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之心如明鏡，“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當喜者喜之，當怒者怒之，而本體虛明，對於所喜所怒之物，毫無沾滯執著，所以亦不為其所累也。若能如此，則雖終日有為，而心常如無為，所謂動靜合一者也。
與朱子同時而在道學中另立心學一派者為陸象山。象山名九淵（西曆1139年—1193年），其學以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年譜》）。隻須一任其自然，此心自能應物而不窮。象山雲：“《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與趙監第二書》，《全集》卷一）此與明道《定性書》之意正同。《定性書》以為苟不自私而用智，則吾人之心，即“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象山所謂“與焉之過”，即自私也。所謂“識知之病”，即用智也。所謂“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即“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
象山之弟子楊慈湖，以為“直則為心，支則為意”（《絕四記》）。如孟子所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吾人對此情形之第一反應，即為有怵惕惻隱之心。本此心而往救之，則自發心以至於行為，皆是“直”而為心。若於此時稍一轉念，為欲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而往救之。或欲要譽於鄉黨朋友而往救之，或因其與其父母有仇而特不救之。經此轉念，則即“曲”而為“意”矣。道學家所謂初念是聖賢，轉念是禽獸，即此意也。任心直往，則隨感而應。則其中無“自私”“用智”之餘地，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
一般人之論朱陸異同者，多謂朱子偏重道問學，象山偏重尊德性。此等說法，在當時即已有之。然朱子之學之最終目的，亦在於明吾心之全體大用。此為一般道學家共同之目的。故謂象山不十分注重道問學可，謂朱子不注重尊德性不可。且此點亦隻就二人之為學或修養之方法上言之，究竟朱陸之不同，是否即僅在其所講為學或修養方法之不同，此一極可注意之問題也。
就上所述觀之，朱子之學，尚非普通所謂之唯心論，而實近於現在所謂之實在主義。吾人若注意此點，即可見朱陸之不同，實非隻其為學或修養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學，根本上實有差異之處。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與李宰第二書》，《全集》卷十二）。此一言雖隻一字之不同，而實代表二人哲學之重要的差異。蓋朱子以心乃理與氣合而生之具體物，與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內。心中之理，即所謂性；心中雖有理而心非理。故依朱子之係統，實隻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並反對朱子所說心性之區別。如《語類》雲：“伯敏雲：‘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雲：‘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蔽。今之學者，讀書隻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為情、性、心、才，都隻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必如此。’”（《全集》卷三十五）依吾人所觀察，則朱子所說性與心之區別，實非“隻是解字”。蓋依朱子之觀點，實在上本有與此相當之區別也。象山雖亦以為可說“在天為性，在人為心”，而又以為係“隨吾友而言，其實不必如此”，“都隻是一般事物，言偶不同耳”。蓋依象山之觀點，實在上本無與朱子所說心性區別相當之區別，故說心性隻是“一般物事”也。朱陸所見之實在不同。蓋朱子所見之實在，有二世界。一不在時空，一在時空。而象山所見之實在，則隻有一世界，即在時空者。隻有一世界，而此世界即與心為一體，所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年譜》，《全集》卷三十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