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梁相交中，兩人討論《仁學》的事值得一提。1896年，譚嗣同的父親花錢為他捐了一個候補的官職在南京上任，而他則在南京潛心《仁學》的寫作，此時梁啟超正在上海主持《時務報》。譚每寫成一篇，就要到上海與梁討論，梁為書中閃爍著的民主政治思想所驚喜，鼓勵他將《仁學》寫下去。《仁學》是譚嗣同的代表作。它以儒家“仁”的思想為核心，包含了佛學、西學以及從先秦至明清的中國各派哲學。梁啟超認為，康有為的《長興學記》和譚嗣同的《仁學》，是他思想形成過程中影響最大的兩部書。他一生的事業大半是從這兩部書得來。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他是清末讚助變法維新的官員，又是著名詩人。梁啟超1896年到上海主辦《時務報》時與黃遵憲相識，此後兩人就引為知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黃比梁年長25歲，卻十分器重梁的變法思想和學識才華，他以兄長的身份處處提攜梁，是他大力推薦梁出任《時務報》主筆，又是他介紹梁到湖南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戊戌政變後給梁以關懷和鼓勵的還是他。每念及此，梁啟超對他的感激之情總是溢於言表。在《嘉應黃先生墓誌銘》中，他深情地回憶說，自己年輕時就結識了黃遵憲，黃遵憲給予他在學問以及生活上的幫助，令他非常感動，黃遵憲在去世前一年告訴梁啟超：國中知君者無若我，知我者無若君。兩人交之切、知之深，由此可見。
在梁啟超交朋結友的活動中，還有一件饒有興趣的事，那就是他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交結。1897年初，梁啟超專程前往武昌去拜謁張之洞，想爭取這位掌有實權的洋務大員來支持變法維新活動。張之洞當時在湖北搞洋務，需要新式人才，他看到維新運動開展得很火紅，梁啟超的名聲也日益增大，就想拉攏梁啟超為己用。得知梁啟超來訪，張之洞就打算用迎接欽差大臣的禮節來迎接梁啟超，但是，這個想法遭到了下屬們的極力反對，沒有實施。梁啟超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舉人，何以受到如此隆厚的禮遇？原來，當時已有消息說康、梁將掌握國家大權，所以張之洞隆重迎接，有討好梁啟超的意思。那天恰逢張的侄兒結婚，府上賓客盈門，張則撇下賓客不管，專門接待梁，和梁一直“談至二更乃散”，並請梁擔任兩湘時務院長。封疆大臣如此禮賢下士，使身為布衣的梁啟超惶恐不安，遂著籍稱弟子。梁啟超回上海後給張之洞寫的信中，稱張為“吾師”，對張執弟子之禮。事實上，此時的張之洞對維新派的估量過高，而梁啟超則尚未識破張之洞作為封建官僚的“廬山真麵目”。
百日維新
1895年的“公車上書”揭開了變法維新運動的序幕，經過3年的宣傳準備工作，1898年終於迎來了變法維新運動的高潮——“百日維新”。
1898年初春，梁啟超在湘得病，旋即返滬就醫。此時，康有為因德國強占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而緊急趕往北京，第五次上書光緒皇帝，“極呈事變之急”，呼籲立即變法。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公大臣在總理衙門召見康有為，討論變法的問題。29日，康有為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提出變法維新的施政綱領，認為變法要義有三，一要召集群臣商討國家大事；二要廣開門路招募賢才；三要製定憲法。光緒帝看到這份上書非常高興，把它和康有為進呈的另兩本書《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考》，放在自己的案頭，每天閱讀，由此對於國際形勢更加明晰，對變法也更加堅決支持。變法維新運動由此得到皇上的支持而進入關鍵性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梁啟超不顧尚未痊愈的病軀，由康廣仁陪同，於3月初趕到北京，和康有為一起為救亡圖存、變法維新而籌劃奔走。
1898年3月，沙俄借口德國強占膠州灣，派軍艦占領旅順、大連，強迫清政府承認旅順為俄軍港，大連為俄商港。接著，英、法等帝國主義列強相繼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大有瓜分中國之勢。梁啟超一到北京，就與麥孟華聯合各省舉人上書都察院，力陳不能割讓旅順、大連，要求皇上遠慮事變，堅忍力持，勿圖苟安，勿畏恫嚇，發憤變法，自強保國，堅決拒絕沙俄的無理要求。
康有為在向皇帝上書要求變法的同時，還在籌劃組織政治團體，希望以此鼓動士氣。4月，梁啟超協助康有為在京成立保國會，為變法作組織準備。17日，保國會在粵東會館召開第一次會議，議定《保國章程》三十條，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在京、滬兩地設總會，各省設分會。梁啟超對第一次集會盛況作了記載，說當時出席會議的包括二品高官以及參加科舉的舉人等數百人，擠滿了整個場地，康有為演說時，聲調激昂有力，在座的人中甚至有被感動得掉眼淚的。
21日，保國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梁啟超登台演講。他痛斥士大夫中流行的悲天憫人、坐以待斃的悲觀消極言論，指出，必須要讓全國四億同胞都意識到國家的危急局勢，如果想要擺脫滅亡的命運，就應該各顯其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做好自己分內的每件事，人人如此，必然能夠拯救國家於危難。
5月，梁啟超又上折請廢八股取士製度。他首先指出科舉製度是造成人才乏絕、國事危急的本原，建議立即停止八股取士，推行形勢教育，培養人才，抵禦外侮。然而，科舉製度在中國根深蒂固，八股製藝與士大夫性命相關。廢除八股取士製度無疑會觸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打破成千上萬準備通過科舉之路升官發財的讀書人的夢想。所以，梁啟超的《請變通科舉折》必然倍受阻隔，而一些不明大義的讀書人對梁啟超此舉也是痛恨不已。《戊戌政變記》記載，當時梁啟超把要求廢除科舉的奏折遞交給都察院，都察院不收，給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收。當時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以萬計，當他們聽說梁啟超要求廢除科舉後，一個個義憤填膺，恨不得食肉寢皮，視梁啟超為不共戴天的仇人，四處造謠汙蔑，詆毀梁啟超。
以上活動表明，康、梁把變法的希望寄托在光緒皇帝身上，而光緒目睹列強瓜分中國的現實，亦不甘心做亡國之君。在翁同龢的奏薦撮合之下，光緒與改良派取得了聯係，認識到不變法不能立國，遂決定依靠改良派，在全國實行自上而下的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詔定國是”，變法開始，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政變”發生，變法結束，曆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因為這年是戊戌年，故又稱“戊戌變法”。
其實，改良派在組織強學會、開辦《時務報》時期，就大力宣傳變法，使風氣大開，“天下人士鹹知變法”。然而，這樣的變法宣傳隻在基層有影響，並未影響到高層，即未定國是，所以人心不一，趨勢不明，雖雲變法，仍是守舊而已。現在，維新派與帝黨、皇上結合，由上層推行變法的時機已到，於是禦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相繼上書，請定國是。這才有6月1日，光緒召集軍機全堂，下詔定國是的“四千年拔舊開新之大舉”。
光緒皇帝的詔書實際出自翁同龢之手，它打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旗號，“以變法為號令之宗旨，以西學為臣民之講求”，著力強調練兵強國、興學育才，號召上下一心，發憤圖強，以挽救民族危機。因為這是皇上親自頒布的詔令，所以影響特別大。對此，梁啟超說，由此開始，舉國上下，從官方到民間，都在激烈地討論變法，這是一切維新變法行動的開端。
“詔定國是”後，改良派鼓勵光緒皇帝任用新人，推行新政。6月13日，徐致靖上折，請求皇帝破格任用維新派人士。徐致靖在折中奏保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5人。徐致靖認為康有為既愛國又有才，不管是中國曆代的變革還是國外的改革，他都了如指掌，而他20年前就開始提倡變法，如果皇帝把康有為召來當變法顧問，對於推行變法必然是非常有利的。對於梁啟超，徐致靖說他有才學，通古今，也建議皇帝把他召到身邊聽用。根據徐致靖的上折，光緒下詔預備召見康有為和張元濟，並命黃遵憲、譚嗣同送部引見，梁啟超在總理衙門查看奏章。
6月16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仁壽殿召見康有為。此時，光緒雖有變法的決心，但對如何變法及變法的前途都茫然無知。於是，康有為為皇上指點迷津，認為變法應該先定製度然後再辦具體事宜。光緒覺得康有為講得有道理，然而製度好定事情卻很難辦。例如，他知道朝廷到處都是守舊官僚，國事全誤在這幫守舊大臣手裏，他們是變法運動的最大阻力，可是他卻無權罷免他們。怎麼辦？康有為又獻上一條錦囊妙計，建議皇帝在保留舊製度的同時，增添新製度，也就是在盡量不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前提下實行變法，他認為這樣可以減少變法的阻力。召見後，光緒依照康有為的“妙計”，命他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並許其專折奏事。
7月3日，光緒皇帝召見梁啟超。梁啟超認為，中國貧弱關鍵在於百姓的愚昧，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大辦學校，以西方新知識啟迪民智。皇上讓他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賞以六品銜，負責辦理譯書局事務。清朝慣例，皇帝召見的舉人，一般都會被賜給要職，何況梁啟超當時已聞名天下，飲譽海外，按理這次召見皇上要委以重任。不想，梁啟超未得要職，僅被賜以六品官，仍舊隻是把辦報作為主業。有人對此解釋說，主要是因為梁啟超隻會廣東話，不會官話，導致他和皇帝沒有溝通好，皇帝聽不懂他說什麼，隻得勉強封賞個小官。盡管如此，梁啟超還是十分感激皇上的召見，他在《戊戌政變記》裏不無自豪地說，能得到皇帝召見的都是四品以上大臣，召見低級別的官吏是數十年來未有過的，而他梁啟超以布衣之身被皇帝召見，這是清代前所未有的事，由此可見皇帝對他的重視。
“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和梁啟超利用在總理衙門專折奏事、查看章奏的有利條件，不斷上奏呈折，借皇帝上諭的形式，頒布了一係列除舊布新的變法詔令，大張旗鼓地推行新政。
在政治方麵：準許官民上書言事，官吏不得阻礙；準許創立報館、學會，以廣開言路；改革官製，裁撤閑散重疊的機構，裁汰冗員。
在經濟方麵：設立農工商總局，鼓勵私人辦實業；設立礦務鐵路總局，修築鐵路，開采礦藏；開辦郵局。裁撤驛站；改革財政製度，編製國家預算決算。
在軍事方麵：裁減舊式軍隊，仿效西方，訓練新式陸海軍，以加強國防。
在文化教育方麵：改革科舉製度，廢除八股，獎勵科學著作和新發明；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設立譯書局，翻譯西書。
這當中許多重要的新政建議都出自康、梁之手，誠如梁啟超所說：“新政來源，真可謂全出我輩。”所有這些變法詔令都圍繞著一個宗旨，即挽救民族危機，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盡管這場變法維新運動是在根本上不改變封建製度的前提下進行的，但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頑固派還是不能容忍變法繼續下去，就在改良派忙於變法詔令的起草和頒布的同時，頑固派已在暗中磨刀，準備發動政變，扼殺這場運動。
戊戌政變
戊戌變法從一開始就遭到頑固派的竭力反對，麵臨著危機。在光緒皇帝“詔定國是”後的第四天，慈禧太後就開始反攻。6月15日，她突然拿出一道命翁同龢開缺回籍的詔書，強迫光緒帝宣布。翁同龢是皇上的老師，帝黨的首領，又身居要職(時任軍機處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熱心變法。當時滿朝大臣，半皆後黨，唯有翁同龢對皇上忠心耿耿。慈禧太後以“出言不遜”、“攬權狂悖”為由，要革除其職，目的是為了剪除皇上的羽翼。所以皇上見此詔，心驚膽戰，手足無措。翁同龢一走，皇上就失去了變法的重要助手。
為了進一步挾製光緒，削弱維新力量，同一天，慈禧太後又脅迫光緒下了另兩道詔書，一是凡二品以上新官授職，皆須到她麵前謝恩。這樣就削弱了光緒的用人權，使高級官員的任免權牢牢掌握在後黨手中；二是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是慈禧第一親信之臣，恭親王奕（左訁右斤）死後，他不入軍機輔政，而為北洋大臣，實是承太後旨意專為節製北洋三軍(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軍)，控製重要的武裝力量。這三招著實陰險毒辣，梁啟超認為，翁同龢被罷官，榮祿掌握兵權，慈禧召見大臣，便已經埋下了變法失敗的種子。
然而，光緒帝也利用手中掌握的起草上諭、發布詔令的權力，不失時機地任用新人，打擊後黨。其中最大的舉措莫過於罷黜禮部六堂官和擢用四京卿。8月下旬，禮部主事王照上奏，請皇上東遊日本，考察日本的變革情況。禮部尚書許應騤、懷塔布拒不代奏，王照責以阻遏新政，並欲往都察院遞折。懷塔布等不得已答應代遞，但又作折彈劾王照“咆哮署堂”，圖謀不軌。9月4日，皇上發布上諭，斥責懷塔布等故意扣押王照的奏折，認為這是禮部官吏不尊重皇帝，因而革除了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名官員。並對王照進行了表彰，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因阻撓一個部員的條陳，竟將禮部全堂革職，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要給仇視變法的頑固派一個警告，打擊一下後黨的囂張氣焰。
次日，光緒又下詔擢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位維新人士為軍機章京，參預新政。梁啟超認為，此時的光緒皇帝已經意識到了頑固派的阻力之強大，皇帝大有豁出個人安危以求變法的心願，因而更加大膽地啟用新人，推行新政。光緒提拔楊銳等四人亦是用心良苦，由於慈禧太後和守舊大臣特別疑忌康有為，光緒自不敢明用，而楊銳、劉光第都是保國會會員，與康有為同聲氣，林旭和譚嗣同分別是康有為的弟子和最信任的人。任用此四人為軍機章京，也就使得皇帝和康有為之間有了可靠的聯絡渠道，而不必受製於人。
罷免六堂官和擢用四京卿，震動了整個朝廷，守舊大臣驚恐萬分，於是也就加速了後黨的政變陰謀。慈禧太後和榮祿早就有廢立之謀，他們計劃10月乘光緒到天津閱兵之機，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捕殺維新誌士。
8月24日，慈禧太後強迫光緒發布巡幸天津的日程，後黨廢立政變的陰謀已經露出端倪，光緒也有所覺察，他曾對慶親王說過，他誓死不往天津。9月初，光緒皇帝不按照慈禧的安排去天津一事已經朝野皆知，此時正值革六堂、擢四卿，守舊大臣側目相視，後黨再也不能容忍了。
9月5日，被革職的懷塔布等人，前往天津與榮祿密謀。幾天後，禦史楊崇伊等數人，又往天津與榮祿籌劃。在他們精心布置下，榮祿調聶士成之軍5000人駐天津，以防袁世凱，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升店(距北京彰義門四十裏)，以防北京有變。刀光劍影預示著“血雨腥風”即將到來。光緒已感到皇位坐不穩了，於是連下兩道密詔，一道命康有為等人妥速籌商，挽救危局；一道讓康有為出外逃命，以圖將來。
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讀完密詔，痛哭流涕，發誓誓死保衛皇上。由於情況緊急，容不得多思，他們決定勸說袁世凱用武力勤王救駕。袁世凱是一個善於偽裝、工於心計的人。甲午戰爭以前，他是張謇的學生，與翁同龢同屬主戰派；甲午戰爭以後，他又靠攏帝黨，加入強學會。在維新派看來，袁世凱是擁護變法的，是可以利用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天津小站練兵，手中有7000精兵，是必須加以利用的人。康有為認為在那些手握兵權的將領中，隻有袁世凱是維新派可以依賴的。現在情況緊急，康有為自然要起用此人。於是，他和譚嗣同向皇上保薦袁世凱，召他進京，準備給他參謀部長的職務，讓他用手中的兵權和武力，保護皇上，支持變法。
9月16日，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令專辦練兵事宜。為慎重計，譚嗣同於9月18日專程到北京西郊法華寺袁世凱寓所，當麵向他交待了保護皇上、誅殺後黨、清肅宮廷、恢複帝權的“不世之業”。袁正色厲聲地表示，作為皇帝的臣子，救護皇上是他義不容辭的義務，他願意出力。當譚激以榮祿不好對付時，袁大言不慚地說：“誅榮祿如殺一狗耳。”譚遂放心而去。
然而，袁世凱深知皇上手中無權，改良派更是紙上談兵，廢立政變就在眼前，光緒將不能自保，投靠他等於白送死，而賣主則可以求榮。20日，袁世凱請訓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連夜將消息告訴慈禧太後。次日(9月21日)，慈禧由頤和園回宮，將光緒囚禁於瀛台，又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上諭，由她出來“訓政”。至此，“百日維新”宣告結束。
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前後隻持續了103天，便曇花一現，化為烏有，原因何在？首先，封建守舊勢力十分強大，改良派力量極其弱小，這是戊戌變法遭到迅速慘敗的主要原因。梁啟超在分析政變的總原因時指出，當時國內掌握政權之人，都是一些昏庸自私的封建官僚，改良派手無寸鐵，想和他們爭權無異於與虎謀皮、自尋死路。
其次，改良派脫離群眾，把變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幻想通過皇帝的一紙詔令，革除中國社會千餘年之積習陋弊，自強圖存。而頑固派則層層阻撓，使皇上的變法詔令成為一紙空文。就像梁啟超說的，當變法詔書下達之後，由於各地官員都是慈禧任命的，所以他們根本就無視皇帝的存在，對變法詔書置之不理。
此外，改良派大多出身地主官僚，從小受封建正統思想教育，民族危機加深後，他們又轉向資本主義文化，向西方尋求真理，並把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與中國封建文化扭合在一起，打著孔子的旗號，利用經學的形式，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論。結果，他們一方麵對封建勢力處處退讓，造成行動上的軟弱妥協。如改良派“不變人”的用人政策，就是造成變法失敗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麵改良派又對西方列強幻想太深，認為中國可以依靠幾個西方大國的支持來完成改革事業。直到政變後，改良派還是企圖依靠帝國主義的力量來對付頑固派。他們議定李提摩太見英使，梁啟超見日使，容閎見美使，請這些國家設法救助光緒皇帝，然而均未達到目的。
戊戌變法由於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種種軟弱與局限而失敗了，但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進步意義和重要的曆史作用仍不容忽視。維新誌士以他們的愛國熱情和寶貴生命，給萬馬齊喑的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線生機。“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一係列變法詔令，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使近代中國第一次出現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激起了國人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同時也培育了一批從事資產階級革命的骨幹力量，為後來的辛亥革命作了必要準備。
東走日本
戊戌政變後，為了斬草除根，維持搖搖欲墜的封建專製統治，頑固派雙管齊下，一麵推翻新政，一麵窮捕誌士。政變後的一切舉措多由軍機大臣剛毅主持，他認為光緒帝頒布的新法決不能執行，必須清除，而那些呼籲變法的人，也得清理。在一個月之內，頑固派廢除了一切新政(隻保留一個京師大學堂)，恢複了一切被廢除的舊政。例如：複置已裁汰的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禁止士民上書，禁止成立會社，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中小學，廢除農工商總局，恢複八股取士製度，取消經濟特科，恢複武試弓刀石之製等等。
推翻新政，恢複舊製的同時，頑固派又開始窮捕誌士，大肆殺戮。以至一時間，血雨腥風、人人自危。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所載，被拿辦下獄、革職監禁、遣戍議處的維新誌士，多達22人。例如：徐致靖革職，永遠監禁；徐仁鑄(致靖之子)、陳寶箴、陳三立(寶箴之子)、王錫蕃、江標、宋伯魯、李嶽瑞、張元濟、熊希齡等均革職，永不敘用；李端棻、張蔭恒革職，遣戍新疆；康有為、梁啟超、王照革職拿辦，逮捕家屬，查抄家產；先期已被革職的文廷式，現又遭拿辦，逮捕家屬；黃遵憲也被免職通緝。此外，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政變後抗疏請慈禧“撤簾歸政”的禦史楊深秀，以及軍機四卿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6人，於9月28日不經審訊即被處斬，史稱“戊戌六君子”。
為了紀念“六君子”，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特別撰寫了一篇《殉難六烈士傳》。其中《譚嗣同傳》記載，譚嗣同被捕前曾有日本誌士多次勸他東逃日本，他則說，各國變法時，都付出過血的代價，而唯獨中國還沒有聽說過誰為變法流血，這也是變法無果的原因所在，他要做為變法流血的第一人。
譚嗣同被捕入獄後，在獄中牆壁上題詩一首：“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臨刑前，他又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以他們殷紅的鮮血揭露了腐朽透頂的清王朝的頑固與暴戾，以他們寶貴的生命演繹了變法維新運動中最悲壯的一幕。
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領袖，梁啟超是他最主要的助手，清政府當然不會放過他倆。在處決“六君子”的第二天，就有一道緝捕康、梁的上諭，認定康有為是逃脫的“叛逆之首”，要求各地官員全力緝拿康、梁。
那麼，此時的康、梁究竟在哪裏呢？政變發生的前一天，康有為在英國人的幫助下逃出北京，後在天津搭乘英國軍艦逃到上海，接著經上海到香港，再由日本人宮崎寅藏接到日本。9月21日政變發生的那一天，梁啟超正與譚嗣同在一起。他倆對坐在床上，商討如何營救光緒皇帝的事。忽然，有人來報，說清軍要查抄康有為的南海館，然後又傳來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的消息。譚嗣同知道維新運動大勢已去，但心裏卻十分平靜。他告訴梁啟超，當初想救皇上的時候，他無能為力；現在他也無力救助康有為，他已經是什麼事都做不來了，隻求一死。他還勸梁啟超到日本使館去避難，並設法救助康有為。在他看來，如果大家都不走，將來就毫無希望，如果沒人流血犧牲，就對不起皇上。他決心以死報效皇上，而要求梁啟超設法活下來，繼續他們未竟的事業。於是，兩人擁抱而別。
梁啟超自投身變法運動起即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在來北京前曾對同仁表示，隻要能拯救陷入危機的國家，他不惜一死。政變發生後，京城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康有為生死不明，皇上已被幽禁，梁啟超心中萬分焦急。現在，他所擔心的不是自己個人的安危，而是皇上的處境和康有為的安全，為此，他跑進日本使館，向日本友人尋求幫助。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在《談談我的七十年》一書中，詳細記載了此事：
梁啟超跑到公使館來，說一定要會見我，這時正是午後二時。我和伊藤公(即伊藤博文，曾任首相，當時在北京訪問)吃完飯正在談話，無論怎樣，讓梁到另室會麵。一見，他的顏色蒼白，漂浮著悲壯之氣。不能不看出事態之非常。梁直截地說：請給我紙。馬上自己寫出下麵的文句：“仆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願有兩事奉托。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如果我也被捕，最遲在三天內也將被殺。我的生命早就準備獻給祖國，毫無可惜。請解皇帝之幽閉，使玉體安全，並救康有為氏。所說奉托之事，隻此二端。”
我決斷地說：“可以。君說的二事，我的確承擔。”我又說：“你為什麼要去死呢？試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變，什麼時候都好到我的地方來。我救你啊！”
梁聽了我的話，暗暗落淚，同時倉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館門口騷鬧著。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飛快地跑了進來，那麼這個問題便擱在我們身上了。我無論如何，把梁放進一個屋子裏。沒有辦法，所以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伊藤公，伊藤公說：“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當時，使館也不太安全，所以，林權助決定把梁啟超交給正好逗留在京的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鄭永昌領事，並讓他倆化裝成打獵的樣子，乘火車去天津。可是，在天津車站月台上行走時，梁啟超被人認出，兩人迅速隱藏到人群裏。9月25日，梁啟超在日本友人的精心安排和幫助下，乘快馬號小艇由海河駛向塘沽，在那裏轉乘大島號軍艦，逃往日本，開始了他一生中長達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