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學健也讚同將曲阜世襲知縣授予衢州孔氏：孔氏源出曲阜，曲阜知縣由孔氏世襲，不僅是為了方便孔門自治，還有“尊崇至聖”之意。如果將曲阜知縣改為流官，由吏部選任，未必能找到合適人選。外族人出任曲阜知縣，極可能同樣懾於衍聖公的權勢，攀附阿諛，徇私枉法。所以，曲阜知縣還是要從孔氏門人中挑選。但是，孔氏支庶世居曲阜，親戚黨羽遍布內外，如果讓曲阜孔氏子弟出任家鄉知縣，為親則廢法，為法則廢親，確實是兩難。而衢州孔氏則是正本清源的孔子嫡係大宗。如果曲阜世職知縣改歸衢州孔氏承襲，新知縣既是孔子後裔，又在曲阜沒有朋友、沒有田園產業，能夠秉公處理政務。曲阜世職知縣今後不得在當地購置產業、締結姻親。周學健認為，此舉可以讓南北方孔氏相互製約，同時曲阜孔氏世襲公爵、博士、學正、執事等爵位、官位有數十個名額，而衢州孔氏現在隻有五經博士一個世襲職位，增加曲阜世襲知縣一職，也算公平，可謂一舉兩得。
與主張變革的官員相比，許多官員則堅持維持現狀。有些大臣認為“我皇上崇儒重道之誠超越千古，尊禮先師，恩施孔氏，規製輝煌”。而孔氏完全當得起這樣的尊崇，“萬世之師，餘慶何盡，非常食報不嫌過優”。如果以孔毓琚一個人的違法行徑，否認整個曲阜孔氏，進而改革整個衍聖公製度，可能威脅到整個尊孔崇儒的國策。況且，現有製度是由衍聖公與山東巡撫共同保舉、考核曲阜知縣，並非由衍聖公獨斷。這些大臣認為現行製度的設計是好的，隻是沒有執行好。需要規範製度執行，而不是變革製度。
這場孔門互訐案引發的公卿大討論最終由乾隆裁定：“曲阜知縣空缺，令衍聖公在孔氏族中的進士、舉人、貢生中挑選讀書立品、素為族人推重的人，不拘人數，谘送山東巡撫。有山東巡撫加以考試，再遴選正陪兩人，保送引見，由皇帝挑人授職。曲阜世職知縣接受山東巡撫、兗州知府的考核、稽查，如不稱職立即參處。”最終，朝廷對衍聖公任免曲阜知縣的權力做了限製，但衍聖公的大權和尊位幾乎沒變。
衍聖公製度的底層邏輯是聖賢後裔的道德素養高於常人，而尊崇聖裔可以進一步提升他們的道德素養，發揮好榜樣作用。這種邏輯本身值得商榷。
這種將血緣與權位緊密捆綁的製度，導致家族中人日益看重血緣。曲阜孔氏極為注重嫡庶之分，極端排斥冒宗行為，定期修訂族譜發給族人明確身份。曲阜孔氏不僅和衢州孔氏暗暗較勁，還製造了“內外孔之爭”。內孔自然是孔子核心後裔，外孔則是漢代以來陸續改姓孔姓、服役孔廟的其他姓氏百姓。他們雖然住在曲阜，卻非孔子後裔，而且本質上是廟戶、仆戶。五代十國亂世中，廟戶出身的孔末積蓄力量大肆屠殺孔子嫡係後裔，試圖取而代之。孔子嫡裔撥亂反正後，定內孔與外孔永為世仇。為了強化血緣傳承，曲阜孔氏花在族譜上的精力比在道德學問上多得多。這算不算本末倒置呢？
孔子當年，一心匡正道德，推廣平民教育，向諸侯遊說仁義道德，唯獨沒有花心思在經營產業上。曆朝曆代恩賜孔氏巨額財富，也是為了減少他們的生計煩惱，讓他們把心思花在道德文章上。清朝賜予的田地本質是祭祀孔聖人的，不允許轉賣。可是，衍聖公府在順治時有2157.5大頃祭田，到乾隆朝還剩1256.78大頃，減少了約42%。乾隆年間，孔氏一個地畝清冊記載：“查例載，凡民間祖遺祀產，子孫不許典賣，有犯者即照盜賣例問擬，何獨將數百年恩賜之祭田，反聽民佃買賣乎？”那麼，有能力盜賣祭田的，會是一般族人嗎？［5］祭田雖然變賣了，孔氏在各地購置的私產田地，卻不斷增加。康熙年間，山東巨野知縣移文衍聖公府，請求明示衍聖公府在巨野縣境內的16頃16畝田地是否應該免差？由此看來，孔府存在逃糧逃差的情況。
曲阜孔氏內部不時發生內訌內鬥，鬧得一地雞毛。比如，雍正年間孔毓銘狀告衍聖公，說自己祖上將南戶、羊廠莊田賣給衍聖公，如今籌集三千一百一十七兩銀子申請贖回。衍聖公收下了銀兩，卻不肯退田。孔毓銘請衍聖公念大家都是同族同宗，把田地或銀子退給自己。但衍聖公說孔毓銘借此隱匿田產以逃稅，還讓官府把孔毓銘抓了起來。孔毓銘哭訴：“衍聖公是我們的宗主，今說我們隱匿，實是衍聖公因為我們出首了他，他要賴債，反以隱匿誣陷我們的。”［6］曲阜孔氏的族人並不比尋常百姓道德更高尚、修養更好，他們同樣會為金銀田土而爭得頭破血流，同樣會不擇手段，令人瞠目結舌。比如，現存資料有不少曲阜孔氏族人搶奪寡婦家產的記載。乾隆二十五年，孔繼康病故，其弟孔繼寧見嫂子孔郭氏孀居、侄子年幼，屢次欺淩孤兒寡母，不僅夜間將亡兄家的牛牽去，還聲稱家產不清，要侵吞亡兄家產。又有孔毓書狀告叔叔，案情是：叔叔去世，寡居的嬸嬸窮得揭不開鍋，孔毓書已定將嬸嬸改嫁，理應異姓成婚，不料小叔孔興柱竟將嬸嬸、也就是他的嫂嫂娶為妻子。孔毓書憤怒地控告叔叔以弟欺嫂、敗壞人倫。其實，孔毓書要將嬸嬸改嫁，何嚐不是貪圖叔父家產，結果嬸母被小叔捷足先登，自己繼承家產無望，才憤而上告。［7］
曲阜孔氏不見得是當時社會道德的底線，但肯定不是道德的上限，離優待尊崇他們的朝廷的期望更是相差甚遠。可見，衍聖公製度的底層邏輯是錯誤的。乾隆六年的孔門互訐案，雖然限製了部分衍聖公權限。但之後，曲阜知縣還是奉承攀附衍聖公，枉法營私。知縣想幹點什麼實事，往往遭到衍聖公百般阻撓。衍聖公隱匿人口、兼並土地等種種不法行為依然存在。乾隆二十一年，山東巡撫白鍾山上奏，重提曲阜知縣不必局限在孔氏族人中選拔，如此才是真正“玉成聖裔”。白鍾山不是發現了衍聖公府新的不法行為，就是實在看不慣曲阜獨特的治理體製，才會舊事重提。
這一回，乾隆皇帝同意了，將曲阜知縣改為流官，給孔府加設一個“世襲六品官”作為補償。於是，吏部定曲阜知縣為“衝繁疲難”的要缺。現任曲阜世職知縣孔傳鬆改任世襲六品官；新城知縣張若本調任曲阜知縣，和其他官員一樣調補升轉。但不久，曲阜知縣又恢複為孔氏的世職。原因竟然是外姓人出任曲阜知縣官，仍是七品，拜見衍聖公不經允許不能進二門，要先到門房等候，請傳奏官傳話。而傳奏官為六品，比知縣品級還高。外姓知縣依然事事受到掣肘，必須仰衍聖公的鼻息才能行政。如此一來，曲阜知縣還是要落入衍聖公府的囊中。
曲阜知縣的弊端，是衍聖公製度的一個折射。道德在人心，不在榮華富貴。意識形態的宣揚、維護不是靠製度和物質能夠完成的。對一個家族最好的尊崇，是提供寬鬆自由的環境，而不是請進金絲籠供養起來。衍聖公製度的發展就說明了過分的尊崇，往往產生不了理想的結果。
［1］
少昊，三皇五帝之一，中國神話中的華夏共祖之一。又稱白帝，是黃帝長子，母親為嫘祖。少昊是遠古時代華夏部落聯盟首領，同時是早期東夷族的首領，定都於今山東日照，後遷都於曲阜。
［2］ 四氏學是專門為了孔、顏、曾、孟四氏設立的廟學機構。四氏學學員，比他姓優先入學、入舉。
［3］
孔毓珣，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六世孫。康熙中賜恩貢生，曆官知州、道台，廣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雍正元年加授廣西總督，後調兩廣總督、江南河道總督。他是清朝曲阜孔氏在流官係統中的佼佼者。
［4］ 邢鐵：《明清時期孔府的繼承製度》，載《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5］ 邢鐵：《明清時期孔府的繼承製度》。
［6］ 邢鐵：《明清時期孔府的繼承製度》。
［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