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東京，在康有為仿效申包胥哭秦廷的同時，梁啟超也與日本外務大臣的代表誌賀重昂舉行筆談，目的就是想利用外交手段，借日本等外國政府的力量，解光緒之幽閉，助其複位。雖然梁啟超認為這是“勤王”的上策，但是外國政府不可能為了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來折騰自己的兵力。此計不成，梁啟超、康有為等就開始走下策。這就是“義師清君側”的武裝“勤王”運動，史書又稱“庚子之役”。
這次“勤王”運動從地區劃分上可分國內、海外兩大塊。海外主要是康、梁等“保皇會”成員的活動。1899年7月，康有為在維多利亞、溫哥華率先成立了保皇會。全名又稱“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或“中國維新會”。此會成立不久，很快推向了美洲、澳洲和南洋等地，大力鼓吹保皇維新運動。
康有為親自撰寫《保皇會歌》，其第五章唱道：“皇上亡不複位兮，中國必亡。皇上之複位兮，大地莫強。同誌灑血而憤起兮，誓光複夫我皇。”足見康有為的決心。此時，梁啟超積極配合康有為的“勤王”活動。尤其突出的是，梁啟超在檀香山，加入當地的“三合會”，取得了他們的信任，被“三合會”尊稱為“智多星”。不久梁啟超就控製了“三合會”，壯大了保皇會的勢力。
康、梁的海外“保皇”活動，在思想上、經濟上、輿論上有力地支持了國內“勤王”運動，推動了勤王的進程。但是他們畢竟流亡海外，鞭長莫及，不可能代替國內的實際活動。國內的“勤王”活動大致又可分成兩路：一路是康、梁直接領導的兩廣“勤王”；一路是康、梁間接幹預的自立軍起義。從社會影響來說，自立軍起義遠遠超過了兩廣“勤王”。這次武裝“勤王”運動，從醞釀到失敗，曆時近兩年。關於武裝“勤王”的萌發原由，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護圍之役回顧談》《蔡鬆坡遺事》等數篇文字中都談及了。
時務學堂解散後，時務學堂學生唐才常、林圭、蔡鬆坡等11人，掙脫各種壓力，誌氣昂揚尋師梁啟超到了日本，希望繼續聆聽梁啟超的教誨，這令梁啟超異常感動。當時，他們都是亡命之客，梁啟超又是清廷緝拿的要犯。但嚴峻的客觀環境摧垮不了他們的高昂熱情。沒有住處，隻好租了三間房子，晚上十幾個人打地鋪，當臥室；早上再卷起被窩，當教室。
他們依然按照時務學堂的學習方法，讀書寫劄記，並且“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時常一起商洽武裝“勤王”之事。不久，唐才常等人就回國做準備工作。
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曾描述唐才常、林圭等人自日本歸國時的動人場麵：“出發之日，梁啟超、沈翔雲、戢翼翬等在紅葉館設筵祖餞，孫中山、陳少白、平山、宮崎皆在座，各舉杯慶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
正當此時，國內傳來廢立事件，清廷準備廢除光緒帝，立多羅端郡王載漪長子15歲的溥亻雋嗣位。這消息反而加快了“勤王”步伐。於是，康、梁等人便緊鑼密鼓地全麵布置起來。唐才常、狄葆賢等回國主持長江流域一線(主要是滬、漢)，梁炳光、張學璟等負責兩廣一帶。這就是國內“勤王”的兩路人馬。而葉湘南、麥孟華等駐日本，徐勤運動於南洋，梁啟田奔走於美洲。保皇會的總會設在澳門，由何穗田、王鏡如、歐榘甲、韓文舉等人負責。梁啟超則在檀香山籌款，康有為駐新加坡主持全局。由此可以看出，康、梁等人使出了渾身解數，在保皇會上上下下來了個大動員。
唐才常、林圭等人回國後，便積極地組織會黨，團結人心，網羅義師，以至“會黨”成為這次武裝“勤王”的主要組織形式。他們先是在上海，表麵上以日本人田野橘次名義組織東文學社，實則醞釀組織正氣會，後來改為自立會，稱其軍為自立軍，聯絡了上海一批維新誌士；同時，自立會在上海開設富有山堂，聯絡了長江一線的哥老會組織。
唐才常組成的自立會可以說是個非常複雜的組織，它既不同於孫中山的興中會鮮明提出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宗旨；也不同於康有為的保皇會“專以救皇上”的宗旨，而是兼而有之。這種矛盾性集中反映在自立會的領導集團組織形式上。當時自立會一麵接受康、梁領導，一麵又遙戴孫中山，稱之為“極峰”。這種矛盾性可以說是唐才常此時思想矛盾性的反映。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又集合社會名流80多人，在上海愚園的南新廳，成立了中國國會。此次大會推選容閎、嚴複為正副會長，選舉唐才常為總幹事，並主持日常工作。他們打出了“不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請光緒帝複辟”等主張。這同樣是一張充滿矛盾的宣言。
不管怎樣，唐才常等人在自立會、國會的旗幟下，以“勤王”為宗旨，聯絡了10多萬會黨群眾。一時間，氣勢逼人。“這次起事，原計劃分七軍，以武漢為中心，湖北、湖南、安徽三省同時發動；聯絡所及，東至江浙，南通兩廣，西至巴蜀，北達豫陝。”可是，這場聲勢浩大，醞釀一年多的自立軍“勤王”，卻因康、梁答應籌集的款子遲遲不到，起事隻好一再延期。
有關自立軍的消息也很快泄露出來，傳進了張之洞等清廷官員的耳朵。8月7日，大通的自立軍被迫倉促起事，毀於一旦。22日，張之洞逮捕了唐才常等一大批自立軍成員，唐才常壯烈犧牲。自立軍的起義被消滅在萌芽之中。
與自立軍起義相比，康、梁直接領導的兩廣“勤王”活動更是不堪一擊。1900年春，由於清政府的軟弱媚外和帝國列強的肆意掠奪，山東、天津、北京等地爆發了轟轟烈烈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清政府陷入了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境地。
康、梁認為，正當清政府內部對義和團的意見紛繁複雜，或剿或撫，舉棋不定的時候，是武裝“勤王”的大好機會。他們指使梁炳光、張學璟活動於兩廣。他們的計劃是想利用各地清軍防勇反正，作為武裝“勤王”的力量，先“從閩粵發難”，然後“以全力取桂、襲湘、攻鄂，而直搗京師”。當時兩廣總督是李鴻章，所以梁啟超多次建議康有為派人勸說李鴻章脫離清廷，擁兵在兩廣成立“自立國”，助光緒帝複位。同時，他又建議利用外交手段，取信英國，以助其一臂之力。對這套方案，梁啟超十分得意，信心十足，似乎大局已穩操在手。
然而，事實的發展令梁啟超大失所望。因為義和團運動迅速發展和清政府的曖昧態度，1900年6月，八國聯軍發動了侵華戰爭。一時間，天津失陷，北京危在旦夕，國內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外國列強之間與國內各種關係又組成了新的格局。於是，虛情假意且貪婪成性的英國政府和狡猾多端的老官僚李鴻章，皆為了各自利益，雙雙疏遠直至拋棄了康有為、梁啟超。康、梁的如意算盤，在自立軍起事失敗前，便“壽終正寢”了。
在這場“勤王”運動中，梁啟超奔波於東京、檀香山、上海、新加坡之間。他熱情高漲，十分活躍。據統計，他在檀香山為“勤王”發出的聯絡信函就有數百份，扮演著這場運動領導者的角色。
首先，他本著“解救光緒”的原則，統一會黨思想。他在給康有為的信中說：“我輩所以如此千辛萬苦，為救皇上也。”儼然一派忠君報國的形象。於是在他的建議下，自立會刪去“滅洋”的口號，以圖得到洋人的幫助；於是在他的鼓動下，一批會員群眾士氣振奮，視死如歸。
其次，他本著“闊達大度，開誠布公”的原則，網羅人才。他認為要舉大事，必須要足夠包容，團結盡可能多的力量。他自己曾想組織菲律賓散勇，聘請美國一大將回國“勤王”，又曾多次寫信給國內組織者，網羅如大刀王五等義師。
再次，在這場活動中，梁啟超最焦心最忙碌的是募捐籌款。這次“勤王”海外共籌款得30多萬，梁啟超一人籌得近三分之一。而且梁啟超去美洲籌款的設想因故落空，不然籌款更多。另外，梁啟超還采取極力討好孫中山，刺殺李鴻章、劉學詢等手段，幫助“勤王”。
總之，為了“解救光緒”，梁啟超確實力盡其才，置生死於不顧。麵對自己被清政府懸賞十萬大洋不問死活緝拿的險境，梁啟超於8月一度返國，在上海虹口朝陽館住了10日，而且慷慨作成《東歸感懷》一詩。詩中洋溢著一股壯誌未酬、視死如歸的精神，足見梁啟超的決心與誠心。
“勤王”失敗的原因很複雜，但梁啟超也有一份責任。他和康有為一樣，不是全心全意為準備比較充分的自立軍服務，而是分散精力、財力、人力去搞毫無希望的兩廣“勤王”。在兩廣問題上，康、梁二人又有分歧。康有為傾向廣西，梁啟超偏向廣東。相互拆台，無法統一步調。
當然，這次“勤王”，是梁啟超思想處於異常激進的時期，他付出的代價也最大，因而“勤王”失敗對他的刺激也最深，可謂“憂思百結”，苦不堪言。尤其當秦力山等起義者和廣大華僑懷疑康、梁貪汙捐款，指責他們貽誤大局，要和他們算賬時，梁啟超氣憤地要進山當和尚。同時，唐才常等誌士血的教訓，再次震痛梁啟超，把他帶進了深深的思索之中：“熱血一腔誰可語，哀哀赤子吾同與。”
遠足檀澳
梁啟超初旅日本，度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後，離日赴美。不過，這趟赴美“遠差”，因種種原因，不得不隨時更改。他在檀香山住了半年，又取道日本回上海住了10日，後趨往新加坡逗留數日，接著遊澳洲半年之多，才回東京。在輾轉顛簸中，國內外形勢千變萬化，梁啟超的思想情感也在變化著。
戊戌變法的失敗，著實令梁啟超成熟了一些；初旅日本，他創報辦學，廣交朋友，同時耳濡目染，潛心研習，也確實讓自己練達了許多。1899年夏，章太炎到日本見到梁啟超，就覺察到梁啟超的變化。他在給汪康年的信裏感歎地說：“鬆柏非遇霜雪，不能貞堅，斯人今日之深沉，迥異前日矣。”正因為如此，梁啟超的社會影響日趨深廣。
在他首途赴美前5日，日本友人柏原東畝在箱根的環翠樓為他設宴餞行。席間出縑紙向梁啟超索書。梁啟超激動地寫下了“壯哉此別”四字，並係一首小詩：“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聞。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足見梁啟超當時的風采，情景極其悲壯。
1899年12月19日，梁啟超始發東京，當晚，大同學校幹事諸君，餞之於校中。高等學校發起人諸君，又餞之於千歲樓。散席後，梁啟超與同學諸君在清議報館，暢談了一個通宵。20日正午，梁啟超乘香港丸，發橫濱。此時，到江邊為他送行的人有數十人，把他送上船的有十幾人，這番數人相送、珍重而別的場麵，令梁啟超感慨萬端：一年前亡命東瀛，是何等的淒淒孤寂；現在，又是何等的“榮耀”與“聲勢”！
於是，梁啟超帶著激動、興奮；揣著宏圖、囑托，馳進了太平洋，大海再一次擁抱了這位天之驕子。
12月31日，梁啟超抵達檀香山，受到當地華僑民眾的歡迎，於是他暫時放棄去美洲，在檀香山滯留了數日。後來因治鼠疫，華人不得赴美，遂居夏威夷半年，按梁啟超自己的話說，此次遠行“任重而道遠”，所以這半年，梁啟超主要為保皇會、“勤王”運動奔忙，他集會、演講、募捐，聯絡各界人士等等，以至使檀香山成了“勤王”運動的一大指揮中心。
梁啟超在檀期間，住在華僑梁任南家中，二人相處甚洽。梁啟超離開檀香山時，曾為這位愛國華僑留詩四首。這四首詩中，既有“與君兄弟交”和“豈直意氣交，每為道義談”的情誼，又可見梁啟超“萬一事不成，國殤亦足豪”和“努力造世界，此責舍我誰？來日舒且長，大地坦且夷；與君一揮手，毋為兒女悲”的愛國襟懷。可見當時梁啟超對“勤王”運動抱著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充滿著樂觀與豪情。
1900年8月，梁啟超因“勤王”事急歸上海。第二天，漢口難起，“唐、林、李、蔡、黎、傅”庚子六君子先後就義。梁啟超滯留上海10天，便取道香港，赴新加坡去見康有為，彙報有關事情。
在新加坡居數日，應澳洲保皇會的邀請，梁啟超於9月期間自印度（左木右咢）伽島乘英國輪船起程去澳洲。在澳期間，他自西向東，環遊一周。每到一處，皆受到人們的殷勤款待，被捧為偶像供養、羨慕。但是，“勤王”運動的失敗影響了梁啟超的心緒，又因為“勤王”失敗，華商捐款熱情低落，梁啟超的心裏更是蕭瑟淒涼。所以這次遊澳洲，梁啟超的心境遠不如在夏威夷時輕鬆與浪漫。
1901年6月3日，他給康有為的信裏在談到為保皇會捐款奔走一事時，那縷蕭颯低落的心緒就不自然地流露了出來。他此時的詩文中同樣籠罩著一股悲愴氣氛，無法尋覓到昔日的狂妄與自信。梁啟超於1901年6月複返日本，等待他的將是再一次的振奮勃發。檀山戀曲
縱觀梁啟超一生，他每做一事皆熱情高漲，偶爾的蕭簡，也最終被激情衝去。不過，在暴雨惡浪中逐漸成熟，盡展“英雄”氣概的梁啟超，也有著情意綿綿的兒女情長。
梁啟超的一生總是與其家人離多聚少。他自甲午中日戰爭起，開始了浪遊生涯，那時他往來於京師、廣東、山海關、上海、杭州、武昌、長沙之間；維新變法失敗後，他亡命海外14年。在這14年中，他並非滯留一地，而是以日本為中心，遠足檀、澳、美洲等地；再後來，他又漫遊歐洲一年多。即使回國後，也是因時勢變幻，蹤影不定。不過，梁啟超是一位“忠孝”兩全的人，在為國事為理想奔波時，他同樣深深地惦念著遠方的親人們。
在異國的月夜裏，在狂風怒號的太平洋上，或是在痛苦孤寂時，在興奮得意時……“家”總是梁啟超的精神故鄉，猶如一灣溫柔的港灣，讓這位熱情高漲的“鬥士”、“驕子”得到慰藉。不管浪遊何地，不管遇到何等大事，梁啟超總是想方設法與親人們通信聯係。在初旅日本、遠足檀澳的日子裏。梁啟超因惦記家事，更是頻繁致書。從這些書信中，我們既能看到在社會漩渦中叱吒風雲的梁啟超，也可以欣賞到在親情氛圍中眷意綿綿的梁啟超。他為因自己的逃亡，清廷查搜了新會原籍，家人隻好避居澳門而慚愧；他為自己不能盡子之義、盡夫之責而不安，等等。真可謂父子之義、夫妻之情、兄弟之誼，盡在其中。
在親人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妻子李蕙仙。梁啟超與李蕙仙的結合，不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而是媒妁之言。但是他們卻一見如故、情投意合。最能反映這倆人肝膽相照情意的，要數梁啟超在檀香山時，相遇女郎何蕙珍一事。我們姑且稱為“檀香山戀曲”。
在一望無際、湛藍雄渾的太平洋中，有一個由8座小島組成的島嶼，這就是檀香山。女郎何蕙珍就生活在這裏。她是一位華商的女兒，芳齡二十，天資稟賦與良好教育造就了她獨特的才華和非凡的魅力。她通西文，尤善操西語，以至檀香山無一男士能與她相比，學問見識皆甚好，有丈夫氣，喜談國事，又嫵媚動人。16歲從教，言傳身教的生活又為她增添了一份高雅的氣質。不過，何蕙珍給梁啟超的第一印象卻很一般。
何蕙珍的父親是一位保皇會會員，有一天他宴請梁啟超，同時應邀的有西國縉紳名士及婦女十數人。席間，他們請梁啟超演說，何蕙珍充當了翻譯。初見蕙珍，梁啟超見她粗頭亂服如村姑，沒有在意。然而入座傳語、流利順暢、悅耳圓潤的西語，頓時令梁啟超大吃一驚。留神一看，才覺察出她目光迥迥，聰慧喜人。
宴畢臨行，梁啟超與眾人握手道別。何蕙珍一番細語撥動了梁啟超的心：“我萬分敬愛梁先生。可惜僅愛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願期諸來生，但得先生賜以小像，以遂心願。”這席話使梁啟超如入夢境，不知所對，隻好唯唯而已。
第二天各大西報遍登梁啟超的演說之辭，稱頌梁啟超的名論，同時也大讚何蕙珍的才華。其時，有一家西文報紙，大肆誣謗梁啟超，何蕙珍卻屢次隱名寫文章予以駁斥，梁啟超知悉後，越加感服何蕙珍。蕙珍的音容笑貌已時常縈繞在他的心頭，“剪不斷、理還亂”。幾天後梁啟超便按何蕙珍的要求贈她小像一枚，蕙珍回贈了自織的兩把小扇。
不久，梁啟超航海到附屬各小埠演說。這段時間，二人雖未見麵，但期盼之情常存。梁啟超由敬愛到特別思念蕙珍，蕙珍則越加眷念梁啟超。半個月後梁啟超返回。一回來，友人便為蕙珍來說媒，並告訴梁啟超，數年前，何蕙珍因檀香山無一男士足當她一盼，而發誓不嫁。唯有見到梁啟超後，情感的堤壩被衝開，有“直教生死相許”之勢。她雖然知道梁啟超有妻室，但隻要梁啟超願意，她寧願以侍妾身份相伴，也毫無怨言。
聽完這段話，梁啟超如夢初醒，蕙珍不僅才華橫溢而且胸懷大誌，對自己更是一往深情。梁啟超陷入了困惑之中，而正是這種困惑，反映了梁啟超的真實情懷。以情感上說，他被蕙珍的癡心感動；從道義上說，他又不能接受。於是他動情地告訴友人，他當初曾經參與創建了一夫一妻世界會，提倡一夫一妻，自己是決不能違背自己的信義的，況且他如今流亡海外，被朝廷通緝，隨時可能喪命，連原配夫人他都無力照顧，又怎麼能再拖累一人呢？梁啟超的一番表態，令人油然起敬。
5天後，何蕙珍的老師宴請梁啟超，蕙珍又為梁啟超充當翻譯。此次相見，倆人深談良久，雖沒有道明心事，但他們從中國女學不興、整頓小學校、造切音新字、勸梁啟超入耶穌教，到未來的展望，真是無話不談，甚是投機。更讓梁啟超心動的是，此時何蕙珍毫無愛戀抑鬱之態，而是滔滔不絕、長篇大論，一派大丈夫氣概。酒闌人散，終夕不能成寐，梁啟超愈益思念蕙珍，幾乎不能自持。
何蕙珍點燃了梁啟超的情感火焰，也把他帶進了困惑的沼澤。為了理想，為了信念，也為了一夫一妻製的模範表率作用，梁啟超最終理智戰勝情感，與何蕙珍以兄妹相稱。這出“檀香山戀曲”是梁啟超情感世界裏的一件大事。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青年梁啟超，看到了英雄氣概外具有細膩心靈的梁啟超。
更可貴的是，通過這件事，我們看到了梁啟超與李蕙仙的真誠情懷。在梁啟超因何蕙珍心亂如麻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自己的妻子李蕙仙訴說心事，讓她分擔。表麵上看，這不合情理，但這恰恰說明他們肝膽相照的情義。
梁啟超向李蕙仙分析了自己愛戀何蕙珍的原因，不僅是由於自己“風雲氣多，兒女情少”，何蕙珍有男兒氣，而且他希望能通過何蕙珍學習好英文，以便他將來更方便地遊走於世界。李蕙仙接到信後，心裏不是滋味，她準備將此事稟告公公。梁啟超連忙複信解釋：“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三十而立
1901年6月，梁啟超由澳洲返回日本，第二年，他迎來了30歲的生辰。30歲的梁啟超，已從康有為的“框框”中走出，並以“與康有為並駕齊驅”的角色活躍在政治、學術舞台上，引起了世人的矚目。這正應了“三十而立”的古訓，它標誌著梁啟超自我意識的崛起與成熟。
萬木草堂、公車上書時期，梁啟超是“康門高足”，他與康有為沒有大的分歧，“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時務學堂、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思想一度激變，他與康有為已有“原則”上的不同，隻是在外人看來，梁啟超仍然是康有為的影子。他偶爾的“新”觀點也被認為是康有為的想法。變法失敗後到20世紀初的幾年中，梁、康的分歧由暗到明、由隱到顯，首次公開了。這次分歧集中反映在“革命”、“保教”等問題上。
我們在介紹梁啟超與孫中山關係時，曾說過梁啟超和康有為在革命問題上有爭論。這裏再補充一些。“勤王”運動失敗後，梁啟超的情緒曾一時低落，然而當他看到清廷頑固派在經過義和團、庚子“勤王”、廣州起義等一係列的變故之後，依然沒有好轉，而且故態屢萌，舊病複發，於是他耳目所接，皆增憤慨，言論再次激烈起來。他創辦《新民叢報》，同時又辦了《新小說報》，計劃以此鼓吹革命。這種熱情一直持續到1903年的美洲旅途中，他承認中國除了革命外再也沒有出路了，仍然沒有放棄革命主張。
麵對著梁啟超通過政論、雜感、詩歌、小說等多種形式鼓吹革命，康有為當然不滿意。為了“拯救”自己“迷途”的弟子，康有為先是責備，而後婉勸，軟硬兼施，以此對付梁啟超的革命主張。
不過，梁啟超的革命、排滿主張與革命派的主張不是一回事。梁啟超不是徹底的革命排滿論者，而隻是一位改良派中的激進者。他當時主張的隻是武裝改良，推翻以慈禧為代表的清廷頑固派，讓光緒帝複位罷了。所以，在革命與改良之間，梁啟超的心裏充滿著矛盾。正是因為有這種固有矛盾，所以在康有為的指責規勸下，在漫遊美洲之後，保守性戰勝了進取性，他的革命主張又灰飛煙滅，一去無蹤了。
“托古改製”、“尊孔保教”是康有為一生的思想武器，更是為變法鳴鑼開道的急先鋒。那時，梁啟超也是因為受到康有為“孔子改製”等思想的影響，加入了萬木草堂的弟子群，並以此作為自己政治宣傳的指導思想。
他多次撰文(如《複友人論保教書》《論支那宗教改革》等)，批駁那些鄙薄孔教的言論，維護孔教的獨立地位。他認為既然西方部分國家因“以保教，而教強國強”，那麼中國也可以走“以教強國”的道路。於是他們挾“孔教”而令天下，大造輿論聲勢，大興孔廟儀俗。
不過，當時梁啟超心裏也很困惑，他承認自己采取托古改製的辦法撰寫的《古議院考》沒有根據，“自知其說之訛謬矣”。他佩服嚴複敢於說“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的膽識，等等。隻是他當時“未敢昌言之”。
流亡海外後，梁啟超讀懂了日文，涉獵了大量的西方學說，心中的困惑頓時釋然。原來保教不一定能保國，也不一定能強國，況且歐洲一些民族保教力量最強，但人皆退化、國也日衰。鑒於此，梁啟超思想為之一變，30歲以後就不再談偽經，也很少談及改製。而康有為依然不放棄這些思想，對於那些附和康有為的人，梁啟超則會站出來加以駁斥。
梁啟超對“保教”的駁難，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寫於1901年的《南海康先生傳》開始微露端倪。梁啟超在這本傳記中，飽含深情地描述了康有為的“功德”，同時也表示對“保孔教”有異議。他指出，當他開始大規模接觸西方學說後，開始意識到康有為的學說和真正的西方學說有差別。不過，梁啟超在這裏沒有進一步說明他的觀點到底如何。
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論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一文，指出人類社會是需要宗教思想的，尤其立身治事更加迫切。因為宗教思想有“統一”、“希望”、“解脫”、“忌憚”、“魄力”等功效。但是，應遵循“信仰自由”的原則，個體的信仰應時應地應人而別，不能加以束縛。而康有為的“保孔教”就是強加國民。
這一思想在同一年撰寫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中得到係統的發揮：第一，宗教非人力所能保。國家必須恃人力以保之，宗教則不然。第二，孔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第三，宗教力量在今日已趨於衰頹，“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第四，法律上主張信教自由。第五，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第六，保教之說妨礙外交。最後，他認為孔教不保，也不會消亡。與此同時，梁啟超在與康有為、黃遵憲、章太炎等人的通信中，也多次談到“保教”的問題。從中可見梁、康二人的分歧。
如果說康有為主張“托古改製”、“尊孔保教”在戊戌時期代表著曆史的進步，那麼自此以後，他仍然對此恪守不變，就反映了他的保守和落後。相反，梁啟超衝出康有為的樊籬，由“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到“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的轉變，客觀上順應了曆史的進步，也為自己的學說指出了新的方向，標誌著康、梁學派遂分。