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上清帝第一書》中的維新思想還比較模糊，提出的變法主張也不具體的話，那麼這份《上清帝第二書》則以成熟的維新思想，明確的變法主張，向封建政權提出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參政要求。書中既提出了“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的“權宜應敵之謀”，又提出了“變法成天下之治”的“立國自強之策”，並主張從富國、養民、教民三個方麵采取一係列的具體變法措施。書中還要求光緒皇帝，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不要受人擺布，要破除陋習，施行新政，造福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公車上書”的發起人雖然是康有為，但組織實行、宣傳鼓動者主要是梁啟超。他在短短的幾天內就把各省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發動起來，還參與起草上書，並親赴都察院遞交上書，處處拋頭露麵，走在運動的前列，表現出非凡的宣傳鼓動能力和卓越的組織領導能力。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以及楊複禮的《梁啟超年譜》，都有類似的記載。
5月2日遞交的上書，都察院以清廷已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上書雖然沒有傳到光緒皇帝手裏，但這並不影響“公車上書”在中國近代史上所產生的積極的政治作用和所具有的重要的曆史意義。梁啟超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公車上書”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承受數千年封建專製高壓的情況下所采取的非常之舉，這場運動規模宏偉，聲勢浩大，簽名上書的舉子多達1300餘人，範圍遍及全國18個省，引起了社會各界、朝野上下的巨大震動，上書傳單“遍傳都下”，變法思想播揚全國，“實為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大舉也”。這一“大舉”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已經覺醒，顯示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輿論上的巨大力量，預兆著即將到來的時代改革洪流。
另外，上書運動對清廷上層的觸動也很大，光緒皇帝和他的老師翁同龢，痛於割地賠款的恥辱，震於“公車上書”的熱烈，而對變法產生興趣。當翁同龢與康有為商討變法之事時，康有為列舉世界各國變法後實現自強的案例強調變法的重要性，翁同龢反複詢問關於變法的事，受到很大觸動，便要來了康有為著的書，加以研究。隨後，翁同龢將康有為的言論傳達給皇上，又以其他國家變法自強的例子啟發皇上，由此，光緒皇帝開始萌生改革的念頭，與翁同龢草擬了十二道新政敕旨，準備維新變法。對於此事，梁啟超在《與穗卿足下書》中做了論述。遺憾的是新政舉措被慈禧太後覺察，她撤掉了翁同龢毓慶宮行走的職務，使得變法之事不得不中止。但不管怎麼說，當時情形確有變法維新的趨勢，而這正是“公車上書”影響所及。
1895年的“公車上書”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也是梁啟超走上政治舞台的起點。在他麵前，路正漫漫……
辦報建會
梁啟超看到新政暫不能行，隻好另圖良謀。為了打開局麵，他和康有為決定在北京組織學會，創辦報紙，以“廣求同誌，開倡風氣”，為變法維新運動做輿論宣傳和組織準備工作。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明確提到辦報紙、建學會的事情，並認為組織學會必須先辦報，報館為一切事業的起始點。戶部郎中，曾任強學會提調的陳熾也認為，可以先辦報館加強信息交流，然後再辦學會。經協商，眾人把辦報的事委諸梁啟超。經過多方努力，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創辦的第一份報紙——《萬國公報》，終於在1895年8月17日(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發刊。報紙為雙日刊，每期印1000多份，附《京報》發行，報紙免費，主要讀者是政府人員。該報以介紹西學，提倡變法，宣傳維新思想為宗旨，所刊文章，如《地球萬國說》《各國學校考》《鐵路情形考》《農學略論》《報館考略》等，都是對“公車上書”中“富國”、“養民”、“教民”等變法主張的補充和發揮，政治改良傾向十分明顯。《萬國公報》共發行45期，曆時3個月，所登文章，除轉載外，大多出自梁啟超和麥孟華之手。
辦報紙是為建學會做輿論宣傳的，“報開兩月，輿論漸明”。於是，康、梁開始“頻集通才”，遊宴鼓勵，募集資金，籌備立會。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組織的最早的政治團體——強學會，於1895年11月(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在北京宣武門外後孫公園，即《萬國公報》所在地，正式成立了。強學會的組成人員比較複雜，既有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又有文廷式、陳熾為代表的帝黨官員，而袁世凱、徐世昌等人又與軍機大臣李鴻章的親信張孝謙關係甚密。可見其派係迷離，組織鬆散。梁啟超被委任為學會的書記員，他對學會設立的目的、性質及作用，作了詳細的說明。
北京強學會成立後，“先以報事為主”。學會據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議，把與廣學會機關報同名的《萬國公報》改為《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以梁啟超、汪大燮為主筆。12月16日(十一月初一)，《中外紀聞》正式出版。與原《萬國公報》相比，《中外紀聞》在形式上更正規，內容上更充實。其《凡例》對報紙的內容形式、訂報方法、投遞時間等，都作了詳細說明，報紙除摘錄、轉載中外新聞外，還有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和論說欄目，著重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和科學技術，分析各國強弱的原因，有效地宣傳了變法維新思想。
北京強學會初具規模後，康有為讓梁啟超獨留京城，主持報務，照顧學會，自己則奔赴上海，發起上海強學會，後又創辦《強學報》為上海強學會會刊，吸引了江浙一帶的維新誌士。這樣，京滬呼應，南北“合群”，競相鼓吹中國自強之說，變法維新思潮迅速蔓延。
強學會的發展引起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的強烈不滿，1895年12月，清廷封禁了發刊才一個多月的《中外紀聞》；次年1月，清廷又下令解散京滬兩地的強學會，企圖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將維新派扼殺在搖籃裏。
梁啟超和汪大燮不忍看著苦心孤詣建立起來的強學會毀於一旦，他們四處活動，竭力設法恢複強學會。恰在此時，陳其璋上書請開學堂，文廷式上書請編西洋書，禦史胡孚宸又上《書局有益人才請飭籌設以裨時局折》，奏請解禁。於是，清廷準李鴻章之議，將強學會改為官書局，隸屬總理衙門，負責翻譯西洋書籍，傳遞時事要聞。梁啟超被排斥在局門之外，除少數幾個人外，局中人物或係李鴻章手下，或係張之洞門人，他們都把這裏當成了升官發財的捷徑，導致那些想認認真真做點事的人無事可做，最終隻能離開。這樣的官書局完全背離了原來“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的宗旨，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
這裏還有一事值得一提，即梁啟超雖然視康有為為恩師，受其思想影響甚大，康有為亦視梁啟超為高足，對他格外器重；但是師徒之間在學術思想上還是有分歧的。梁啟超對恩師的學術思想並非因循盲從，而是敢於提出不同的意見，表現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學術探索精神。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認為劉歆的古文經學是假儒教，指控劉歆應對兩千年來中國出現的一切罪惡負責。在梁啟超看來，不論是劉歆的古文經學，還是董仲舒的今文經學，都來源於“荀學”，因而“神州長夜”的罪魁禍首就是荀子。擒賊先擒王，所以梁啟超和夏曾佑、譚嗣同三人，在晚清發起了一場“排荀運動”。這場運動是19世紀末中國思想界出現的維新思潮的一個具體表現，是配合變法運動而進行的，其矛頭直指當時以漢學家現身的“翼教”紳士。正如梁啟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所說：“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為‘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後來，梁啟超到湖南時務學堂任總教習，繼續把“排荀”作為鼓動學生的講題之一。
報館撰述
京滬兩地的強學會被查封後，梁啟超雖感歎時世艱難，卻沒有因此氣餒。他在醞釀著新的計劃，打算繼續從事變法維新的宣傳活動。梁啟超當時有兩種打算，一是去上海和汪康年等人創辦報刊；若辦報不成，則去湖南幫助巡撫陳寶箴推行變法。此間，黃遵憲、汪康年已在上海籌劃辦報之事，並函邀梁啟超參加。梁啟超於1896年4月到上海後，三人又“日夜謀議此事”，最終決定以上海強學會的餘款和黃遵憲等人的捐款為經費，創辦《時務報》，主要刊登世界新聞、各省新政要聞等，力圖讓讀者了解世界，看清中國。同年8月9日(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時務報》正式創刊，館址設在上海四馬路，該報為旬報，每期20多頁，約3萬字，有“論說”、“諭折”、“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欄目。汪康年經理館事，梁啟超專任撰述。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說明，他的辦報生涯由此開始。
《時務報》是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喉舌，它的創辦“從最初就是一個燦爛的勝利，震動了整個的帝國”。《時務報》能取得輝煌的成績，梁啟超功不可沒。他主持報紙筆政，幾乎擔負了所有的文字工作，每期報紙的評論部分都由梁啟超親自撰寫，轉載的新聞也都經過了梁啟超的潤色，報刊的版麵編排也由梁啟超負責，最終他還要完成全部稿件的審校。他以超人的天才和非凡的毅力，在嚴夏酷暑，獨居小樓之上，揮汗執筆，廢寢忘食，一個人幹了七八個人的事，真無愧於《時務報》的挑大梁者。
《時務報》的輝煌就是梁啟超的輝煌。如果說在組織“公車上書”、建立強學會的過程中，梁啟超還主要是作為一名康門高足，唯其師馬首是瞻的話，那麼在創辦《時務報》，出任該報主筆的過程中，梁啟超便如魚得水，充分地發揮了他以文字鼓動天下、以文章推動變法的天才的宣傳能力。《時務報》以“變法圖存”為宗旨，梁啟超以主筆的身份，幾乎在每一期上都發表一至兩篇帶有政治色彩的文章。著名的《變法通議》就是以係列政論文的形式在該報上陸續發表的，《西學書目表》也著於此時。這兩部書可作為梁啟超在《時務報》時期言論的代表，前者為拯救時局的政治主張，歸結於變科舉、興學校；後者為拯救時局的學術主張，歸結於中西學並重。
《變法通議》以明白曉暢的語言，全麵係統地提出了他的變法政治主張，淋漓盡致地分析了變法維新的曆史必然性和現實必要性。首先，梁啟超提出變法之本“在變官製”的政治主張。這裏所謂“變官製”，就是要變封建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製。他認為以前洋務派的變法隻是對於舊製度的修補，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問題依然存在，所以並非真正的變革。這也說明“變官製”的理論，已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庸俗進化論，它要求對封建政治製度作某些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量上的變革。另外，他指出天地間一切事物，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都是不斷變化發展的。這就肯定了變法的曆史必然性，強調了變法是勢在必行的事情，是人力不能阻撓的。這就要求主動變法，在變法中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為變法的途徑有四種，一是像日本那樣主動變法；二是像突厥那樣由外族統治者代為變法；三是像印度那樣被並入其他國家然後被變法；四是像波蘭那樣被各國肢解，然後被統治國變法。中國隻有像日本一樣，走“自變”的道路，才“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避免為帝國主義列強所瓜分。
在《西學書目表後序》中，梁啟超借用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進一步強調中學、西學並用，認為中西學說不論舍棄哪一個都是不妥的，要兩者合用方能治天下。這一觀點正是針對封建頑固派敵視西學、新學，維護中學、舊學，主張“寧可亡國，不可變法”的落後保守思想而發的，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時務報》自1896年8月9日創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因為在《時務報》後期，梁啟超與汪康年之間的矛盾加劇，梁啟超最終憤而去職，離開報館，所以第55期後便沒有他的文章了。《時務報》前期，梁啟超共發表了60多篇文章，可謂名符其實的主筆。這些文章思想深刻，內容新穎，感情充沛，文筆優美，具有振聾發聵的政治宣傳效應，使《時務報》一下風靡全國，成為戊戌變法時期影響最大的報紙。《時務報》銷路日廣，影響日大；梁啟超也隨之聲名鵲起，名揚四海，上至士大夫，下至山野村夫，都曉得了梁啟超的名號。梁啟超以《時務報》為陣地，發表文章，抨擊時政，宣傳變法，既使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思想曉諭天下，又使他自己成為時代的變法鼓手，幾與其師平分秋色——康、梁並稱。曾參加戊戌變法，後又一同逃亡日本的王照，雖與康、梁不和，但他回憶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時期的作用時，還是客觀地說：“戊戌前，南海已蜚聲海內，實任公文章之力也。”
學堂講席
1897年11月，梁啟超應湖南巡撫陳寶箴、督學江標、按察使黃遵憲之聘，出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他此時離滬赴湘，舍報館而就學堂，決非一時心血來潮之舉，其中實有難言之隱。
早在《時務報》創辦初期，梁啟超與汪康年在辦報宗旨上就有不同意見。汪康年主張報紙應該以轉載西方新聞為主，少發議論；梁啟超則認為隻有抒發言論，才能使報紙更好地發揮耳目喉舌的功用，挽救天下的頹廢之勢。為了緩和矛盾，黃遵憲折衷兩人的意見，勸汪康年不要過份擔心言論的尺度，要梁啟超也不要太“口無遮攔”。汪、梁之爭暫告平息。
接著，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了係列政論文《變法通議》，引起了張之洞為首的洋務派的不滿，他們唆使汪康年提防梁啟超，牢牢控製《時務報》。汪康年曾是張之洞的幕僚，又做過其孫兒的業師，與洋務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實際上，他是秉承張之洞的旨意來承辦《時務報》的，對梁啟超“過激”的言論已感“觸目驚心”，時時注意防犯。但是，梁啟超並沒有被鉗製住，他一如既往地利用《時務報》宣傳變法思想。
在《時務報》第40期上，梁啟超又發表了戰鬥檄文《知恥學會序》，對清末社會各階層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作了大膽的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批判，將洋務派崇洋媚外、奴顏婢膝的本色暴露無遺，使平日趾高氣揚的洋務官員威風掃地。這下可惹惱了張之洞，他從後台跳到前台，下令禁止該期《時務報》在他所轄地區流傳。於是，汪康年也就由“總理”管起“主筆”。汪、梁矛盾進一步激化。
就在此時，湖南那邊連連來函聘請梁啟超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譚嗣同還專為此事從南京趕到上海“蠻拉硬做”。梁啟超早在去上海辦《時務報》之前就有赴湘的打算，現在看到陳寶箴、黃遵憲、江標等維新派人物在那裏推行新政，又有譚嗣同、唐才常、陳三立等一批年青的維新誌士，他認為去那裏任教不僅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學，推動湖南的變法維新活動，而且還能避免與汪康年的正麵衝突，希望能夠遙控《時務報》。正是在如此情況下，又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梁啟超才決定到湖南就任時務學堂講席之職。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非梁啟超始料所及。他一離開上海，汪康年等人就開始獨攬《時務報》。他們延用私人，擅改梁文，還不允許稱引“康學”，每天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排擠、誣蔑康有為。對汪康年等人的所做所為，梁啟超忍無可忍。1898年3月3日，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終於發出“最後通牒”，聲明今後《時務報》要麼隻有汪康年，要麼隻有梁啟超。汪康年等人當然舍不得放手《時務報》，最後隻能是梁啟超憤而去職。由此可知，汪、梁有關《時務報》之爭，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改良派與洋務派之間的一場政治鬥爭。
1897年11月，當梁啟超帶著康門同窗韓文舉、葉覺邁等人來到湖南時務學堂時，受到了隆重而熱烈的歡迎。政界、學界的頭麵人物都前來為他接風洗塵，真可謂“賓客盈門，款待優渥”。此時，陳寶箴已任命熊希齡為學堂提調，主持一切行政事務；學堂的首次招生也已完成，共錄取40名學生。
梁啟超馬不停蹄地投入到緊張的教學工作中，他首先為學堂擬訂《學約》十章，要求學生要立誌、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作為中國學校之嚆矢的時務學堂究竟應按什麼模式來辦，大家心中還沒有數。梁啟超借鑒萬木草堂的經驗，準備把它辦成“兼學堂、書院二者之長”的新式學校，既教授西學，也傳授國學。時務學堂的教學內容，用梁啟超的話說，主要有兩麵旗幟：一是陸王派的修養論，一是借《公羊》《孟子》發揮民權的政治論。為此，他寫了《讀春秋界說》和《讀孟子界說》二文，宣傳其師的變法理論，闡述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提倡民權、平等、大同之說，並廣泛地介紹西學。
時務學堂的教學形式，除課堂講授外，主要是學生讀書作劄記，老師指導並批閱。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的講學生活比在上海擔任報館撰述還要忙，他每日白天講課4小時，晚上則批答學生的劄記，經常是徹夜不眠。與《時務報》時期重點宣傳變法理論稍異，時務學堂時期他著力鼓吹民權思想，利用批答學生劄記的機會，向學生灌輸民主、民權思想，反對“君權日尊”、“民權不興”的封建專製製度，主張降天子之尊、廢拜跪之禮。發還劄記時，梁啟超又與學生展開討論，鼓勵學生的進步思想，啟發學生聯係中外現實，從曆史發展的角度，全麵理解民權思想，從而認清封建專製製度的罪惡本質。
梁啟超在擔任時務學堂講席期間，還積極協助陳寶箴、黃遵憲等維新官員推行新政、為籌劃湘事而出謀獻策。他在《上陳寶箴書》中，大膽地勸陳寶箴據湘自立，以為日後應付大難作準備。因為湖南居中國腹地，且地形多樣，礦產豐富，若能自立維新，變法圖強，則一旦中國為帝國主義列強所瓜分，湖南亦可作為保種複國的基地。在《論湖南應辦之事》一文中，梁啟超又討論了湖南自立後應辦之事。他把湖南應辦的要事歸納為三件：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就是要喚醒各階層民眾的自我意識和大局觀，梁啟超認為，做好這三件事，各項事務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梁啟超的宣傳鼓動下，湖南的變法維新活動開展得轟轟烈烈，時務學堂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新氣象，這引起了湖南頑固派的強烈不滿。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地方劣紳葉德輝等頑固勢力代表人物，以“捍教衛道”為名，對維新派進行大肆攻擊。他們刻意謾罵，肆意毀傷，說梁啟超、韓文舉、葉覺邁等人，自以為通曉西學，其實都是康有為門下的糊塗蛋；譚嗣同、唐才常等人，推波助瀾、煽風點火，都是胡言亂語。他們要挾陳寶箴開除那些持異見者，叫囂要把梁啟超趕出湖南，還計劃搗毀時務學堂。麵對頑固勢力的猖狂進攻，時務學堂主事人有點招架不住了。鑒於此，梁啟超於1898年初離開長沙回到上海，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等中文教習亦被辭離湘。
梁啟超執教下的時務學堂雖然遭到了封建頑固勢力的誹謗和攻擊，但它在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首先，它宣傳了資產階級民權思想，推動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梁啟超說他在時務學堂期間，在宣傳民權思想的同時，又批判中國的專製製度。接受了梁啟超新思想的學生放假回家後，拿出那些載有新思想的讀物，令人們大為驚訝。這樣民權革命思想得以傳播，維新與守舊之爭也隨之而起。所以，梁啟超認為，戊戌政變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時務學堂所宣揚的民權革命論。
其次，它促進了湖南各地學風的變化和書院製度的改革。時務學堂新穎獨特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對湖南各縣的學風影響很大。一些書院更改章程，增設了經世致用的實學；一些書院仿效時務學堂，願為其“附庸”；還有一些書院則徑直請梁啟超代聘教習，他們把梁啟超來湘主教，視為全省的莫大榮幸。
第三，它為變法維新事業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時務學堂第一批40名學生中，就有將近一半“成為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如林圭、田邦璿、蔡鍾浩、秦力山、李炳寰等，後來成為反清自立軍的骨幹，事敗後，唐才常等6人死於張之洞的屠刀之下；而護國運動期間在雲南舉兵討袁的蔡鍔將軍，就是40名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交朋結友
梁啟超是一個精力充沛、活動能量極大的人，他在任《時務報》主筆和時務學堂總教習期間，還進行了其他一係列與變法維新有關的活動。
1896年10月，梁啟超利用回廣東探親的機會，到澳門與康廣仁等商議辦《知新報》的事。次年2月，報紙正式出版，康廣仁任經理，梁啟超兼任撰述。1897年6月，梁啟超與汪康年、麥孟華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致力於革除纏足陋習。該會成立後很受歡迎，海內外人士紛紛入會，各地也設立了分會。梁啟超率先垂範，他勸妻子李蕙仙放足。讓女兒梁思順不要纏足。同年秋冬之際，梁啟超聯合同誌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他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對書局的宗旨作了說明，旨在通過翻譯外版書，學習西方先進製度，為中國變法做準備。書局刊印的大部重要著作有《經世文新編》《孔子改製考》，另有十多種小冊子。年底，梁啟超又與陳敬如、施小英、嚴小舫等在上海創辦女子學堂。他認為首先要使婦女獲得其應有的權力，然後風氣大開、男女平等，如此方能為大開民智張本。與此同時，為了適應政治改良的需要，梁啟超與黃遵憲、譚嗣同、夏曾佑等人，在文學方麵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要求詩歌從內容到形式進行徹底改造，強調詩歌創作要密切聯係現實生活和政治內容，為社會改良服務。這一思潮對晚清詩壇產生了很大影響。
離開萬木草堂後，梁啟超所進行的另一與變法維新有關聯的活動，就是交結朋友，“廣求同誌”。他以爽朗豁達的胸懷，真誠樂觀的態度，結交了北京、上海、湖南、廣東各地一大批誌同道合的朋友，以實現“廣聯人才，創通風氣”的目的，擴大變法維新宣傳的影響。這一活動也從一個側麵展示了他侃侃而談、善於交際的性格特征。從梁啟超在文章中提及的人名來看，他這一時期結交的朋友多達四五十位。其中與他關係密切，且對他的生活和思想產生較大影響的，主要有夏曾佑、譚嗣同、黃遵憲等人。
夏曾佑，字穗卿，浙江杭州人。他是梁啟超19歲時認識的“外江佬”朋友中的第一個，剛認識時不過“草草一揖”，互通姓名，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後來兩人卻漸漸投契起來。梁啟超回憶說：“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話’，他的杭州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個小房子在賈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會館——後來又加入一位譚複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館——‘衡宇望尺咫’。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麵，見麵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梁啟超與夏曾佑、譚嗣同可以說是在學問上最默契的朋友，他們在一起切磋學問，相互砥礪。梁、夏在性格上雖然一為“豪邁”型，一屬“內向”型，但在思想學術上則相啟相承，互相影響。夏因結識梁而“思想更趨於前進與解放”，梁則謂夏是他“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夏為近代資產階級新史學的先驅者，梁則繼之而首次提出建設新史學的要求。
譚嗣同，字複生，湖南瀏陽人。他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父親譚繼詢官湖北巡撫。青少年時期，他愛讀王夫之、龔自珍、魏源等人的書，喜談名理和經濟，曾雲遊天下，廣結名士，結交梁啟超後，則受其影響而喜歡今文經學，盛言大同，積極投身變法維新活動。在密切的交往、激烈的爭論中，譚嗣同激進的思想和敏捷的思維，給梁啟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跟康有為的信中說，譚嗣同有才華有魄力，是他所未見過的；在給嚴複的信中又稱讚譚嗣同是“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