傳”此知識之人，必對於此事有“身觀焉”之親知也。雖吾人未見之物，若知其名，即可推知其大概有何性質，為何形貌，然吾人最始必對此名所指之物之有些個體，有“身觀焉”之親知也。知識論所論之知識即此等知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