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與中國原有之儒家之學之融合，即成為宋明之道學。道學雖盛於宋明，而在唐代已發其端。如韓愈作《原道》，極推尊孟子，以為得孔子之正傳。此為宋明以來之傳統的見解，而韓愈倡之。
及乎魏晉，道家之學又盛。蓋古代思想中之最與術數無關者為道家。漢代陰陽家與儒家混合，盛行一時。其反動即為魏晉時代道家之複興。南北朝時人以《老》《莊》《易》為“三玄”，故講此方麵之學，有“玄學”之稱。
南北朝時，中國思想界又有新分子加入。蓋於是時佛教思想有係統地輸入。而中國人對之，亦能有甚深了解。隋唐之時，中國之第一流思想家，皆為佛學家。佛學本為印度之產物，但中國人講之，多將其加入中國人思想之傾向，以使成為中國的佛學。所謂中國人思想之傾向者，可分數點論之。
（一）原來之佛學中，派別雖多，然其大體之傾向，則在於說明“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所謂外界，乃係心現，虛妄不實，所謂空也。中國人對於世界之見解，皆為實在論。即以為吾人主觀之外，實有客觀的外界。謂外界必依吾人之心始有存在，在中國人視之，乃非常可怪之論。故中國人之講佛學者，多與佛學所謂空者以一種解釋，使外界為“不真空”（用僧肇語）。
（二）“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乃佛教中之“三法印”。涅槃譯言圓寂，佛之最高境界，乃永寂不動者。但中國人又最注重人之活動。儒家所說人之最高境界，亦即在活動中。如《周易·乾》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即教人於活動中求最高境界也。即莊學最富有出世色彩，然其理想中之真人至人，亦非無活動者。故中國人之講佛學者，多以為佛之境界，非永寂不動。佛之淨心，亦能“繁興大用”。雖“不為世染”，而亦“不為寂滯”（《大乘止觀法門》語）。所謂“寂而恒照，照而恒寂”（僧肇語）也。
（三）印度社會中階級之分甚嚴。故佛學中有一部分謂，有一種人無有佛性，永不能成佛。但中國人以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荀子以為人之性惡，亦以為“途之人可以為禹”。故中國之講佛學者，多以為人人皆有佛性，甚至草木亦有佛性。又佛教中有輪回之說。一生物此生所有修行之成就，即為來生繼續修行之根基。如此曆劫修行，積漸始能成佛。如此說則並世之人，其成佛之可能，均不相同。但中國人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之義，乃謂人人皆於此生可為堯舜。無論何人，苟“服堯之服，行堯之行，言堯之言”，皆即是堯。而人之可以為此，又皆有其自由意誌也。故中國人之講佛學者，又為“頓悟成佛”（道生語）之說。以為無論何人，“一念相應，便成正覺”（神會語）。
凡此諸傾向，非為印度之佛學家所必無有，但中國之佛學家則多就諸方麵發揮也。中國佛學家就此諸方麵發揮，即成為天台、華嚴、禪諸新宗派，盛行於隋唐。
佛學與中國原有之儒家之學之融合，即成為宋明之道學。道學雖盛於宋明，而在唐代已發其端。如韓愈（西曆824年卒）作《原道》，極推尊孟子，以為得孔子之正傳。此為宋明以來之傳統的見解，而韓愈倡之。周秦之際，儒家中孟荀二派並峙。西漢時荀學為盛。僅揚雄對孟子有相當的推崇，此後直至韓愈，無有力的後繼。韓愈一倡，此說大行。而《孟子》一書，遂為宋明道學家所根據之重要典籍焉。蓋因孟子之學，本有神秘主義之傾向，其談心談性，談“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以及“養心”“寡欲”之修養方法，可認為可與佛學中所討論，當時人所認為有興趣之問題，作相當的解答。故如在儒家典籍中，求與當時人所認為有興趣之問題有關之書，《孟子》一書，實其選也。
韓愈於《原道》又特引《大學》。《大學》本為《禮記》中之一篇，自漢以後至唐，無特別稱道之者。韓愈以其中有“明明德”“正心”“誠意”之說，亦可認為與當時所認為有興趣之問題有關，故特提出，而又指出“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以見儒佛雖同一“治心”而用意不同，結果亦異。此後至宋明，《大學》遂亦為宋明道學家所根據之重要典籍焉。韓愈提出“道”字，又為道統之說。此說孟子本已略言之，經韓愈提倡，宋明道學家皆持之，而宋明道學家亦有道學家之名。由此三點言之，韓愈實可謂宋明道學家之先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